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4日的众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日本国民民主党议员吉良州司提及：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能否在G20等框架下倡议支援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财政金融基础薄弱的发达国家？
麻生表示：“2月底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我说过这样的话。”
麻生边说边敲桌子。
“一点反应都没有。”麻生说，欧洲那时认为“我们又没有感染者”。说完露出一个特别不屑的表情。
“在那一周后举行了G7财长电话会议，今晚还要再开一次。‘你们有什么想法？’，意大利方面这回说了很多。一周前在邻座上说‘和我们没关系。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这话是谁说的？不就是你说的吗？在想什么呢？”
说到这句话时，在场不少议员都笑了。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这段原引自3月24日的日本众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麻生太郎的一番讲话，其中麻生又再一次提到了，由西方人所创造的关于“黄种人”这个略带种族歧视色彩的概念。
先不说在现代社会中为什么还会存在“黄种人”这样的概念，也暂不谈从种族歧视角度来看，为何会出现对有色人种怀有歧视问题。今天借助本文，笔者只想来和大家说说，这个“黄种人”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这期间又出现了哪些涤荡起伏又匪夷所思的历史认识？
世界三大人种：蒙古人种 尼格罗人种 高加索人种 以及他们的支系人种
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人种分类
可以说，自从人类的祖先在约180万年前，从非洲大陆走出来，到近一万多年前，亚洲的猎人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人类遍布整个星球开始。人类便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环境下生活，并产生了体质上的差异。
进入欧罗巴洲高纬度地区的人成为了白种人，留在非洲热带地区的成为了黑种人，远涉东亚温带，亚寒带地区的成为了黄种人。之后黄种人的后代，通过当时还是“陆桥”的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大陆，并一路向南最终到达了南美洲。世界三大人种的大致分布区域，到这个时点相对来说算是基本固定下来了。
殖民主义早期并非“泾渭分明”的人种分类史
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前，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相互分离的、相对孤立的，各人种之间鲜有来往。（匈奴、蒙古的西征，早期零星的阿拉伯人黑奴贸易以及北欧的维京人登陆格陵兰岛，这些都是早期的不同人种间小范围的接触，不能与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大互联”相提并论）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自15世纪末开始，技术上日新月异的欧洲人开始逐渐主宰这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走向。随着不断地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掠夺，欧洲白人开始将自己与非洲的黑人、美洲的“红种人”（早期殖民者看到的印第安人往往都在身上涂抹红色的颜料，所以西方人误以为他们是红色人种）区别开来，产生了种族歧视和白人“优越”的概念。但是，对于当时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等这些被后世西方人判定为“黄种人”的东亚族群，在18世纪以前，其实并没有严肃地被欧洲人认定为是在生理上有别于白人的“黄种人”的。
以葡萄牙人早期在澳门留下的历史资料为例，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认为，东亚的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是皮肤白皙的人种。
如在金国平编译的《西方澳门史料选粹（15-16世纪）》中，笔者发现了有很多当时的葡萄牙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样貌做过如下的记载：
“中国国王为异教徒，辖下土地广阔……华人皮肤与我们（葡萄牙人）一般白皙”
对于妇女的描述有云：“她们脚穿丝绸绣花鞋，人人手持绢扇。其肤色与我们一般白皙……”
还有诸如对中国普通人的描写：“中国居民善于经商，他们皮肤白皙，五官端正……”
以上这些历史文档的记录充分地说明，至少西葡殖民者在15-16世纪初到东亚的时代，中国人是没有被定义为“黄种人”的。至少在葡萄牙殖民者的眼中，中国人的肤色和他们是一样白皙的，没有什么两样。
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1549年至1551年于日本传教的过程中，“方圣”也没有认为日本人是黄种人。对于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探险者来说，东亚的中国人、日本人甚至是朝鲜人，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说东亚人是不信奉天主教的异教徒罢了，其余并没有在人种上存在差别。
方济各·沙勿略
至此，笔者认为，至少在乾隆王朝或者19世纪40年中英代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社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来划分出东亚人是“黄种人”的概念。
带有蔑视的“黄种人”称谓来源于古典东亚世界的衰落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壮大，以及东亚中、日、朝的相对衰落，东亚世界的居民不可避免的要沦为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下等人。如张宏杰老师在《饥饿的盛世》中所说，大清的灭亡始于乾隆，当世界已经在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中颤抖时，中国人正在浑浑噩噩的享受着最后一段封建社会的“盛世”。可惜这“盛世”是带引号的“盛世”，僵化的思想、穷困的人民，早已让国人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行尸走肉”。
中国大清朝的萎靡、日本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李氏朝鲜更是被西方世界称为“隐士之国”，在工业时代的冲击下，封闭落后的东亚族裔逐步的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之后，中、日两国的国门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打开，东亚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鸦片在中国社会的泛滥，大量的百姓吸食鸦片成瘾，形如枯骨的中国人一度被称为“东亚的病夫”。可想，面黄肌瘦的东亚人，为何被叫做黄种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且这所谓的“黄种人”可是生存地位远远低于白人的“黄种人”，有时甚至等同于“猪仔”“畜生”。
就这样，随着东亚传统封建帝国的衰落、西方人对全世界的控制越发深入，以及19世纪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扩散，西方人不自觉的就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适用于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强者必然凌驾于弱者之上，所以，带有歧视色彩的“黄种人”称呼便在东亚社会传播开来，中、日、朝三国人民也不得不无奈的去接受这一称呼！
因恐惧而生的“黄祸论”激发了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偏激认知
物极必反，到了谷底必然会出现反弹。当时间进入19世纪末，东亚各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开始逐渐地用西方的技术和社会制度去追赶西方的脚步，国力开始恢复。晚清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得中日两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与西方抗衡的资本。
但是很不幸，中日之间没能携手共进，而是爆发了中日间的大战——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蹶不振，而日本却一跃成为了亚洲的代表，开始了其疾风骤雨般的西化进程，代表亚洲新崛起的势力，与西方进行对抗。
随着日本国势的不断崛起，以及华人、日裔被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迅速的输向美洲、欧洲及大洋洲等地。勤劳节俭的东亚劳工们，挤占了大量当地人口的就业机会，使得西方社会对东方面孔产生了厌恶和恐慌。19世纪末西方开始盛行“黄祸论”，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口众多，生育率极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又很强，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东方的黄种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
俾斯麦下台后，推行“世界政策”的德皇威廉二世的争霸世界的理论，其理论基础便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黄祸肆虐论”，所以，这也成为了德国在20世纪初不断怂恿同为白人的沙俄与日本作战的原因之一。但众所周知，日俄战争中，黄种人的日本打败了白种人的沙俄，这一始料未及的战果，又使得黄祸论在西方更加盛行了。
除此之外，当时坊间还盛传在甲午战后，中日之间可能建立某种形式上的同盟。这在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的著作《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中有所介绍。甲午战后，日本各界兴起了如“振亚社”、“亚细亚协会”以及“东亚同文会”等旨在联合中、朝，共同对抗西方势力的组织。尤其是东亚同文会的成立（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成立了东亚同文会），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对逃亡者梁启超等人的救助，以及其旨在“保全支·那，帮助支 ·那改善”等政治主张等，明确的“扶清兴亚”的政策，也使得西方产生了中、日即将走向联盟的印象，试想日、清这两个东亚大国的团结一致，对于西方殖民者来说可谓巨大打击。
可惜，同盟并未实现，之后的历史中，中日之间更是爆发了严重的东亚“大内斗”（抗日战争）。不过黄祸论到了二战还是一直存在的，并未因中日的反目而消失。二战中美国的罗斯福都曾说过：“如果中国投降了，日本将武装上百万的非基督徒杀向西方。”可见西方人对于东亚人的恐惧，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那样的强烈！
后记
二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题的冷战成为了世界关机关系的主要矛盾。在冷战的掩盖下，黄祸论逐渐的消退了一些。但是，西方白种人这种对于东亚族裔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鄙视，和面对日益强大的东亚各国对其原有的、由西方人制定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产生的恐惧感长期并存，导致了进入现代后西方人对东亚人产生了一种即歧视有惧怕这样一种奇怪的心态，而且久久无法消散。
战后，50年代，日本的重新崛起并迅速在80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老二”。6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使得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最强大的一条小龙”。更要命的是东方的巨龙中国苏醒了，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开启了改革开放，一心发展经济的道路，经过近40年的韬光养晦和卧薪尝胆的建设，如今的中国已是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强国。东亚三国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了世界格局中的“一极”
如今的东亚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东亚各国的民众，也以较之其祖辈、父辈们，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但是，西方人的“黄祸论”并没有因为东亚各国的强大而减弱，相反，在某些国家和个别人心中反而有所增强。
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东亚各国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得在阻击疫情蔓延的“战役”中，取得了相较于欧美国家更为成功的效果，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又能脱口而出：这是“黄种人的病”这种论调，不禁又让人们想起了尘封的历史、想起了那段东西方之间的激烈斗争的岁月、更引起了我辈对于新时代下，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隐藏的更为深邃、复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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