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高級研究員。
幾十年、上百年過後，人們會在歷史書裡這樣記載：大疫情前，如何如何，大疫情後，如何如何。疫情前後將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同這些彼此隔離的日子，你的朋友圈裡，那麼多的朋友，讓你突然感到如此陌生......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需要從精神和物質上同時做好準備，以迎接一個不一樣的時代：
去全球化，國家和民族主義盛行，信任成本越來越高，不同文化的對話越來越困難；
市場經濟收縮，消費主義基礎削弱，精緻的現代經濟體變得粗糙，線上經濟、距離經濟、非接觸經濟成為新潮；
城市化不會再高歌猛進，迴歸鄉土和安全，重尋信仰和反思存在，新實用主義氾濫；
後現代的隨性、無厘頭、無規則將被傳統的集體秩序淹沒，病毒在製造新的人際、國際交往關係，空間和距離變得異常重要，人們更信任血緣相同的族群，現代型的社會將因為疫情被再次解構；
如何定義“戴口罩的人”，將成為存在主義新的哲學命題......
一、大疫情塑造的歷史：現代性的再次解構？
史無前例的大疫情還在進行中，已經有學者迫不及待的構建敘事話語。他們將“新冠疫情”稱為歷史的分水嶺，如同人們在敘述近現代歷史時，一般將“二戰前”和“二戰後”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所以接下來的敘事習慣裡，將會有“新冠疫情前”和“新冠疫情後”這樣的區分。
當一切成為歷史的時候，時代的斷層線才會“涇渭分明”。也不用感嘆這麼多的“活久見”，人類社會從來就是如此。只是因為你此前所處的時代，歲月靜好的太久。
命運的走向總是悄然變化，轉折點只是書寫在大歷史中。身在其中的人們，往往具有先天的鈍感，這或許是一種保護，否則每天置於宏大動盪中，渺小的個體該如何承受。但這個蔓延全球的病毒，所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巨大，足以作為歷史敘述中的標誌性詞彙。雖然，它只是加速了時代的劇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大變局。這些影響的確是聲勢浩大、立竿見影，比如疫情帶來的傷病死亡、經濟停擺和金融動盪，這些變化如同戰爭一樣實實在在。而另外一些變化，深遠的、潛移默化在時代記憶裡的，隱藏在長波週期和文化意識裡，悄悄的為時代註腳，然後有一天突然走上歷史舞臺，成為主角。
從某一個角度來說，人類歷史是由災難塑造的，瘟疫可以改變社會和政治形態的演變進程，《瘟疫與人》對此有系統的研究，比如大瘟疫與極權政治、宗教禁忌、社會等級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大型動物的死亡，人口數量的增加，促使人類進入人口密度更高的農業社會，從此瘟疫就如影隨形——這種看不見的病毒，在顯微鏡誕生之前，在古時代是神秘和鬼魅的。從生態學來說，這是在人類進入生物鏈金字塔後，大自然的一種平衡方式。這也是馬爾薩斯陷阱的邏輯。而無論是雅典大瘟疫改變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局勢，還是古羅馬大瘟疫改變的帝國運數，誰也說不清究竟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戴口罩的神像讓人反思終極問題
十四世紀的歐洲黑死病造成了超過1/3人口的死亡（大不列顛地區死亡了一半），導致勞動力奇缺，三分之一的土地無人耕種，人力成本陡升，租賃制替代農奴制，為圈地運動以及之後的工業革命埋下了伏筆（勞動力奇缺倒逼資本形成）；而大量天主教神父和其他教職人員的死亡，只能讓年輕的教徒匆忙補缺，這些人大部分並不像以前的神職人員那麼虔誠，舊傳統和公共禮拜儀式的衰微，這也可能埋下了兩個世紀後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的種子（見[英]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凱，《黑死病——大災難、大死亡與大蕭條》第10章）。而這些，又集體構成了現代性的開端。
災難或危機塑造歷史的邏輯，有點像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沒有人性溫度和人文關懷的強權論和宿命論（木心說超人哲學不可說）。的確存在這麼一個規律，存亡興衰，王朝更迭，在大歷史的時間線上合合分分、起起伏伏。每一次大的災難，無論是戰爭還是自然災害，在毀滅和製造悲劇的同時，也在孕育著新生。亞里士多德說戰爭是萬物之母，尼采說悲劇誕生後，超人賦予大地以意義，災難正在塑造強人意志。二戰之後，無論是工業文明（計算機，網絡和新能源），還是制度文明（全球秩序、獨立運動和民主化浪潮），都可以溯源到戰爭和災難的“賜予”。也是從二戰之後，人的後現代性變得更加突出。
大瘟疫或許只是一個巨大的導火索，加速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自二戰以來形成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秩序。這個論斷可能有點大，但是我冒險做出這個論斷。以科技為豪的現代人，自以為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的現代人，沒想到在一個看不見的病毒面前如此無能為力。人們必須告別，不管是暫時的還是漫長的，必須告別代表後現代性的生活方式——結束誇張表達，戴上口罩千篇一律；結束社交狂歡，人與人之間必須保持距離；結束狂熱的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迴歸森嚴的戰時秩序和沉默的隔離空間，迴歸與自我的相處與和解，迴歸家庭和陪伴，迴歸古典和樸素。樂觀的說，是迴歸海德格爾式的詩意棲居的空間，迴歸詩與思的世界。
而代表後現代主義的物質景觀，天上飛的、地下跑的，也暫時安息：一切彷彿回到了太初，回到曠野的宗教寂靜裡。當後現代的人類開始隱居的時候，大地開始呈現出意義。據科學家統計，在人類經濟活動停擺的幾個月裡，因溫室效應造成的溫度上升竟然有所緩解，空氣和水的質量明顯變好。令人吃驚的是，近半個世紀因空氣汙染看不到蔚藍天空的印度，突然有一天在遠方看到了從沒看到過的喜馬拉雅山！這種神諭式的圖景，究竟意味或預言或警示著什麼？作為現代後現代的工業人、科技人、經濟人，是被什麼矇蔽了眼睛和心靈？這樣的存在主義拷問，可能就是大疫情作為歷史分水嶺的心智基礎。疫情越是遲遲不消散，或者反覆出現，這樣的問題就越是逃脫不開，最終也就導致了疫情前、疫情後的歷史分野。
疫情期間，印度人驚訝的看到了遠方的喜馬拉雅山
二、大疫情前後的割裂與對立：時代的清算？
不管承認不承認，願意不願意，或者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個時代過去了。自二戰以來的歷史運數上升期，到今天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並不是說運數衰落，而是要進入一個碰撞、衝突和紛亂的“三國時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新舊力量需要在較量中實現新的博弈均衡格局，而相對於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才是真正的決定性力量。大動盪的時代，是再平衡的時代。二戰之後，有四股潮流在全球興起，浩浩蕩蕩，順者昌逆者亡，分別是：
1）工業化。二戰後，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成為戰爭後國家的第一主題（中國建國後的重大任務是工業趕超英美）。發生了兩波工業革命，電氣革命基礎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工業化浪潮，現在處於第四次的信息化浪潮中。工業化無關體制，前蘇聯的計劃體制，在一段時間內曾實現了巨大的工業化成就，但終究在第三波和第四波工業化浪潮的交接時期走向崩潰。中國也在改革開放後真正引爆工業革命，現在處於舊的重工業產能出清和新一輪產業升級的疊加進程中（見趙建，《中國的工業革命》，《經濟研究參考》，2019年第6期）。可見，市場經濟才是推動工業化的基本力量，但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不能忽視計劃體制下的國家動員能力。
2）全球化。戰爭重塑權力格局，世界大戰重塑全球權力格局。二戰後，建立在《雅爾塔體系》上的全球秩序形成，聯合國，世界銀行，IMF，關貿總協定及以後更加普世的WTO，解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的WHO，以及近幾十年為解決金融危機、氣候變暖等共同問題的各種全球治理框架（比如巴塞爾協議），G20等。在這些全球秩序構建的基礎設施上，各國經濟貿易往來日益頻繁，產業鏈和供應鏈在全球化基礎上變得更加細分、精緻和複雜，經濟效率大大提升，開放式經濟體的形成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長的低通脹、高增長時代之一。地球變得越來越像一個村落（地球村），移民、跨國公司、留學、國際旅遊等成為風尚，文化產品也在全球流行、兜售。在這樣的大趨勢中，民族的、國家的，與普世的、國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碰撞，雖然無時無刻，但都被大浪潮所掩蓋。不同種族、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之間變得更加友好、寬容和開放。
全球產業鏈參與度在不斷下降
3）民主化。迄今為止，民主化經歷了三個“長波”，第一次民主化長波：1828年－1926年，起源於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波民主化：始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最高潮是蘇聯的解體，及眾多國家的傳統體制的解體，“國王”們被送上法庭或屍橫街頭。然而最近幾十年，據民主之家的統計，民主化浪潮有退潮之勢，民主國家的數量在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流行的“強人政治”（普京式）。用福山的政治理論來說是“民主政治的衰退”。
21世紀以來民主化浪潮有退潮之勢
資料來源：《民主化第三波：數量背後》，約根·莫勒等，2014年。
4）現代化。現代化、現代性是一個更加泛化的定義。二戰之後，建立現代型社會，在各個層面實現現代化，是各國普遍的目標。更深一層的則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性反思，19世紀末以來對現代性的解構和後現代性的建立。社會科學上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人的價值的重新確立，自由主義和注重表達自我，現代性深刻的改變了人文社會景觀。
然而19世紀末以來，對理性的質疑和存在的迷茫，無厘頭、虛無主義的泛濫，對現代性解構以後，後現代沒有完全重構世界。當傳統的形而上學二元結構被尼采顛倒，對存在的思考開始勝過本體，只有在者言說存在，思和詩的授予性復興第一哲學，語言作為經典哲學中的形式反而成為存在本身（詞語破碎處沒有存在，海德格爾）。後現代性解構了一切，虛無主義無時無刻不在侵蝕著人的精神世界。弗蘭克爾說從後現代的藝術作品裡（抽象派、野獸派類似幼兒塗鴉，重金屬搖滾樂的嘶吼），看到了人類精神世界的失落、迷茫與墮落（弗蘭克爾，《烏托邦與悲劇》）。
既然遺失了本體和彼岸，人們只能在狂熱的消費主義，購物節，狂歡節，金融對賭，資產泡沫一夜暴富的物質幻覺中，找回短暫的“存在感”。與每隔一段時間出現的金融、經濟危機相比，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一直都存在。
看似隨意塗鴉的野獸派（野獸派代表馬蒂斯作品）
正是這四股趨勢，塑造了今日之世界。然而最近幾年，確切的說應該是從美國次貸危機之後（金融民粹主義泡沫的一次破滅），趨勢就正在發生變化。巧合的是，美國特朗普上臺和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啟（驚訝於同時），加速了拐點的到來，直到疫情的爆發，歷史的鉅變正式顯現。如果上面的四股浪潮是疫情前的世界，疫情後的世界將大不相同：
1）雖然信息革命、數字革命的工業化仍在推進，但核心的矛盾是上一輪工業化浪潮的清算，即過剩產能和過高槓杆的出清。歷史經驗表明，每次新舊工業化浪潮或康波的交接時期，都容易發生歷史大動盪。疫情過後，過剩的舊產能如何消化和輸出，過剩的債務如何化解，為拯救經濟推行的貨幣大寬鬆如何轉嫁，是各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從1929年大蕭條的歷史經驗看，以鄰為壑，重商主義，國家間摩擦，甚至是用戰爭來解決過剩產能的極端情形，為現在發生的事態走向提供了線索。我們不認為這次危機會像大蕭條那樣嚴重，但是在各國競相用債務刺激國內經濟，競相轉移過剩產能的過程中，不排除偶然的全球極端事件發生。
疫情期需求急劇塌縮帶來的產能過剩危機
2）全球化加速退潮，除了客觀上疫情原因導致的全球供應鏈斷裂外，各國之間因疫情發生的文化撕裂和意識形態間隙，正在導致進一步的去全球化。人們驚訝的發現，在看不見的病毒面前，全球產業鏈和各國關係如此脆弱，國家友誼看上去地久天長，實則不堪一擊。而疫情爆發後，各國深陷危機，本來這個共同問題需要全球共同面對，可惜的不是各國之間的並肩作戰和同仇敵愾，而是互相埋怨和指責。
拿美國來說，過去普世價值體系下對人類終極命運關懷的大國氣度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國家主義和沙文主義。撤僑、封國等隔離舉措在全球的運用，背後是升騰的國家、民族甚至是種族戾氣。而文明之間的隔空對話，雞同鴨講，又進一步加重了這個隔閡。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半個多世紀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和矛盾，已經積重難返：貿易失衡、環境汙染、貧富分化、意識形態矛盾等等，才會導致疫情這樣的全球災難發生後，各國關係出現了逆向選擇，不是合作，而是割裂，轉嫁矛盾。
3）疫情爆發後，人們可能不再用是否民主來評價一個政治體系，而是更加看重國家能力和實際治理成效。這在中國得到了較好的證明，14億人口的大國，竟然能在兩個月內將疫情控制住，充分利用大國優勢集中支援重災區，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蹟”。當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但總體來看值得肯定。另一個角度，用主流的政治學思想來評定，民主也可以塑造更加持久的國家能力，雖然其廣受詬病的權力制衡和否決政治，對處理疫情這個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是到最後仍然可以表現出充分動員社會、社區、市場等非政府資源的分佈式、自組織能力。然而，這次疫情的影響太過猛烈，深深的烙在各國的集體記憶裡，從而產生更多的對集體主義和國家能力的依賴。因為與民主相比，這些能帶來更加實在的安全感。而且，21世紀以來民主化的退潮，在這次疫情過後可能更加加速。
美國的特朗普現象更多的是代表“民粹主義”，桑德斯雖然退出，但是他的選票令人吃驚的顯示了美國人對社會主義的熱情。在衰退的政治能力面前，民眾可能更加需要強人政治（新加坡模式的泛濫？）。4）現代性將被再次解構，“戴口罩的人”將成為存在主義詩與思的新主題。這代表著什麼，在狹小的隔離空間裡，現代人將如何重新定義存在？如果人與人之間不能聚集，城市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所有的活動搬到了線上，虛擬世界是否對現實世界進行全面的接管，莊周夢蝶的自我質疑將不斷縈繞在現代人的心頭？在瘟疫籠罩的城市上空，後現代主義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張揚與無厘頭？末日狂歡還是重回田園？重新學會與自己相處，是現代人面臨的又一次重大抉擇，也是對過度消費、過度自我消耗時代的一次“大清算”。
三、疫情新常態與債務型經濟：帶病生存的金融世界
如果疫情長期存在或者不定期爆發，本已脆弱的債務型經濟該如何存續？
對經濟學的研究來說，一般在描述大的事件衝擊時應儘量保持克制——宏大敘事是語言和邏輯的雙重加槓桿，雖然也有必要，但容易走向複雜現實過度線性化的危險（民科現象）。同時也要堅持熊彼特的“邊界分析法則”，即在解釋一個經濟學現象時，不斷層層解析，直到觸碰到非經濟學解釋，無論是政治學、社會學，還是歷史學、心理學，才算窮盡經濟學框架的邊界，不再是“用現象解釋現象”、“用問題轉移問題”的語意重複與邏輯取巧。
面對疫情，經濟學的思想庫和工具箱並不匱乏，衛生經濟學早已建立成熟的範式，傳染病或疫情經濟學算是一個分支。但是，面對這一次史無前例的大疫情，傳統的衛生經濟學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了——它既無法完全解釋疫情發生的前因後果（當然這可能不在其研究範圍），衝擊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也無法預測疫情對人類命運的改變。單純的經濟學，如果缺乏對歷史和社會學的洞察，將無法回答新冠疫情何以成為歷史分水嶺。
這促使我們冒險拓展分析範式，“野心勃勃”的構建一個更大的動態系統，將更多的外生變量內生化。這個範式拓展的冒險之處在於，所構建的邏輯更多的是基於有限事實基礎上的思想實驗，很難進行“科學範式”下的假設檢驗。但是，這個缺憾並不能阻止我以假說或猜想的形式提供某個視角的觀察。事實上，就連為經濟學科學提供實驗方法而誕生的計量經濟學，也無法提供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式證偽”。否則，經濟學就不會有如此多的思潮紛爭。
範式的轉換並無太大的特別之處，可以說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在結構上的拓展，建立一個將諸多外生變量內生化的大系統。這在技術上是令人絕望的，尤其是對習慣於求均衡解或穩態路徑的經典經濟學模型來說。假如這個範式將瘟疫等自然災害，看做是債務型經濟的內生衝擊，是經濟本在不穩定的另一種形式，那肯定會引來巨大的質疑——在經濟與自然災難之間，是否存在一種神秘主義的玄學邏輯？
答案或許依然在經典的經濟學系統論範式之內——新冠疫情也將可能成為經濟史的分水嶺，因為它終結的是長達半個世紀的超級債務週期，以及這個週期中製造合成“人工債務病毒”的始作俑者——超級央行（大量的有毒資產附著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其中的邏輯脈絡沿著以下展開：
1）經濟系統運行摩擦產生的熵增，並不會憑空消解，它會不斷累積或者向其它子系統轉移。這或許可以表述為“風險守恆定律”，除非產生新的“創造性破壞”，通過提高潛在生產率來產生熵減（能量），消解掉過去累積的熵增。我之前的一篇學術論文《中國經濟波動被“熨平”了嗎？——現象、機理與影響》，提出了這種可能的轉移機制，那就是：
2）由於逆週期政策和國家金融能力的不斷強化，一旦經濟發生危機，政府就會採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最終導致經濟體系的波動不斷向金融體系轉移。這是“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的一個腳註，也就是金融體系成為了現代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緩釋工具。金融加速器既放大了波動，同時國家金融資本的干預又承載了波動——不過是將宏觀風險成本向未來攤銷。然而：
3）在不斷解決經濟危機及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金融資本在國家的不斷賦權下，具有了強大的自發性和自組織能力（脫離實體）。它以系統性風險綁架了以央行為代表的公共資源，也將金融和財政綁架在了一起，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從國家剛性兌付中獲利的道德風險成為一個系統性的大宏觀問題。從某種意義上，央行已經成為金融集團的“最後貸款人”，“最後交易商”，以及音樂停止後的“最後買單人”。金融資本主義成為一種更加隱秘的掠奪工具，它在製造風險的同時，也在製造業史無前例的兩極分化、金融托拉斯、相對貧困和國家及階層間衝突，這就導致更大的風險轉移：
4）如果國家意志總是人為干預不允許金融風險出清，不允許總量危機，那麼不斷積累的結構問題將引發結構危機。結構性危機無法用傳統的總量政策工具解決，危機最終會在非經濟和金融領域爆發，此時將會發生重大的範式變遷，即金融風險異化為外部衝擊（戰爭、動亂、瘟疫等），回過頭來反噬經濟金融系統。在此範式下：
5）傳染病毒也可以看作是金融和經濟無法出清，自然生態資源通過病毒來進行再平衡的過程。《瘟疫和人》中用翔實的史料佐證了幾萬年來自然生態這種平衡機制的存在。即使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也是結構性危機引發的社會病態，這就重新回到了4）的論證。其實也沒有那麼玄學，只要將自然生態看作是與土地、石油等類似的基礎資源，一切就可以在經典的經濟學模型中做出解釋。與石油和土地相似，如果短期內攫取過度，生態資源也具有不可再生性（來不及消化） 。生態資源的衰竭就是氣候的變化，地震、山火、蟲災，瘟疫等出現，以抵抗人類過度亢奮的經濟攫取。而人為製造的超級債務週期，就是一直在製造這種過度攫取——經濟危機本來是讓自然生態自我修復，但是人為製造的超級債務週期阻止了這種自我修復，所以也就有這樣的終局。
美聯儲又一次史無前例大擴表
如果沒有疫情，債務型經濟或許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美國的股市和中國的房地產，也可能一直漲下去。疫情爆發之後，被賦予超級貨幣發行能力的央行，會再想盡辦法將病毒製造的經濟衰退風險轉移到金融領域，繼續用總量來掩蓋結構危機。
不到一個月，美聯儲已經擴表40%，表外更加的龐大，接近無限的救濟。但已經江郎才盡的央行，在疫情造成的經濟斷裂帶，並無法立即帶來彌合和治癒。她所能做的，只是延緩危機的發生，並將小危機積累成大危機。
未來的金融世界將是什麼景觀？在我們新構建的包括生態資源的新範式裡，最好的答案應該像日本，或者其它一些宗教國家，資產負債表幻滅引發的長期大衰退，在社會文化層面引發了極簡主義、斷舍離、宅文化等最大化節約生態資源的模式，以及出生率的下降和總人口的減少（這個未免殘酷）。對於一國的經濟來說，這恐怕是個噩夢，但對於大的生態系統來說，這可能是大自然天地不仁以再平衡人與自然關係最溫和的方式之一了。
寫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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