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宋”是大多人印象裡的宋朝標籤，其實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三大發明領先世界，據研究，
北宋時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60%，是中國GDP佔世界比重的最高峰。宋之所以被打上弱標籤，無非是因北宋後期，澶淵之盟後的一系列變法，黨爭，屢次戰敗賠款納貢，直至靖康之恥發生，遷都餘杭，偏安一隅，最終在崖山海戰後，巍巍大宋煙消雲散。
宋的滅亡有各種原因，但其對待文人士大夫的過分任用，對武將，軍隊的過度抑制是造成其滅亡的關鍵，因此宋代出現了一批名垂青史，彪炳千古的文人臣子，他們的影響有目共睹。
宋從統一到分裂，直到最後滅亡，文人臣子一直都是參與其中的，而古代服飾通常又是階級身份象徵以及社會精神的表現，所以我們可以從北宋和南宋兩個時期上的變遷裡，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宋政權的興衰歷程。
細觀宋代文人服裝，約分兩類：一是帶著魏晉遺風的上衣下裳，外加廣袖寬袍。二是宋代時裝，外著道衣或褙子，第一種服裝，多為隱逸放達之人所服，流行於北宋至南宋初期，第二種多為名流文人所服，流行於南宋中後期，
此兩種類型服裝各自代表了大宋興衰的兩極。
1、魏晉遺風服飾：對戰亂的恐懼退縮和盛世的恃才放逸，是宋代文人地位提高、心態自由的體現
結束晚唐、五代之亂後的宋朝，吸取前車之鑑，將外戚、武將邊緣化，委任的執政官員多是文官出身的士大夫，因此後世謂：“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與政策相對應的，士大夫社會地位及待遇都有了顯著的提升。
宋太祖在江山未定之前曾說：“作宰相當須用儒者”所以，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上位之後，他以一國之君的權勢，重新制定了衣服的制度，光衣帶的等級就有 28 種！他給了文人臣子在服飾上最大的自由，雖然規定繁多，但也絕不會過分計較那些逾規的服飾著裝。
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著裝可謂五花八門，其中魏晉遺風服飾是他們最喜愛的，因五代之時的連年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大部分文人士大夫只能選擇隱居放浪，以消極避世，在宋王朝建立之初，作為前朝遺民的文士們對入仕參政仍然心存餘悸，這種恐懼外化到士大夫階層的服裝上，就是顯著的魏晉遺風。
《斫琴圖》
圖中兩個文人：一個正在撥絃調音，一個似在為其調音，二人席地而坐，皆寬衣大袖，冠小僅束髻，如魏晉之士，可見此“古裝”猶有服者。
蘇轍對此評論說：“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良才美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間而效力於官事。”
魏晉時代文人消極隱世的生活方式，既和當時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現實政治有關，魏晉至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
北宋初年的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因前朝之鑑萌生了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等行為是其言語表現，小冠博衣則是他們內心逃避思想在服裝上的映現。
著名文人隱士有林逋、魏野、陳摶、“九僧”等人，他們遁隱山林，絕意仕途，卻在當世之時享有盛名。
時間來到北宋中期，因宋朝採用的“取士不問家世”的選官制度，當權士大夫階層幾乎全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所組成，此階段的大宋，士農工商繁茂，人民生活富足悠閒，士人們開始熱衷於議論朝政，有甚者也聚眾示威，但至多遭受牢獄之災而絕無無性命之憂，當時的皇帝“未嘗輕殺一臣下。”
在生活上，士大夫的生活待遇也相當優渥，堪稱清廉的王禹偶在《對雪》詩中有一句說：“月俸雖無餘，晨炊且相繼，薪芻未缺供，酒餚亦能各”，寒士的生活也能如此妥善，才能衣食無憂地去追求人生與理想。
《晏殊遊宴》
魏晉遺風的服裝特色是“冠小而衣裳博大”，以至“一袖之大，足斷為二”，宋畫中著廣袖博衣者屢有所見，袍袖端當收斂，並有祛口，袖口寬敞，褲褶的基本款式為上身穿齊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褲，這種服裝的面料，常用較粗厚的毛布來製作。穿褲和短上襦，合稱襦褲，但封建貴族必須在襦褲外加穿袍裳。
畫中可見，時為北宋標杆性人物的晏殊，與宴飲者雖依舊身著典型的魏晉遺風服裝，但彼時他們已從宋初的謹小慎微轉變至豁達放任的情態，所談論的也大多是詩詞歌賦等娛樂消遣內容。
作為北宋政治和詞壇代表人物的晏殊少年得志，一路平順，位及宰相，在文學上開創婉約派詞風，被稱為“北宋倚聲之初祖”，從他及友人的著裝風格可以窺見當時整個北宋高層是知識分子的全貌。
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也稱當時地位顯達的晏殊“未嘗一日不宴飲”，當時文臣士人皆好遊宴享樂，王夫之對此評論說：“宋初，吏治疏，守令優，日事遊宴。”
此時的士人服飾雖仍流行魏晉遺風，但身著小冠廣袖的士大夫們所談內容，已從舉禍清談演變成飲酒行文，高談闊論的曠達之風。2、道服時尚：由盛而衰的社會象徵，士人再次歸隱的暗喻
到北宋中後期，宋初期制訂的制度已經產生諸多流弊，民生狀況開始倒退，而邊境上遼和西夏又虎視眈眈，宋神宗因此銳意改革。
但熙寧變法慘遭失敗，新舊黨爭迭起，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務都交給以蔡京為首的六賊，蔡京以恢復新法為名大興黨禁，排斥異己，外敵環視，內政混亂，直至靖康之恥發生，都城南遷餘杭是為南宋。
南宋時期，政治日益黑暗，危機日益深重，在馬遠一派畫家的筆下，出現了眾多超然欲遁的士大夫形象，但俱都已無魏晉服式上身，大多是身著或方巾、綸巾、軟巾或道衣衫袍的新興“時裝”
元、明、清除道士等職業所需外，著魏晉古裝的幾乎從此消失，這種變化表明，古裝已在南宋後期被淘汰，而宋代的一些服裝正成為新的傳統，為後代所繼承，看一下元、明、清畫中的文人形象，
絕大多數人所穿戴的正是宋代的“時裝”。①上襦下裳
《松濤圖》
在南宋時期著名畫家馬遠的畫中，當時貴族文人主流服裝已經從魏晉遺風的寬袍大袖轉變成身著白色長袍，上襦下裳，在其另一幅《西園雅集》圖中，北宋駙馬王詵家雅集會，主要與會人物有蘇軾、米芾、李公麟等一代名士，內中寫字者即米芾，所有人物的服裝除侍女、書僮外，均為上襦下裳，
馬遠與畫中人皆為當時世人，所以他畫所呈現的正是當時士大夫文人的流行服裝。②道衣
《槐蔭消夏圖》
一個袒胸而眠的文人的夏裝與冬裝，古代不像現代那樣在服式上有明顯的區別，本來就是夾層袍、襖、襦，在裡面放進絲棉、棉絮，就成了冬衣，唯一在外出時戴上一個風帽，就可防風禦寒了，但不見披風兜篷一類的衣物，夏天則減衣，豪門貴邸防暑主要靠窖藏的去冬積存著的天然冰。
《後赤壁賦圖》
宋時道服還保持著古人上衣下裳和簪冠的形制，戴巾也是道家的首服，巾即是指如純陽、紫陽巾、幅巾、混元巾又名玄巾等，有邊緣，垂帶。
道服也有直裰，又稱直掇、直身、以素布製成，對襟大袖，衣緣四周鑲有黑邊，畫中可見，蘇軾再遊赤壁時與友人身著的，均為這種比正裝道服更為自由飄逸的直掇。
遊山玩水，吟詩作賦，看似怡然世外，其實這是蘇軾一生最為困難的時期之一——被貶謫黃州團練副使，但“不得簽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這無疑是一種“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蘇軾對道服時裝的偏愛，是他內心苦悶無法排解的體現，然而就像當時名流紛紛效仿蘇軾衣冠的詩句所說“伏其幾而襲其裳，豈真孔子，學其術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一方面想超然物外，如道家一樣不問世事，但內心深處的濟世情懷還不時浮現，所以對道服時裝的執著，更表現了他超越現實的痛苦遺世精神，而道家思想原就是蘇軾思想中的一個側面，內化與精神，外顯於服裝，暗示著蘇軾在精神上已高度趨向於世外隱逸者。
道服時尚的流行，反映了當時士人對政權已從積極參政轉變為心灰意冷，宋初對文人的優撫縱容，造就了他們獨立自由傾向過於強烈的個性，當現實與意願背道而馳時，士人們便再次選擇了尋求脫離世俗的隱逸人生。
在一個要求服從的封建社會里，獨立性是參與社會生活的致命缺陷，人是社會性動物，離群索居違揹人性，但在封建朝代背景下，
士人們沒有選擇的權利，總體上處於別無選擇的境地，道服時尚是他們無奈的選擇，鬱悶心情的最好呈現。
《蘇軾畫像》
3、從魏晉遺風到道服時尚，是社會興衰的演變，也是人心向背的選擇
社會興衰反映到普通人身上，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服裝演變。
一個朝代的士人服裝，深受當時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制度影響，像戰國時期的胡服騎射，漢朝時期的寬衣大袖及森嚴等級，盛唐時的百花齊放，多采多姿。
在宋朝士人崇尚隱逸到恃才放逸的魏晉遺風，到再次迴歸隱忍的道服時裝轉變裡，我們可以看到從群星燦爛的北宋到盛極而衰的南宋末期，整個宋王朝的興衰更替。
其實一個朝代的興衰，最終還要落在人心的向背上，當一個朝代陷於黨爭奪權，勾心鬥角，而不是眾策眾意為天下蒼生謀生計時，就註定了它的滅亡。
大宋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唯餘下這些當時士人服飾遺蹟，供後人品鑑賞析並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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