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近代的全球贸易和物质交换中，瓷器，是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商品。瓷器在中外物质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绝不逊色于丝绸，但是，它大规模进入全球贸易的时间，远比丝绸要晚，大约是公元8、9世纪时候的事情，相当于中国唐朝的晚期。关于瓷器的故事，我们就从一艘沉船的发现说起吧。
沉没的阿拉伯商船
20世纪90年代，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的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有渔民发现，在撒网捕捞的时候，渔网常常会带上一些瓷器残片。这样的事儿多了，当地人就传说，说很久以前，有一艘古代中国的商船，就在这片海域沉没了，船上满载的珍宝，就被埋在海底，要不然，捞上来的瓷片又是哪里来的呢。
1998年，德国商人蒂尔曼·沃特方（Tilman Walterfang）经营的打捞公司闻风而至。这位德国人原本只是一家水泥厂老板，有一次，他和工厂里的印尼工人闲聊，偶然听到这个传说，对方信誓旦旦地说，勿里洞岛的人经常捞上来一些东西，恐怕沉船宝藏的传说，八成是真的。沃特方这才决定冒险来印尼海域寻找传说中的沉船和宝藏。
着实令人意外，勿里洞岛的沉船传说，居然是真的！在短短三年内，沃特方就连续发现了三艘不同时期的古代沉船，明代的鹰潭号沉船（Intan Wreck）、宋代的马热尼号沉船（Bakau Wreck），还有最后一艘，就是让他在世界考古界和收藏界蜚声遐迩的“黑石号”（Bati HitamWreck）。
“黑石号”沉船发现的位置，距离勿里洞岛海岸不到两里，附近有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这船可能是触礁了才沉没的，所以就取名“黑石号”（Batu Hitam）。
这艘船在海底沉没了一千多年，可是木质的船体，还有船上的货物却保存得相当完好。从1998年秋天开始，沃特方的公司用了一年时间，陆续打捞出6万多件文物，有珍贵的金银、玻璃、还有最多的陶瓷器物，种类十分丰富。特别是有一件考定为长沙窑烧制的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题记。考古学家结合其他证据认为，这很可能就标志了“黑石号”的大致沉船年代。
“宝历二年”是唐敬宗李湛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826年。这一年的十二月，一生宴乐无度的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年仅十八岁。他的经历反映了宦官专权、朋党纷争、藩镇割据的晚唐乱象。不过，也就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瓷器大踏步走向海外。
“黑石号”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绝妙例证。
“南青北白”
回过头来，我们先说一点瓷器的基本历史吧。瓷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还有一些争议。有人说商周时期就有了，那是在陶器基础上改良原料和窑炉温度，烧制出的一种带青色釉的“原始瓷器”，外型上很像当时的青铜器。
再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摸索和进步，到汉魏时期，瓷和陶不再合窑烧制，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瓷器。瓷器整体有比较均匀的上色，胎体和釉色层结合紧密，色彩光亮透明，随着工艺的发展，又逐渐出现了青瓷、黑瓷、白瓷、黄瓷等等。其中，青瓷工艺出现最早也最成熟。
不过，要精准地烧制瓷器的颜色，化学一定要好。我看到2019年高考的化学题，有一个问题就问，瓷器的青色是来自氧化铁吗？错，来自氧化亚铁。
你还得知道，这是因为上釉的时候，釉里面有铁，是因为控制了窑里面的空气、温度，人为制造一氧化碳，把氧化铁还原成氧化亚铁，才能形成天青色。多一点、少一点就泛黄或者变黑，当然也可以用来做黑釉瓷。
而北方的白瓷，就是反过来，从原料到烧制过程要控制含铁量，避免氧化，瓷器最后就是雪白的。后来，人们还烧制青白瓷，青色里面透着白色，白色里面还得透着青色，显然对工艺的要求就更高了。
长话短说。到了唐代，河北邢州窑率先烧制出高质量的白瓷，才大致发展出“南青北白”的格局。也就是说，南方各窑口烧的瓷器，多是釉色为青色的瓷器，而北方各窑口的产品，多是光洁明亮的白瓷。
由于窑场取用的原料和采用的工艺，往往因地理区域而存在差异，烧造出的瓷器的外观也就非常不同，所以习惯上，哪里生产的瓷器，就以这个地方来命名。
比如，唐代越州地区烧造的瓷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上虞、宁波一代），就称为越窑瓷器。这种瓷器釉色淡青，冠绝全国。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里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许浑的诗句也提到“越瓶秋水澄”，意思是越窑烧造的瓷瓶，颜色仿佛秋水一般澄碧。唐代“茶圣”陆羽在泡茶之余，也很注重泡茶的器具，他在《茶经》里就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除去陆羽自己对越州瓷器的偏爱，不难想见这两种名瓷在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受追捧的程度。
说回黑石号。从“黑石号”打捞出水的瓷器，林林总总，有200件越窑青瓷、200件白釉绿彩陶、350件邢窑和巩县窑白瓷、3件巩县窑青花瓷。其中，比较精致的应该是用于外交的礼品，“黑石号”恐怕不是一艘简单的商贸船。不过，让人最惊叹的是，上面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这引起了大家对长沙窑的关注。
出口主力军－长沙窑
长沙窑，又称铜官窑，在今天湖南省境内，也是晚唐时期享有盛名的瓷器产地。国内外有很多地方都出土过长沙窑，国内比如说有扬州、宁波和广东，出土得比较多，都是外贸海运比较重要的城市地区。
海外近的有朝鲜、日本、泰国、菲律宾，远的有伊拉克、沙特、还有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其中，伊朗出土的量很大，包括它的港口城市西拉夫（Siraf）,当年许多阿拉伯和波斯都是从这个波斯湾东岸重要的港口启航前往东方。说起来，最早发现西拉夫的长沙窑瓷器残片的，还是那位多次来过西域的考古学家斯坦因。
长沙窑的主打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器，黑石号上大量的都是碗、盏、壶一类，也有文具用品，包括镇纸、砚滴、笔洗、砚台，还有各类的雕塑玩具。除了种类繁多，长沙窑作为主要用来出口的瓷器，非常懂得为了海外市场，灵活调整制造工艺，专门用于大批量出口，而且还善于迎合海外消费者。
比如，“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碗，有的在碗底写着阿拉伯文的“真主”，还有歌颂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抽象符号！我们讲过的丝绸样式联珠纹，换到了瓷器上也是流行的装饰。一个碗上还写着“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为自己的字号打广告，这和现在某咖啡店的杯子上大写着自己的品牌名称，印着美人鱼的logo，是一个道理。
有趣的是，很多瓷器上还有民间流行的小诗，比如传唱很广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这首诗歌最早就是在长沙窑的诗文壶上发现的，连《全唐诗》里都没有。
繁荣的海港与海上运输
我们再说说“黑石号”海船和它的遭遇。
瓷器的对外出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和丝绸不一样，瓷器很重，又易碎，虽然也可以通过陆路运输，但非常不方便，单是打包就很费功夫，可能先要用黏土把瓷器包裹起来压实，再用好几件瓷器合起来制成一块大黏土，再干燥压实，然后用稻草捆扎，以便缓冲长途运输过程中的颠簸碰撞。等到达目的地后，便将黏土放入水中融化，取出瓷器。
这样笨重的运输方法，显然会给穿越亚欧大陆腹地的驼队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一旦半途瓷器意外破碎，商人便可能血本无归。相比而言，走海路运输瓷器就好很多，起码一次性的运输量就多不少。
瓷器在8、9世纪走向海外市场，其实是与唐代以来海上贸易的繁荣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港口，比较有名的有广州和泉州，那“黑石号”究竟是从哪个港口满载这些瓷器、扬帆出海的？学者认为，有三个可能的港口：扬州、广州和巨港。扬州最为可信。
首先，唐代扬州不光丝织业发达，交通上也是四通八达，是唐代内地的水陆交通枢纽、繁华的商业中心和外销港口。如果你在当时的扬州，可以去的地方就太多太方便了。从扬州经长江出海，可横渡东海，直通日本；也可东出长江口，经明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贸易；还可以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经楚州，出淮口，抵达高丽、新罗。
除了交通便利，当时的扬州也是国内外瓷器销售的集散地，像长沙窑这样主要是为了出口的瓷器，应该主要从扬州离境，登上扬州港口聚集的，来自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船。所以说，“黑石号”很可能先在扬州装载了一批长沙窑瓷器，然后沿着海岸线抵达明州、广州等地停靠，再装载一批越窑瓷器，最后踏上南海航线，最后在勿里洞岛附近遇难沉没。
第二种可能性是在广州。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里不多说。还有学者推测，“黑石号”上的瓷器，是分别从不同途径被运到“室利佛逝”的中转贸易港——巨港，而黑石号正是在巨港装载了全部货物然后出海的。
那么，“室利佛逝”是哪儿呢？“黑石号”沉没的地方，也就是勿里洞岛，在唐代属于室利佛逝，一个从唐代以来就是南海地区的大国，首都在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占碑。这个国家，北控马六甲海峡，南扼巽地海峡，7至13世纪是南海的交通枢纽。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南海诸国的海舶，无不汇聚于此。“黑石号”上的越窑青瓷、长沙窑和广东窑瓷器，也在室利佛逝国内出土过。
满载货物的“黑石号”接下来要驶向何方呢？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整理过一份唐朝至周边国家的行程记录。从唐朝边境出发，通往各邻国的主要路线有七条，其中一条叫做“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从广州出发前往南洋和波斯湾的海上航路。
这条航路显示，从马六甲海峡，经过“罗越国”，也就是今马来半岛南端及新加坡一带，以及“佛逝国”，也就是苏门答腊东南部，往东继续航行4、5天，就到了今天的爪哇，而往西北航行，取道尼科巴群岛和斯里兰卡，穿过孟加拉湾，就抵达南亚半岛南端。沿着南亚半岛的西岸上行，便可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抵达波斯湾。再往西走，就可以抵达当时大食国首都巴格达了。
巴格达，哈里发的驻跸之地，阿拉伯帝国的首都，伊斯兰世界最繁华美丽的城市，或许就是“黑石号”上琳琅满目的金银瓷器的旅程终点。
为什么不用铁钉？
不过，“黑石号”显然没走完剩下的旅程便遇难沉没了，很可能是撞上了附近那块黑色的大礁石。考古学家推测，“黑石号”应该是一艘在阿拉伯或者印度地区制造的船。因为船身的木料来自印度，而船体构件的连接方式更为奇特，不是用铁钉，而是采用穿孔缝合的形式。
这是波斯湾地区特有的造船技术。不用铁钉这个事情，有一种解释说，阿拉伯人相信海底有磁铁，会把铁钉吸走，船就分崩离析了，听起来，这好像是对海底磁场有什么误解。
马可·波罗在《行纪》中，曾经仔细地描述过自己在伊朗忽鲁谟斯亲眼见到这种缝合船。从13世纪的航海民族威尼斯人的角度看“这类船舶非常粗劣，常常沉没。”显然他不是很看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不用铁钉，而是用线来缝系船舶。他们用所谓‘印度胡桃’，也就是椰子树的树皮，捣成线，就像马鬣一样。然后用这种线把船板缝起来，就算海水浸泡，也不会腐烂，但是不能抵御风暴…所以乘坐这种船，非常危险，沉没的情况很多。因为在印度海中，有时风暴极大。”
总结
马可波罗说的也许只是一家之言。不过，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年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阿拉伯商船，从扬州放洋，胡商、船主和水手都憧憬着摩肩接踵、举袖成云的伊斯兰市集。不料，这艘船在苏门答腊的勿里洞岛附近的海面遇上了大风暴，撞在了一块大黑石礁上，从此消失在了南海与波斯湾之间的航路上。
“黑石号”虽然沉没了，方兴未艾的海上丝绸之路，西至埃及、东自日本，还是一片“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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