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赖于罗马帝国特殊的政治土壤，与帝制一起处处彰显“罗马特色”。
首先，近卫军的“罗马特色”。纵观帝国历史，近卫军难以驾驭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仅见”，但追问源头，无论如何离不开罗马帝国及其帝制。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间，历代帝王中出身武将居多，文臣稀少，三世纪危机期间“军营皇帝”即是缩影。吉本认为，从奥古斯都至康茂德二百多年的帝国政府是“军政府”。吉本的观点值得商榷。至少在近卫军存续期间，罗马帝国称不上纯粹的军事帝国，帝国政权不是军人政权，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数皇帝拥有军事(将领)背景也是事实:与近卫军、军团难以割舍，主动取悦军队者不乏其人，导致罗马帝制与军事性质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帝国时代，虽各类对外征服战争减少，内战不及共和国末年频仍，并不意味着军队的镇压、侵略、威慑等武力职能淡化或削弱，巩固、维护皇权和帝制军队、近卫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从前。综合近卫军数百年间的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不难发现，帝制创建者奥古斯都不仅需要近卫军保卫宫廷，而且不乏加强军队整体实力之意图。与传统的罗马军队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帝的御林军，合法地驻扎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唯一性、特殊性使近卫军不难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无计可施。言称所有皇帝都放纵近卫军，不免武断，但多数皇帝、帝国制度对近卫军缺乏管束，助长了近卫军的气焰却是事实。
其次，皇帝与近卫军稳定关系失衡及其后果。正常状态下，近卫军与皇帝应保持一种主仆之间的稳定关系，且对主子唯命是从。然而，在罗马帝国，近卫军率先打破了这种稳定，应有的忠诚荡然无存，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随之失去了某种平衡和稳定，政治天平向近卫军倾斜。王位频繁易主，短命君主迭出，映射出帝国政治弊害与政治失衡的内在关联。在罗马帝国，无人将近卫军视为独立的政治势力，或组织系统完备的政治派别，但皇帝倚重，被赋予的一系列军队职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国事职能，军队的威慑力等，增加了近卫军的政治砝码，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卫军倾斜，刀剑对政治的强制性和压迫性逐步升级，正常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
这种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倾斜”，总是以牺牲帝国安宁乃至让皇帝成为牺牲品为代价的。帝国常因近卫军干预帝位传承发生内乱、兵变，多次遭遇兵燹之祸，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既是社会的、经济的，也是政治上的。罗马皇帝与近卫军“变异”的关系是历史上少见的，由此产生的各种偶发、频发性消极结果及其特点也少之又少。
再次，太多“外力”作用的非正常帝位传递。罗马帝位传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数情况下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元老院的提名与确定、军队的选择占据主要内容)，而不是依“内力”—血缘依次延续。“外力”否定了血统和出身，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以近卫军为代表的军队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预，为本应有章可循的继承秩序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其实，这种“外力”不仅源自近卫军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罗马人民”的意愿等，又何尝不是政治性质明显的“外力”。
正是由于“外力”太多，导致“困扰罗马帝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持续不断的帝位更替。帝位传承从未正常进行……”“持续不断”揭示了“外力”作用的常态化，以及人为制造的种种变故的经常性。“从未正常”似有以偏概全之处，但总体趋势是，非正常多于正常。无论“持续不断”，抑或“从未正常”，近卫军为始作俑者之一罪责难辞。罗马帝国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家天下王国，数十位元首、皇帝多半以非嫡传身份“紫袍”加身。
自公元96年多米提安被杀后，“元首制已无法沿着王朝的脉络继续下去”。从奥古斯都到奥莱利乌斯近二百年时间里，不存在连续不断的王位传递。究其原委，盖因近卫军、军队蓄意干预，横生枝节变故，致使“皇位继承问题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尤其在三世纪危机期间已经毫无规则可言。结合本文所论，在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卫军无疑是重要的、罗马城中其他诸种“外力”难以匹敌的一种力量。罗马帝国帝位传递过程中，压倒性的“外力”切断了皇统和嫡传，打造出帝制的“罗马特色”，近卫军则推波助澜，使这一特色愈加鲜明。最后，近卫军的政治角色来自源远流长的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和历史基因。
共和国伊始，罗马军队便通过多重路径参与政治，军队成员直至君士坦丁践位，以公民为主体的时间居多。公民本身是政治概念，公民兵—武装的公民—定义的政治倾向不逊于军事含义。共和国末年的内战，军队投身政治斗争，以及对政治毫无遮掩的压迫性开启了罗马历史新的一页。此间，罗马政坛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头，悉数为军事枭雄，凭借军队傲视群雄，苏拉、恺撒、“后三头”无一例外。军队在权力争夺厮杀中，用刀和剑表达政治意愿，协助多个军事将领独裁罗马，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局走向。
从国家制度层面，帝国终结了共和国，而帝国的军队却是共和国军队的延续与发展，共和国军队变身为帝国武装力量，军队左右政治的影响力随之延伸至帝国时代，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比如，共和国时期军队追随将领争权夺利大多拥有派别、集团归属，政治目的清晰，近卫军则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制造混乱和杀戮，并不倚傍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确，但行为的指向性、结果属性绝不会与政治脱离干系。肩负特殊职能的近卫军正式诞生于帝国时代，而就参与政治而言，与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没有质的区别，近卫军在帝国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袭的是罗马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仅仅是过程、目的存在差异。
与历史上参与政治的公民主体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家卫队，与共和国时代的公民兵集体截然不同。近卫军卷入政治生活形式上是传统的延伸，但近卫军突破了“参与”的界限甚至极限，“变异”了历史基因，空前地强化了自己的政治角色。
帝制、近卫军对“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而言可谓新事物，但“罗马特色”、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却不是“新生事物”。近卫军的建立为罗马军队增添了新成分，也给帝国增加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312年，君士坦丁将近卫军遣散，拆毁了近卫军作乱的根据地近卫军军营，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帝国一大隐患，近卫军的历史连同自身的政治角色一并画上了句号。君士坦丁缘何裁汰近卫军，未见到古典史家的详细议论。后世史家多以历史上近卫军胡作非为、屡生事端为依据，肯定君士坦丁的举措。
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变迁起伏波折，折射出近卫军作恶程度与历代皇帝的掌控能力成反比。一位学者在论及近卫军193年“拍卖帝位”行为时指出:“近卫军必将为干预帝国政治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高昂的代价”即是最终遭废弃。是近卫军疯狂至极，罪有应得，还是君士坦丁“英明果断”?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笔者以为，关键之处在于，近卫军利用种种历史和社会条件，放肆地膨胀了自己的政治角色，直至君士坦丁无可容忍，将其彻底终结。
元首制的运作、宫廷安危有赖于近卫军，罗马城安全和有序，近卫军绝非一无是处。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真正搅乱政局，酿成灾祸亦未贯穿史册，只是由于近卫军种种消极表现后果严重，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影响恶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作为，最终导致恶名远播，因此，历代史家多对近卫军评价较低。但也应关注，近卫军与皇帝构成了一个矛盾体，“没有皇帝，近卫军一事无成”。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深层次原因无疑源自元首制，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悖论也由此展开:近卫军本是皇帝的鹰犬，却时常将皇帝送上断头台;作为军队的近卫军理应是国家安宁的重要保证，却动辄成为动荡、内乱的源头;一方面对帝国安宁有过贡献，另一方面，则因恶意废黜当朝皇帝拥立新君主破坏帝国的政治秩序。种种悖论反映的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悖论，验证了近卫军是罗马帝政的重大弊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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