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宋徽宗在位期間十分重視繪畫教育，把繪畫納入科考，並親自設計考題，開啟了“美術藝考”的先河，選拔出一批中國美術史上的傑出畫家。其中，張擇端便是這期間的傑出畫家代表。圖為張擇端創作的作品《清明上河圖》（局部）古代“藝考”二三事對於藝考學生來說，這個春天無疑打亂了原本的備考節奏。各大藝術院校有的專業取消了現場校考初試，要求考生通過提交作品、視頻面試等方式進行考核，複試改在高考之後進行；有的專業乾脆取消了校考，以高考文化課成績直接進行選拔，藝考生面對的挑戰不可謂不大。在古代，各朝對於選拔藝術人才的標準都不盡相同，“藝考政策”或隨時局變化，或隨君王的喜好浮沉，或隨社會風俗影響而改變。若統治者重視藝術，那麼藝術教育會得到重視，人才選拔標準也更綜合多樣，乃至掀起全社會學習藝術的熱潮。早在周代，貴族教育體系就要求學生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項基本才能，《周禮》中有言：“保氏掌諫王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這就是“通五經貫六藝”的“六藝”教育，這套培養綜合素質的教育方案在當時很受重視。西漢時，音樂藝術進入相對繁榮的時期，以抗擊匈奴聞名的漢武帝是一位頗具音樂才情的帝王。他設立“樂府”，樂府主要負責製作樂譜、收集歌詞和訓練音樂人才。董仲舒向漢武帝闡釋“正四方”之俗對於“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的重要性，他認為音樂是“正俗”最好的方式。因此漢武帝選拔了許多樂府官員去各地蒐集民歌連同歌詞，並任命音樂家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用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這些專門的樂府官員將採集來的民歌加工配樂，創作並填寫歌詞、改編曲調、研究音樂理論，再進行演唱、演奏。有幾十位文學家配合歌詞的寫作，另有約八百餘位普通工作人員，他們大多是各地的民間藝人。
漢武帝漢代另一位熱愛文藝的君主是漢靈帝，他好詞賦，對建築藝術也頗有研究，甚至在宮殿裡設計出一整套上下水系統在民間推廣，希冀讓“百姓都喝得上自來水”。到了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宦官們憑著漢靈帝喜好文學藝術，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文學藝術專門學校“鴻都門學”。這所學校打破專習儒家經典的慣例，轉以教授社會生活所需要的詩、賦、書畫，在“獨尊儒術”時代引起巨大轟動。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可見，鴻都門學的學生出身普遍不高，都是“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的平民，他們經由州、郡、三公薦舉後考試，合格後方可入學。入學後，這些學生憑藉文藝辭賦之長而備受靈帝的寵信，同時學習經史、藝事和習字，因為當時的風氣是“史書而仕宦”，不僅推動了學習書法的熱潮，也為隋唐書學和宋代畫學開創先例。此外，鴻都門學的學生還享有俸祿，相當於正式吏員，很多人畢業後或出任地方最高長官，或在朝廷中樞部門任職，還有封侯賜爵，出路都不錯。比如善寫“八分書”考入鴻都門學的梁鵠，就曾被任命為選部尚書、涼州刺史。就此，鴻都門學一度繁榮，學生人數竟至千人。
唐太宗在古代，藝術家被“伯樂”皇帝發現，是一種幸運。“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就是被唐太宗一手提拔的。唐太宗給予其“五絕”之臣的評價，即“德行端正、忠心正直、學問淵博、文章雋美、書法出眾”。空閒時，唐太宗也練書法，並拜虞世南為師，經常臨摹學習其作品。但對於虞世南這個個案來說，與其說是唐太宗賞識，不如說是和唐代“以德治國”的風氣和“唯賢是舉”的官員選拔制度有關。唐代科舉打破門閥士族限制，面向全社會選拔人才。考生答卷以揮灑個性為佳，答策問需合乎法律國情，還要文采兼備。那些個性鮮明、才華橫溢的考生多洋洋灑灑如大鵬展翅，應試教育者便如鯁在喉。待進士及第後，吏部還要對考生進行“身言書判”的進一步考察，即外貌、談吐、書法、判文。寫判文要有文采還要言情並茂，字跡更要工整忌潦草，更像在考察考生的綜合“才藝”。
唐玄宗如果考生遇見的是一位“藝術家皇帝”，情形又不同了，“梨園始祖”唐玄宗就是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他愛音樂如痴如醉。據楊臣源《李謩吹笛記》描寫唐玄宗複習樂器的片段：“座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上下尋之，非不安也。”此外，唐玄宗還善打羯鼓，打斷的鼓槌可以裝滿三大櫃。除了本人是音樂家外，唐玄宗很重視培養音樂人才，他時常作曲並改革樂隊的演奏方式，還在梨園開辦講習班，招納三百弟子，即為“梨園子弟”。唐玄宗還在梨園法部專設“小部音聲”，由30多個15歲以下的孩子組成，為音樂藝術的持續發展提供人才基礎。正是在皇帝的高度重視下，唐玄宗時期音樂教育制度得以興盛，也誕生出李龜年、賀懷智、黃旛綽、李謨等一大批音樂人才。唐玄宗對音律極其敏感，當三百梨園子弟的樂隊同時演奏時，但凡曲調有誤者，唐玄宗立刻就能指出來。
宋徽宗如果問美術生專業考試的壓力來自哪裡，他們多半會答來自命題創作。早在北宋，宋徽宗便設計出這種考察模式，甚至有人認為正是宋徽宗開啟了“美術藝考”的先河。宋徽宗的繪畫、書法造詣極深，其“瘦金體”獨步天下，畫作也多為傳世經典。他在位期間十分重視繪畫教育，把繪畫納入科考，並親自設計考題，選拔出一批中國美術史上的傑出畫家。宋徽宗認為繪畫首先要有良好的構思才能施展技法，因此選取前人具有意境的詩句命題作畫，比如“野渡無人舟自橫”。他很欣賞一幅考卷，畫中的艄公在船尾睡覺，耳邊放著竹笛，恰到好處地體現出野渡無人的寂寥。還有“踏花歸去馬蹄香”，此題目難在表現香氣。當一位考生在飛馳馬蹄周圍畫上追逐的蝴蝶時，又受到宋徽宗的讚譽。另有“竹鎖橋邊賣酒家”，宋徽宗不滿意大部分試卷中把小河邊上的酒家、小橋、竹林畫得中規中矩，直到他看到一幅畫著竹林中挑出的一旗酒杆的考卷後，眼前才為之一亮，這位考生就是後來被譽為“南宋四家”之一的李唐。此外，宋徽宗格外重視建構宮廷畫院，不僅提高畫家的地位和待遇，還親自創辦書學和畫學，親自制定教學大綱，設定專業課和公共課，支持了不少畫家。其中就有一位叫張擇端的山東畫家，在宋徽宗的支持和關懷下創作出《清明上河圖》。回看古代“藝考”之變，我們發現，變的更多的是考察方式和評判規則，而對於“藝”的綜合考量卻始終貫穿在各朝代的選拔標準裡。特別是藝術的學習“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僅需要熟練掌握技藝，還需要有對生活的觀察乃至對人生的理解。對今年的藝術考生來說，面對藝考臨時變化雖然有些措手不及，但提升綜合知識水平才是根本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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