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潘項目組在洪都拉斯科潘瑪雅遺址8N—11貴族院落中，發現了一座古典時代晚期的墓葬（編號E3）。該墓葬位於院落西側北部建築（編號69N）臺階下方，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墓室由未經加工的鵝卵石和石灰石砌成，葬式為單人屈肢葬，共出土隨葬品10件，其中陶器5件、玉器5件。從墓葬的出土位置、形制和出土隨葬品判斷，墓主應為一名等級並不太高的貴族，或許為該貴族院落的一位居住者。
在出土的隨葬品中，有兩件彩陶比較特別，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一件為彩繪陶碗，另一件為彩繪陶杯。陶碗腹部用紅彩和黑彩繪制了一隻正在游泳的美洲豹，陶杯腹部則繪製了一條抽象的羽蛇，蛇的身體和尾部蜷曲，形成回紋。這兩件陶器的形制並無特別之處，都是古典時代瑪雅貴族墓葬中常見的隨葬品。但是，這兩件陶器的口沿下方，包括陶碗內壁彩繪的瑪雅文字卻很有意思。
瑪雅文字的破譯歷經百年，經過考古學家的努力，今天，90%左右的瑪雅文字已被破譯。它們並非單純的象形文字，而是混合型文字，其中大部分是由若干表示讀音和意義的字符組成。目前可知的瑪雅字符共有1000多個，剔除同義不同形的，大約有500個常用字符。在陶器上尤其是口沿下方彩繪或刻寫文字，是瑪雅貴族隨葬品的傳統。邁克爾·寇最早提出這些銘文基本是有模式可循的，一般內容為“這是某某（墓主人名）用於飲用可可（或玉米）的杯子（或碗）”。但上述兩件陶器上的文字卻無法釋讀，或者說它們根本不是真實的文字，而是“偽文字”（Pseudo-Glyph）。
瑪雅“偽文字”這個概念最早由朗伊爾在1944年提出，指的是在陶器上的位置及其大致外形與真實瑪雅文字差不多的文字，但它們不符合真實瑪雅文字的書寫標準，而且構不成連貫的句子，沒有語言交流的意義。“偽文字”主要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真實文字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字符組成的文字；第二類是真實文字中已有的字符，以與真實文字不同的方式組合成文字或句子，這些文字和句子無法釋讀，沒有任何語言溝通的價值；第三類則是前兩類文字的結合句子。由於資料公佈不及時等原因，目前發現帶“偽文字”陶器的大體數量尚不清楚，但整體來看，這類陶器主要分佈於瑪雅世界的東南部，即危地馬拉中東部、洪都拉斯西部、薩爾瓦多和伯利茲。年代大多為古典時代晚期，即公元600—900年。
在朗伊爾之後，關於瑪雅“偽文字”的研究並不多，原因之一在於資料公佈情況不太理想，另外就是學術界的主要視野還是停留在真實的瑪雅文字上。2006年，科羅拉多大學英伽·卡爾文博士的博士論文將瑪雅“偽文字”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卡爾文對出土自危地馬拉低地的包括帝卡爾（Tikal）、瓦夏可吞（Uaxactun）、道斯·皮拉斯（Dos Pilas）、波波屯（Poptun）等10個瑪雅遺址的121件帶有“偽文字”的陶器和陶片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這些陶片上共發現314個“偽文字”，並對其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分析。結合這些陶器的出土情境，他揭示出許多以往沒有注意到的現象。
在統計的314個瑪雅“偽文字”中，只有24個在不同的陶器上重複過。而且這24件陶器既非相同類型，也不是出自同一個遺址或單位。這種現象表明，它們並非出自同一個藝術家或工匠之手，這種“偽文字”的書寫似乎沒有固定的模式。
此外，這類“偽文字”多見於彩繪陶碗、陶盤和陶杯上，其中陶碗多出土於建築堆積之中，實用的可能性很大，而陶盤和陶杯則多於墓葬中出土，不排除是喪葬用品的可能性。但出土這種帶有“偽文字”陶器的墓葬，其他的隨葬品並未顯示出有什麼特別之處。在墓葬中隨葬帶有文字的陶器，並不能反映墓主的文化或知識程度，這一點斯蒂芬·休斯頓和大衛·斯圖爾德已經提過。同樣地，隨葬“偽文字”陶器的墓葬並不意味著墓主是文盲。
相對而言，王宮區更傾向於使用帶有真實文字的陶器，發現此類“偽文字”陶器的比例更低。“偽文字”陶器更多在王宮區以外的地區發現，特別是在等級稍低的貴族院落中發現。我們項目組所發掘的科潘8N—11院落，是科潘谷地等級僅次於王宮區的聚落，等級已經相當高，其中大墓就發現多達十多座，但也只發現了一件帶有真實銘文的陶器隨葬品。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一般認為，在瑪雅社會，貴族對文字等知識具有壟斷的權力。而考古發現的銘文要麼是記載戰爭、聯姻等軍國大事，要麼是記載國王的神聖儀式或血緣世系。有研究者提出，撰寫銘文的權力來源於超自然力量的批准。這種力量來自祖先之域，通過超自然的出入口（一般為白骨蜈蚣），藉助藝術家之手進入現實的世界。也就是說，在陶器或石碑上書寫文字不是簡單的記錄行為，它更像是一整套涉及神靈批准、祖先崇拜、個人訓練等複雜儀式的一部分。
“偽文字”大量出現在古典時代晚期，這個時期無論是圖像還是考古資料，都表現出王朝政治劇烈變化的特徵。卡爾文的論文也提到，“偽文字”大量出現的時期恰好是社會上層劇烈變動的時期，這個時期，很多遺址第一次在領地上豎立起銘文紀念碑。而那些大量新出現的次等級或小貴族都需要銘文來闡述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追溯祖先的神聖性，這樣的需求遠遠超出了“書寫者”的供應。但是，沒有得到神聖超自然力量加持的藝術家，在沒有經過充分的正式培訓之前，是無法書寫真實文字的。那麼，“偽文字”就成為他們最好的選擇。
此外，卡爾文對布埃納維斯塔（Buenavista）遺址出土“偽文字”的研究表明，來自其他遺址的帶有真實文字的精美彩陶會刺激本地的模仿。以稍顯拙劣的畫面配合“偽文字”的方式，向地位相當或較低的貴族提供至少視覺上相似的陶器，展示了高等級貴族獲取勞動力和資源的能力，以及使用神秘的儀式用具和知識的能力。而反過來，低等級貴族向更高等級的領主進獻這些陶器，則有利於形成一個持續的同盟關係。這些因素都進一步促進了“偽文字”陶器的生產。
綜上，儘管瑪雅“偽文字”還無法被釋讀，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是毫無意義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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