“世界大臣”出使記
1867年，大清“外交部”總理衙門要求美國駐中國大使蒲安臣進行世界尋訪，消息一經傳出，令西方世界大為吃驚，還戲稱蒲安臣為“世界大使”。
但是，中國人有中國人的道理。道理之一是，1858年所籤的《天津條約》的10年修約之期馬上到來。而這事關列強們一再提出的、諸如外國人“幫助”中國開設電報、修鐵路乃至販鹽等要求如何應對的問題。
所以奕訴在奏請朝廷派遣蒲安臣充當使臣的奏摺裡明確指出：蒲安臣的使命是因為修約屆期，當與堅明要約”。也就是說，避免列強貪得無厭的要求，僅守舊約即可。
這樣的時機，這樣的人選，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否是清政府驚慌失措下的應急之舉。但其實早在1861年，總理衙門就動了造使的念頭。當時文祥曾對英國領事巴夏禮暗示，遣使是“最終會發生的事”，但他又無奈地說“對於像中國這樣拘禮的國家，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文祥並非空口白說。1866年，總理衙門曾做過一次小心翼翼的嘗試：讓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帶著他的私人秘書、一位年老的滿族官員——斌椿，出洋遊歷。一路上，斌椿雖為西方的鐵路、電報等新東西興奮不已，但在他的筆記中，一句讚揚的話後，一定要跟上十句譴責的話。傳教士丁韙良深知其苦衷，他說，“在當時，對西方的人或物稍有偏倚即為犯罪”。
而更為深層的阻礙是，按中國的傳統般只有諸夷來華朝貢，即所謂“萬國來朝”，而接受朝貢的“天朝”，只有在藩屬國王位交替時，才派遣使者去“冊封在以“隆禮”為傳統文化的國度裡，這樣的外交原則被極力遵守著。儘管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被迫允許讓不遵禮儀的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但主動遣使覲見外國君主，仍讓大多數中國人難以接受。因此就在斌樁出洋遠去的背後，還爆發了一場由總理衙門策劃的、在各省督撫中展開的遣使大討論。有的大臣甚至擔心，“以柱石重臣棄之絕域，令得挾以為質”
左右為難之際，總理衙門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在那份有關出使的奏摺裡是這麼說的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蒲安臣生逢其時。
大清帝國的知音
美國人蒲安臣，又是如何入選的呢？
這從總理衙門向太后的推介詞中可見一斑：“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這種說法，也可從丁韙良對蒲安臣的印象中得到印證。丁剛來北京時，在郊區的西山與蒲安臣初見。他在《花甲記憶》中寫下了他眼裡的蒲安臣：“年富力強，個子中等，略顯矮胖。寬闊的眉毛凝聚著智慧，而幽默的談吐也使蒲安臣先生顯得可親，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發現，蒲安臣總是“帶著一副明朗快樂的表情”。
總理衙門在奏摺裡還向太后提起一件事：“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原來，19世紀60年代初，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清政府曾通過當時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在英國訂了七艘船。船造好後，李泰國聘請英國人阿斯本擔任管帶，並給予他很大權限。可清政府想把艦隊置於管轄之下，讓阿斯本受江總督的節制，被阿斯本一口拒絕。英國公使布魯斯支持自己的同胞，為此降下國旗斷絕同中方一切聯繫。就在這時，中國人跑去向蒲安臣求助。蒲安臣遂與布魯斯談了三天三夜，竟說服他撤銷艦隊，同時罷免李泰國。
明朗快樂的蒲安臣，確實有著雄辯和正義的美名。這位1820年出生于波士頓的美國人，22歲時入哈佛大學法學院，26歲當上律師，之後三次連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員。他善於演講，不僅支持歐洲1848年的民族獨立運動，也譴責美國南方奴隸主虐待黑奴的行為。
1861年來華出任大使後，他又把同情延伸到中國。他回憶說：“當我於1861年抵達北京時，武力政策’佔據著主導位置。西方人普遍認為中國人是野蠻人，若想納入西方文明之內，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你必須扼住中國人的脖子。”
蒲安臣當然沒有這樣做。他的寓所常常成為公使聚會地。在公使們聚會時，他往往對其他公使說，中國“自有其傳統文化，且自視過高”，對此必須先熟知中國的傳統及文化，“切忌操切從事”。所以他的對華政策是合作1864年6月16日，他給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寫了一封信，把“合作政策”作了概括：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護我們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在純粹的行政方面，並在世界性的基礎之上，支持在外國人管理下的那個海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在那個時侯，中國的外交關係一片哀聲，這個聲明無疑要友好許多當然，這種合作，對於當時正在打內戰（1861-1865年）、在華缺乏武力支撐的美國來說，是頗有好處的。蒲安臣曾寫信告訴西華德，由於美國實施“合作政策”，受到清政府的信賴，從而大大擴大了美國在華的貿易。
信賴的高潮，則是對蒲安臣代華出使的命從棄民到臣民在蒲安臣使團裡有兩名中國成員一海關道志剛及禮部郎中孫家谷。總理衙門特意規定，蒲安臣與兩位大使地位平等。為了平衡英法兩國，又任命英國人柏卓安、法國人德善為“左右協理”。最後還有一項規定，蒲安臣所辦事件，均需諮商總理衙門，等候總理衙門來酌定辦理。對此安排，起草出使章程的總理衙門章京方浚師很是得意，他對文祥說，“蒲安臣一席，似乎蛇足。”然而果真如此嗎？
一切準備就緒。1868年2月，三位使目兩位協理，再加上包括同文館部分學生在內的約30名隨員，踏上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次出使之旅經過兩個月的海浪顛簸，他們來到美國。
在華盛頓，蒲安臣立刻拿出了他高效、有力的手腕——和國務卿西華德秘密會談。然後，《中美天津條約》的續增條款——《中美續增條約》（俗稱《蒲安臣條約》）就被擺在了美國外務部的桌子上。當美國駐華公使勞文羅斯，拿著蓋有美國外務部璽印的條約批准書來到總理衙門時，奕訴十分驚訝地說：“蒲安臣初到美國，即與議約，將至他國時，或不免再有此舉。”
按照總理衙門的規定，蒲安臣是沒有締約之權的。但僅從字面上來看，這個條約其實很不錯。條約共8個條款，第1條就宣佈租界不合法。第2條則許諾以後凡增加新的貿易規定，皆由中國來自主自定章程。接下來的3-7條，全是關於華人問題的：先是承諾中國如派駐美國各通商口岸領事，將會受到和各國領事一樣的優待，而在美華僑也不得因其異教而受苛待，同時不得非法招攬華工另外，中國可往美國派遣留學生和設立學校。
當然，中國對美國也有同樣的義務。最後則鄭重承諾：中國之內治，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
第一二和最後一條，實際是把蒲安臣原先倡導的“合作政策”條文化。而條約內佔很大比重的華人問題，卻是一個新內容。不過新內容也並不新，大約10年前，中美代表商討《中美天津條約》時，美國的一位船長杜邦向中國直隸總督譚廷襄建議，派遣領事到美國管理華人。當時丁韙良正好在場，還記下了這一段關於在美華人問題的對話。
總督：“鄙國尚無派遣官員出境之例。”
杜邦：“大洋彼岸貴國人數眾多，多達數萬人。”
總督：“吾皇治下有億萬斯民，怎會在乎漂流異域之零星流浪者？”
杜邦：“此輩大多十分富有。其於鄙國金礦淘到許多黃金，尚不值貴國對其稍加管理？”
總督：“吾皇財富無盡，又何必理會此等背井離鄉之臣民與他們淘來之泥沙？”
清政府不想保護域外華人，華人在美猶如棄兒。就在蒲安臣一行抵達舊金山，金山6大會館的負責人前來拜訪時，還向中國欽差訴起了苦，說華人在“金山挖礦之人，現約六七萬，每受洋人欺負。而該處所收丁稅，各國俱免，惟華人不免。如有爭端，華與洋訟，如無洋人作證，即不為華人伸理。此皆顯然不公之事”。
不公的背後，其實是排華。據美國移民局統計資料，1853年，人美的華人只有42名而到蒲安臣使團來此時，已有77000多人，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區。他們原本與當地人相處融洽，可隨著白種工人湧入西部，與廉價的華工產生了競爭，惱怒的失業者遂猛烈抨擊華人，西部各州的法律很快體現了這種民意，把各種苛捐雜稅加在華人身上。另一方面，美國內戰後，聯邦政府正希望引進大量廉價的勞動力。美國學者泰勒·丹涅特說：“當時，他（西華德）特別關心承包人因無法招募勞工導致太平洋鐵路遲遲不能完工這件事。中國苦力可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中美的續約，華人問題就成為很重要的一章。條約經國會通過後，蒲安臣在給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信中，帶著勝利的口吻說：“條約既是最高的國法，當可凌駕於可厭的排斥中國移民的地方立法之上。”
可中國的反應是遲緩的。1876年，成為中國首批駐外使節之一的劉錫鴻，仍對保護華人不以為然，他認為遣使只宜通好，不能像洋人一樣設立領事來保衛民眾，因為這些僑民“類皆無賴惡劣，不能謀生於鄉里，然後逃亡外洋，時有恃眾與洋人為難者，亦有犯法為洋官拘禁者。若聞中國有領事往駐，必意為保衛若輩而設”。這與20年前譚廷襄的想法，何其相似！
但幸好尚處懵懂的中國人，還是被拉入西方的公法—設領護僑的規則中。當首批駐外使領派出後，清政府和駐美大使多次援用《蒲安臣條約》，來保護華人，以抗議愈演愈烈的排華事件。當然，這是後話了。
西方人也有“道理”可講
蒲安臣在美國的順利，並不意味著他此後也一帆風順。據蒲安臣回憶，當他們剛到倫敦時，就正好遇到各國洋商向中國呈遞各種關於通商的要求。
在用炮彈敲開中國大門後，西方列強一直渴望這個古老帝國迅速“進步”，也就是接受西方文明，進人他們制定的遊戲規則，但卻未能如意，以至對中國形成一種偏見。這些偏見給蒲安臣一行帶來了壓力。在英國大名鼎鼎的《泰晤士報》甚至這樣告訴讀者中國給蒲安臣的只有一項命令：“阻止一切進步；至於其他事情，可自行決定。”
而不妙的是，在剛過去的8月，中國古老而著名的城市一揚州發生了一起教案：法國和英國的傳教士因激起民憤，被一萬多民眾圍攻。英國在上海的領事麥華陀攜幾艘軍艦，去向兩江總督曾國藩興師問罪。
見勢不好，使團也得不到英國女王的接見。
不過，蒲安臣卻沒閒著。他告訴總理衙門，來到英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結交有權的官紳商民，向他們詳細說明中國的情形，並告訴他們，使團來到這裡，無非是想與英國永遠和好、貿易興隆。自登陸歐美以來，蒲安臣還十分注意做交際和輿論工作。在美國華盛頓時，他專門告訴同行的中國使者，“新聞紙為輿論所關，善會堂乃清議所在。均須加以聯署。”一路以來，蒲安臣還安排新聞記者隨團採訪。
蒲安臣有演說家的性格，言辭易於誇張。
在紐約州州長的歡迎宴會上，他曾充分發揮這一才能。他告訴美國人，中國已經“睜開它的眼睛了……他願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他甚至頗具煽動性地說，傳教士將被邀請“在每一座山上樹立閃光的十字架”。演說動人、華而不實，卻嬴得美國各界的歡呼，也贏得國會的支持，故而條約在國會順利通過在英國，蒲安臣的話語謹慎多了，但在10月與外相斯坦利的會面中，他仍向對方保證：“如果各國與中國辦事，必須彼此商明，兩廂情願，然後辦理，不但可以永存和好並且各國貿易日能興旺。”外相聽了很高興答：“中國內地政事原當自主辦理，本不願干預。所盼中國急於自求富強之術。”
這些演說與保證，毫無疑問，給那些希望中國迅速“進步”的人帶來幻想。他在北京的老友丁韙良就不無諷刺地說：“這一可喜的景象無疑被描述為將來時態，然而富於幻想的人們以之為現在時態。”確實，後來那些“幻想”破滅的人，對這次出使橫加指責但無論如何，到了1868年12月，使團在英國的處境明顯好轉，並得到女王的接見。
隨後，蒲安臣與剛剛上任的新外相、自由黨的克萊敦展開交涉。使團裡的英國人柏卓安告訴志剛，這場談話中最緊要的，就是“駐京欽使與各口領事擅調兵船一節”。為了反對這一條，剛剛過去的揚州教案，被蒲安臣拿來辯論。最後，英國外相不得不承認，在華英官擅調兵船去威脅地方官之舉實在有欠妥當。28日外交部正式發出聲明：“今英國並無勉強中國致礙中國自主之權。切願向中國執政大臣辦事，不止與各省地方官會辦，並已札飭在中國之英國官員，遵照此章；曉喻英民不但遵守中國律例，且應盡力與百姓之輿情融洽。”
這件事著實給中國又上了一堂外交課，因為不久就發生了一起要英國人照章辦事的事情：英駐臺灣濙水領事吉必勳擅調兵船，向臺灣地方官勒索白銀。當英國政府接到清政府照會後，根據之前外交部的聲明，只能作出退款、道歉甚至撤回領事的決定。這件事讓使團官員志剛十分欣喜。他開始覺得，“英國之待中國，未嘗不體面自居，而辦事落落大方也。”甚至感嘆：“實西國通行之公法即可執此以平洋人之心矣！”
其實早在任駐華大使期間，蒲安臣就熱心於一件事—一向清政府介紹國際法，並教給他門西方的外交規則。當他發現丁韙良正在翻譯惠頓的《萬國公法》時，便十分主動地把丁推薦給總理衙門。結果，恭親王指派四位官員協助丁韙良的翻譯工作。這一舉動讓一些外國人如芒在背。當時的法國代辦克士可士吉就曾質問蒲安臣：“這個傢伙是誰？竟然想讓中國人對我們歐洲的國際法瞭如指掌？殺了他！掐死他！他會給我們找來無數麻煩的！”
從“天朝”走向“世界”
倡導國際法和遵守條約的蒲安臣，對此公法並不一味樂觀。當1870年1月使團做客普魯士時，蒲安臣曾寫給首相俾斯麥一封信，談到他對條約和國際法的真實看法。他先是表明態度：“中國政府不是希望訂立新條約，而是要求公平執行舊條約。”可對於“舊日條約”，他其實認為：“它侵犯了中國主權，也違背了國際法，因為國際法不是根據某些國家的防禦力量來衡量其權利……”之後，他筆鋒一轉，說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團得到了英美等國的廣泛支持，而普魯士是要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關係的。他暗示道，如果普魯士對華採取友好政策，就會得到中國的回報。
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回信中給予的回應溫暖人心，他說他不僅贊同“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需要一個得到尊重、具有權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而且宣稱，“北日耳曼聯邦決定，在中國政府遇有危機時給予支持，因為它的削弱，無論是廣度還是強度，都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而這顯然不利於西方的商業發展和文明的傳播。”
此時，距使團在英國的日子已過去一年。其間，他們在法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七個月的談判未換來一紙聲明，唯一值得高興的，是接到清政府批准《蒲安臣條約》的消息。
普魯士的熱情讓他們出乎意料。因為在柏林，他們受到國王威廉一世高規格的接見。《新普魯士日報》還報道了這次盛況：
剛過1:30，宮廷大臣及首席禮儀大臣封·羅就領著三輛四輪馬車，到中國代表團下榻的羅馬大飯店接他們入宮。許多王室成員和達官貴人都在場。他們來到王座前，蒲安臣先生向國王深鞠一躬，用法語致辭，轉達了中國皇帝對國王陛下及其臣民最誠摯的問候，然後他向國王呈上用黃綢布包著的國書。
這其實是“北日耳曼聯邦”外交部的第一次重大活動。這個聯邦，是一件大事業德意志統一事業中的里程碑。1866年，普魯士通過普奧戰爭，擊敗了統一事業中最大的競爭對手—奧地利，並很快成立了北日耳曼聯邦。當中國使團來到這裡時，俾斯麥讓王室在這次歡迎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想加強國王在外交事務中的地位，以利於統大業。而此時法國是普魯士在歐洲大陸的競爭對手，且百般阻撓它的統一，因此支持被它冷落的中國使團，也是孤立法國、表現與英美站隊的姿態。
對普魯士的歡迎儀式，中國成員更多的被其中的禮節吸引過去。在國王三番五次的邀請中，他們得以飽覽普魯士的宮廷禮節：鞠躬為禮，摘冠相答。
中國使者向威廉一世摘冠鞠躬的一幕若被清政府看到，想必會痛心疾首。因為在出使前，總理衙門曾給蒲安臣訓令：使團裡的國成員到了各國，不要讓他們和各國首腦相見，如果不小心碰到了，還望蒲安臣轉達雙方概免行禮。而且國書不要親遞，要轉交該國的執政大臣代遞。奕訴為此還說：“中外禮節不同，若令親遞，誠恐將來不免流弊。”
清廷擔心什麼呢？原來，按照清帝國的外交禮儀，外國使臣進京必須在所乘的舟車上懸掛“貢使”旗幟，覲見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覲見後還需立即離京，不得留駐。對於堅持不肯行禮的歐美公使，清朝皇帝就拒絕接見他們當《北京條約》簽訂後，公使駐京已成定局之際，避戰在外的咸豐皇帝就把自己放逐在熱河，直至病死，也沒見過一個不願下跪的洋人。接著，清政府又以新繼位的同治皇帝年幼為藉口把覲見問題擱置下來。可以想見，如果這次出使外國，親遞國書，並讓中國使者以西禮見外國君主，那麼在北京的外國公使，也可據此要求同等的待遇了。所以這也是遣使外國最敏感的問題，奕訴曾因此向蒲安臣強調：“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
在這個以“隆禮”為原則的國度裡，也許“禮壞樂崩”就意味著王朝衰落。丁韙良為此曾諷刺道：“接見大使的禮節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事務，全世界只有北京如此。”學者毛海建則對這個漫長的禮儀之爭，給予了同情之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此一被後人迅速遺忘的事件，實是清朝維護其‘天朝’觀念與體制的悲烈的最後一戰。”
不幸的是，中國兩大使臣之一的孫家谷，正是來自禮部的官員。但一到華盛頓，蒲安臣就帶著使團來到白宮，引薦他們與總統一一握手。對這種變化，志剛只得在日記中解釋，是因為“‘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
蒲安臣不僅帶中國使臣向各國元首行西禮，且按照西方對主權國家的要求，為中國設計出第一面國旗：大黃旗，鑲藍邊，中間繪上一條長三尺、寬二丈的龍。每次使團出行時，他都讓人在前面擎著這面龍旗。而在柏林時，龍旗還被插到中國使團下榻的羅馬大飯店屋頂上，在冬日的寒風中獵獵飛揚。
1870年2月，擎著龍旗的使團來到俄國首都聖彼得堡。可沒過多久，蒲安臣突然病倒了。據志剛的記載，他“兩脅作痛，咳而兼喘”。
隨行人員中有醫生，可外國人不信中醫。蒲安臣的夫人請來西醫調治，病情仍不見好轉2月23日，蒲安臣在俄羅斯遺然而逝志剛率領的使團，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離開俄國。後來，他們回到曾經受挫的巴黎，想實現蒲安臣未竟之志。可這時卻傳來消息天津民眾攻擊法國教會機構，造成數十人被殺。清政府為此派大臣崇厚來巴黎道歉。想談之事只怕是沒法再談了，使團只得啟程回國。從他們出發到回國，歷時2年零8個月來到巴黎的崇厚，卻遭到蒲安臣留下的尷尬。法國政府遲遲不派人與他晤面，藉口是拿破崙三世曾接見蒲安臣使團，而在北京的法國駐華公使，至今仍未見到中國皇帝。
1873年2月，當同治皇帝宣佈親政時，各國使臣又連續照會總理衙門，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欽差蒲安臣等，所至各國皆以敵體相見，彼時所有各國召見禮節，諒志剛孫家谷二大臣必行遵覆奏，尤可據者。”清政府無話可說。
6月27日，西方公使終於第一次覲見了同治皇帝，行的是三鞠躬的西方禮節。
長達十多年的覲見問題，被蒲安臣的“任性妄為”打破了。這個敏感問題掃除後，首批駐英、駐日和駐美兼西班牙、秘魯的使節，於1875年相繼被派出。大使們一路擎著蒲安臣設計的黃龍旗，遠赴“絕域”。
就這樣，中國從“天朝”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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