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還沒有人創造成功一種既可信賴同時又自圓其說的哲學。”
——伯特蘭·羅素《西方哲學史》
幾百年前的西方，人們開始質疑教皇的權威，歷史書經常把它歸因到黑死病（鼠疫）肆虐。但其實瘟疫反而能把民眾團結在權力的周圍，更何況教會是“救死扶傷”的主要力量。另一種觀點認為，重要原因還是民眾心裡已經“長草”了，趁著亂世就開始造反。
讓民眾“長草”的就是“粗俗”文藝，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文藝作品都是讓人“臉紅心跳”的，荷爾蒙喚醒了自我意識。
相比之下，比這早幾百年，中國在宋朝的大儒就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透著忠君的先見之明。
推翻教皇權威以後，西方碰到很現實的問題：國王沒有了神的授權，也是普通人了，憑什麼該他管？他又該怎麼管呢？
中國推翻皇帝以後，有一個“西方思想大超市”可以去選去學，當時西方可沒有，最多翻回到古希臘先賢。
因此，彼時的社會哲學家都是被“攆鴨子上架”，強自己所難去建立一套社會學說。
如果你是那位哲學家，你會怎麼考慮建立自己的學說呢？
哲學的套路
哲學看起來深奧，其實是有套路的，“打破砂鍋問到底”，從問題出發一路往下問。打個比方，小孩跟媽媽的日常對話：
小孩：媽媽，我不想做作業。
媽媽：不行，你必須做作業。
小孩開始問：我為什麼必須做作業呢？
媽媽一口氣答：不做作業，長大了找不著工作，不掙錢，沒有錢就沒飯吃。
小孩接著問：為什麼要吃飯呢？
媽媽答：不吃飯就會死啊！
小孩接著問：
人為什麼要活著呢？媽媽：......
這個問題鏈基本就到底了，觸及了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人為什麼要活著”。
沒有教權的世俗化國家的問題鏈，可能是這樣的：
民眾：為什麼我們要聽他的？
哲學家：因為他是國王。
民眾：為什麼非要有國王？
哲學家：因為有國家，就必須有國王。
民眾：為什麼我們需要國家？國家產生之前，人們怎麼生活呢？
哲學家：......
當時的哲學家就是想借“國家起源”搭建起自己的社會學說。因此他們開始關心遠古人類的，國家產生前的“自然狀態”。
經不起推敲的“自然狀態”
從“自然狀態”出發有三個重要的社會學說：
“沒國家會死”論——17世紀英國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出了遠古人類在進入社會、組成國家之前的“自然狀態”是：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存在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相互攻擊和傷害是註定的。因此“最壞的君主制也比自然狀態、無政府狀態要好”，關鍵是怎麼把人管住。
“有國家更好”論——過了幾十年，另一個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本著虔誠的宗教信仰並推己及人，反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它認為人生來就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所以人與人之間在本質上是不衝突的。他的“自然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會存在很多不方便，但是可以去改進和完善。因此，人擁有幸福生活的權利，包括財產權和反抗暴政。洛克的思想對歐洲影響不大，但是卻成為了美國立國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約定不反悔”論——又過幾十年，進入18世紀，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寫了本《社會契約論》，他認為人類的“自然狀態”就是人與人之間彼此不需要的，隨著文明發展出現了社會，就像大家簽了合同成立個公司，當股東個人利益和公司利益衝突時，要服從公司利益。這就是個人意志和社會意志的關係。
霍布斯的“戰爭”、洛克的“和平”以及盧梭的“契約”，都是歷史依據不充分的東西，這讓他們的社會學說都很容易受到攻擊。所以後來的思想家建立社會學說時，基本都拋棄了有關“自然狀態”的假定，而直接把碩果累累的“自由、平等”思想作為基礎。
但這絕對不代表“自然狀態”不重要。
遠古人類做生意嗎？
在經濟哲學領域，1944年是個“大年”。兩個奧地利（奧匈帝國）同鄉——哈耶克和波蘭尼，不約而同地出版了針鋒相對的兩本經濟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鉅變》（又譯：《大轉型》）。
他們爭論的出發點又是關於“自然狀態”：市場是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
哈耶克堅持亞當斯密的經典理論，認為只有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才是社會根本，錢是人們所發明的最偉大的自由工具之一。若不這樣——"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會被"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
波蘭尼認為，原始人類“贈與”多於“交易”，雖然新石器後期就找到市場存在的證據，但它們在當時的地位並不重要。而今資本主義過分倡導自由市場，市場不但開始主導人們的經濟生活，而且主導了人們的一切，這是反自然的，應予糾正。反之，哪個家庭、哪個氏族、哪個部落沒有“計劃”？
你瞧，“自然狀態”又被舊事重提了。
開篇語中羅素說得對，哲學的路還很長。而只要動腦子思考，哲學也並不深奧。
下一篇我們回到關於遠古人類的研究，看科學家發現的“自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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