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这是诗圣杜甫的名篇《兵车行》，原文比较长，这里就简单的摘录几句。整首诗语言平实，气象沉郁，是杜甫诗中不可多得的上佳之作。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杜甫在诗中写到了一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虽然唐朝女性地位比较高，但是总体上还是重男轻女的，为什么杜甫会写下这样“重女轻男”的句子呢？这就和这首诗的背景有关了。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现在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是讽刺唐玄宗对吐蕃的用兵（见单复《读杜甫诗愚得》卷一）。《杜臆》云：“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是也。此当作于天宝中年。”当时唐王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讽刺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对南诏的用兵，此时杨国忠专权，谎报军情，弄得民怨沸腾（见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
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哪一种都是说的通的，而且这两个观点都有一个极大的重合，那就是天宝年间对南诏的用兵。
虽让当时唐朝由杨国忠为相，加上玄宗越来越昏庸，唐朝的国力虽然大不如前，但是对于周边的国家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优势的。而这个南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竟然能让强大的唐朝付出如此惨重的伤亡！
在隋末唐初洱海地区小国林立，互不役属，其中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被称为六诏，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蒙舍诏在诸诏之南，所以称为“南诏”。后来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在位期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诏，使洱海地区统归南诏管辖，皮逻阁自然也开始臣服于唐朝。
本来唐朝支持南诏是为了和吐蕃夺取洱海地区的控制权，由于南诏是被唐朝扶持才有能力统一洱海地区，所以对唐朝的态度也极为友好。但是好景不长，在天宝七年的时候，皮逻阁去世之后，其继子阁罗凤即位，唐朝与南诏也彻底决裂了。
但是这个决裂可不是因为阁罗凤不是什么亲唐人士，而是由于当时唐朝剑南节度使使鲜于仲通、云南南郡太守张虔陀狂妄昏庸，无视吐蕃咄咄逼人的威胁，只知道一味抑制南诏，从致使矛盾激化。
当时南郡太守张虔陀以阁罗凤为皮逻阁的继子，企图干涉南诏王位承袭，还派人辱骂前来谒见的阁罗凤，甚至侮辱随同前来的阁罗凤妻女。阁罗凤又闻鲜于仲通已率兵8万分3路进军云南，终致逼反阁罗凤。
于是阁罗凤决定先发制人，于是率军攻入南郡，斩杀了张虔陀。此时阁罗凤并没有和唐朝决裂的意图，出兵不过是为给自己争取生存的筹码。这时阁罗凤立刻向鲜于仲通谢罪请和，并且言明了此时唐朝和南诏鹬蚌相争，吐蕃则渔翁得利的利害关系。
但是鲜于仲通完全不顾吐蕃的威胁，继续对南诏用兵。阁罗凤无奈之下，只得向吐蕃称臣以求自保。吐蕃自然想看到这一局面，自然是大喜过望，于是派兵支持南诏，在吐蕃和南诏联军的夹击之下，唐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样一来，不仅使得唐朝西南边境兵力空虚，也让当时的宰相杨国忠大为惊慌，深恐自己的相位不保。于是为了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就是发生了杨国忠仍然谎报战功并且“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的情形。
但是这些抓来的士兵可不是只为了充实西南的防务，其实是为了再次攻打南诏。果然，在天宝十三年，杨国忠又命李宓领兵十万再次攻打南诏。这些天南海北抓来的兵哪里受得了南诏的水土，军中疫病横行。李宓又孤军深入，粮草难以供给，使得唐军还没和敌人作战，就已经溃不成军了。最后在吐蕃南诏联军的攻击之下，唐军有一次全军覆没，李宓也战死。
这两次对南诏的作战，使唐军损失20万人，使得唐朝元气大伤，加之后来的安史之乱爆发，南诏之事，便再也无暇顾及了。
而杜甫之所以这样“重女轻男”，就是表达了对这些伤亡惨痛的战争的强烈反对，是一种爱国爱民的精神。毕竟20万人的伤亡背后就是20万个家庭，是无数的孤儿寡母，是无数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哀天恸地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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