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宋仁宗为何紧急叫停“庆历新政”?

最近《清平乐》热播,剧中描绘了一幅清平和乐的宋朝画卷,实际上潜藏在画卷背后的是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不断的局面,“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所以北宋王朝也开展了第一次变法实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的是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寿终正寝了。

《清平乐》:宋仁宗为何紧急叫停“庆历新政”?

清明上河图

背景

宋辽两国自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大宋帝国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皇帝无烦恼,大臣无压力,大家该写诗的写诗,该喝酒的喝酒,该吹牛逼的吹牛逼,睡觉前数数自己工龄,看看什么时候能再上一层楼。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间(1005年1月),宋辽两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可是有一天,大家突然发现,富饶的大宋帝国居然没钱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各项收入总计15085 万余贯、石、匹、两,支出为12677万余贯、石、匹、两,尚有2400 余万贯、石、匹、两的盈余。20 余年以后,便不时出现财政赤字,需要动用以往的积蓄弥补亏空。即使没有出现赤字时,也是"所出无余",仅能做到收支平衡,不再有封储,而且某些项目上也常有差额。(以上资料选自《中国全史》第51卷)

众所周知,大宋官员的幸福指数非常高,不仅待遇好,还能带动整个家族发展,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混个编制,再加上这些年为了解决读书人的就业问题,朝廷不断扩招,官员人满为患,每年发工资就要好大一笔,更别说大大小小的各种福利津贴。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代官员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大类。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 (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也相当可观。

这些年来,财政部门为了给大家发工资,发福利,已经变着法子薅羊毛,搞得农民兄弟意见很大,很多人因此走上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道路。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欧阳修曾惊呼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再加上西北党项闹独立,双方干了几架,大宋帝国连战连败,损兵折将,无奈之下,只好花钱消灾。北边的契丹也借机生事,对大宋帝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之后,大宋帝国继续用金钱换和平。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北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

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 。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

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宋仁宗愁得头发都白了好几根,心想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召集大家开展了一次“如何拯救大宋帝国”的座谈会,大家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觉得大宋帝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三冗三费”,想要解决就是要“少生孩子多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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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画像

经过

范仲淹、富弼等同志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于大宋帝国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看法,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给宋仁宗写了一个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宋仁宗看了之后,感觉蛮靠谱的,于是就拍板同意了。他决定成立“拯救大宋帝国”改革领导小组,自己亲自任组长,范仲淹、富弼、韩琦同志为副组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同志为小组成员,改革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范仲淹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改革各项事宜。

《清平乐》:宋仁宗为何紧急叫停“庆历新政”?

宋仁宗头像

庆历三年(1043年),在宋仁宗的大力支持下,北宋王朝的第一次变法活动就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宋仁宗发表了重要讲话,鼓励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和现在的一些大公司一样,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首先是裁员。大宋皇家控股集团也是如此,范仲淹、富弼等人首先就是对集团内部机构进行精简,对员工实行绩效考核,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同时制定了严格的晋升和退出机制,限制招聘名额等等。

失败

本来大家对改革还充满了希望,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官员们发现晋升空间变小了、工资福利下降了,读书人发现就业困难了,地主们发现土地减少了。于是官员不高兴了,读书人不高兴了,地主不高兴了。既然大家都不高兴了,那就不能让你高兴,于是大家就联合起来,联名举报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宋仁宗听说之后,把范仲淹同志叫到办公室喝茶,说起大家联名举报的事情,其实这事可大可小,只要不承认就行了,但是我们的范仲淹同志是个耿直Boy,他很正派地说,我们这属于正义联盟,一切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不是那种犯罪小团伙。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仁宗问范仲淹)“自昔小人多为朋党, 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 见好战者自为党, 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 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龄国家, 何害也。”

而他的队友欧阳修,也来了个神助攻,写了篇《朋党论》,分别从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进行了论述,不仅从理论上把这事给坐实了,而且成功得罪了一大批人。

宋仁宗虽然对范仲淹等人本来还是比较信任的,但经不住大家都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虽然没有立即叫停新政,但心里还是起了疙瘩,对新政的态度发生了动摇。

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大改革广度和深度,范仲淹与韩琦请求宋仁宗 “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大家一看,这样不行啊,再这么弄下去,大家都要回家种地去了。所以他们使出了终极大招,夏竦让女仆更改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件,造谣说范仲淹他们对领导不满意,准备换领导。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

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清平乐》:宋仁宗为何紧急叫停“庆历新政”?

宋仁宗剧照

这下可要了亲命了。宋仁宗不高兴了,对于皇帝而言,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本来他就不是什么有志青年,只要能守着后宫,玩玩养成,日子不要再过得这么紧巴巴的,潇潇洒洒,能活出一个皇帝的样子就可以了。至于朝堂上,你们结党也好,争斗也好,只要不危及老赵家的这份基业就可以了。

范仲淹他们听说此事,心里明白这是有人不愿看到改革再继续下去,于是就打报告申请到西北打野。已经无心改革的宋仁宗大笔一挥,同意了。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 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就这样,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落下帷幕了。

结语:

庆历新政与其说是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的,不如说是因为宋仁宗态度不坚定而失败的。

庆历新政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力反对;二是改革派自身的不成熟;三是宋仁宗对于改革的态度不坚决。

其中,个人觉得宋仁宗的态度最为关键,宋仁宗性格优柔寡断,对改革的态度摇摆不定,改革派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另外宋仁宗的初衷是想“富国强兵”,但是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整顿吏治的泥沼,举步维艰,从而让宋仁宗对改革失去信心,最终以“朋党”为由中止了新政。

可以这么说,宋仁宗期间,北宋王朝虽然身患绝症,但还处于早期阶段,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很好,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并非没有痊愈的可能。但是由于宋仁宗的改革意愿不强,再加上改革过于仓促,改革派经验不足,以及反对力量强大等原因,致使北宋王朝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虽然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再次高举改革大旗,但是北宋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了,治疗起来,不仅难度大,风险更大,逃不过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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