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的亂世，出了很多的英豪，而唐初在建立“貞觀之治”的輝煌勝績的過程中，也出了許多的英豪，李世民本人很有文韜武略，而他身邊有不少文臣武將，都是很傑出的，在李世民的謀士中，房玄齡和杜如晦是最傑出的，他們兩人被史學家稱為是“房謀杜斷”。其所指的意思是：房玄齡善於謀劃，而杜如晦則善於決斷。房、杜兩位在唐以後，常常被認為是史上賢相的典範。
房玄齡是李世民身邊最為出色的謀士。李世民稱房玄齡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貞觀之前，房玄齡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奪得皇位；貞觀時期，房玄齡輔助唐太宗總領百司，掌理政務，編制典章，修訂律令，選拔人才等等。
據說，年輕時的房玄齡就很有才識，善於分析，他很早就預見到隋朝必滅亡，有一次，字玄齡私下裡對他的父親說：“隋帝本無功德，只知誑惑百姓。而且他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終會互相誅夷傾軋。現在國家康平，但滅亡之日翹足可待。”（參看《新唐書·房玄齡傳）他十八歲舉為進士，獲封羽騎尉，但當李世民領兵經過渭北時，他在軍門投靠李世民。李世民與他一見如故，房玄齡被任命為記室參軍。此後，房玄齡竭力為報李世民籌謀軍政事務，李世民每攻下一方勢力，軍中絕大多數人都瘋狂地搜搶珍寶異物，只有房玄齡四處訪尋英傑人物，並把他們薦於給李世民。房玄齡長期為秦王府搜尋謀臣猛將，為李世民收攏人才。
房玄齡畫像
房玄齡在秦王府中十多年時間一直為李世民掌管軍謀大事，參贊軍機，他很擅長於軍書表奏，不用草稿，揮筆而就，文筆簡練，論理周全。唐高祖李淵看出房玄齡的才幹，極為讚賞，他對侍臣說：“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即李世民）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參看《新唐書·房玄齡傳）當李世民與太子李建成矛盾尖銳化時，李建成很擔心房玄齡為李世民出謀劃策，於是，他奏請斥逐秦王府宮屬，果然，房玄齡與杜如晦一併被逐於外就任。
房玄齡劇照
“玄武門之變”前夕，李世民深知關鍵時刻離不開房玄齡、杜如晦，就密召二人化裝成道士進入秦王府，讓他們輔佐李世民秘密籌劃爭奪皇位的大計，後來，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取得了勝利。房玄齡和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候君集五人被李世民封為一等功臣，房玄齡官拜中書令。
對於房玄齡被封一等功臣，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很不服氣，他認為：“義兵初起時，臣下率兵先至。現在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反而功居一等，臣心不服。”（同上）李世民當廷駁斥李神通說：“義旗初舉時，各人各有心思。叔父您雖率兵前來，也是因為懼怕被誅連殺身，而且您從未親自上陣打過仗。領兵與竇建德交戰，您全軍覆滅；後來劉黑闥起兵，您又望風敗逃。如今論功行賞，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安定社稷，功勞堪與蕭何相比，雖無汗馬之勞，但能以大計謀居功一等。叔父您是皇室至親，朕並不吝惜封賞，但不能因私情濫於封賞，不能讓您與功臣同受獎勵！”（同上）足見李世民非常重視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安定社稷”的謀略，把他們和漢初的丞相蕭何相提並論。
房玄齡作為唐太宗李世民的首席謀士等，不僅是謀略家，而且是大才子、大學問家，而宋太祖趙匡胤的主要謀士趙普，卻沒有什麼大的學問，可是，這個出身於小吏、沒有大學問的趙普，卻靠他的勤奮和謙恭，成為宋朝開國皇帝的首席謀士。趙匡胤從“陳橋兵變”中取得政權之後，直到平定南方，趙普一直是趙匡胤身邊的主要謀士，趙匡胤事無大小，都跟趙普商量，趙普積極為趙匡胤出謀劃策，他被趙匡胤拜為宰相。
趙普是小官員出身的，他的學問並不淵博，後來，趙普在趙匡胤身邊當大官後，他聽趙匡胤的勸告，勤奮讀書，認真學習。據說，趙普每次散朝回家之後，總是關起門來，躲在房中，從書箱裡取出書來閱讀；第二天，趙普上朝處理政事，總能敏銳快捷，朝臣們明顯感到，趙普他讀書大有長進。後來，有朝臣從他的家人那裡打聽到，他的書箱裡藏著的書只有一本，那就是孔子的《論語》，於是，朝臣們就流傳著一種說法，說趙普是靠著“半部《論語》治天下”的。
趙普畫像
趙普在“陳橋兵變”時已經是趙匡胤的主要謀士，趙普和趙匡胤的胞弟趙光義，以及呂餘慶、劉熙古、沈義倫、李處耘、王仁贍、楚昭輔等，組成了趙匡胤的智囊班子。這些智囊人員影響了趙匡胤的治國方略。宋朝沒有像漢唐那樣，以開國文武功臣以及他們的後代組成統治集團，而是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朝廷主要由文人出身的官僚來管理，文官治國成了宋朝的一大特點。
宋朝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策略，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皇室的安全，約束甚至限制武將理政，防止武將叛亂，趙匡胤本人是通過兵變掌權的，他當然害怕他手下的武將也會學他那麼做，所以，宋朝，趙匡胤便對武將進行“杯酒釋兵權”，用獎勵來換取功臣武將的兵權；另一方面，文官系統治國方式的確立，與趙普等文臣重視以儒家學說來治國是有密切關係的。宋朝的統治策略有一方面是很成功的，那就是宋王朝確立後，成功地把武力奪天下快速轉換成文官治理天下，宋朝並沒有像漢劉邦、明朱元璋那樣殘酷地殺害功臣武將，而是以獎勵換兵權，讓功臣放棄權力，享受到名譽和利益，所以，宋朝最高統治者不會受到來自武將的威脅，而功臣們征戰之後便“下馬”，享福去了，管理國家由科舉選拔上來的文官來負責。
趙匡胤雖然自己戎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後卻遠比劉邦更聰明，他深知可以在馬上得天下，但卻很難在馬上治天下，所以，他不僅自己喜歡讀書，手不釋卷，而且也嚴格要求他身邊的大臣要認真讀書，以學問來治理天下。此外，趙匡胤在建國之後，便從武將手裡收了兵權，只讓將軍們去帶兵訓練，無權調兵，而調兵權歸於樞密院。國家遇到要征戰時，要由皇帝親自領兵，而管理國家由文官負責，所以，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體制中，從一開始就形成了重文輕武的政治風氣。而這種風氣形成，與宋初宰相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儒家治國策略的推行是有密切關係的。
宋初非常重視以儒家學說來治國國家，趙匡胤作為大宋的開國皇帝，竭力褒揚孔子和儒學，他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儒家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並親自為孔子、顏淵撰寫讚辭，趙匡胤還還命宰臣分撰餘贊。顯而易見，宋初以趙普為首的謀略家們所主張的儒家治國策略，對於宋王朝重視以文官治國，實施儒家仁政策略，限制武將掌權等，是由重要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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