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创建中国作家书库电子文库时，负责跟我联系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士，工作认真负责。前不久，刘女士跟我联系，计划将我的作品改编成评书形式，以电子有声的方式出版发行、音频传播。然后提供了分成和买断两种方式，供我选择。
今天收到快递过来的合同文本，我没细看就签了，对于这次改编的收益前景没有细想，但对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这种评书传播方式，颇有感想。
自有评书以来，这或许是第一次由中国所谓主流文学界承认为文学作品的主流传播方式。我看到与我签约的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便是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共同投资成立的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公司，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内的一大批所谓主流作家的数字版权，都在这里签约。
上面这段话，是我感慨的源头。
兴于唐宋，滥觞于明清，于现代中国坊集市肆、田间地头无处不在的评书，绝少被“主流”文学界所接纳，官方文学界管自吟风弄月、善祷善颂，民间市肆里的评书则管自镇木敲响、上回书说道哪里哪里云云。自成体系，自有拥趸，互相间甚少干预，过得也都滋润。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压制了近三十年的民间传统文艺一经放开，活力四射。在那十多年间，评书迅速蹿红，大街小巷共同收听《岳飞传》的盛况，相信现在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读者心中，都应该有抹不去的印象。
不仅仅是《岳飞传》，一系列传统评书，如《杨家将》、《明英烈》、《兴唐传》等等，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与此同时，《人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乔厂长上任记》等等，一大批所谓严肃小说，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但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评书与那时的主流小说，一直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并行，互不交叉。有些现代评书，改编的也大都是被当时的主流文学排斥为“通俗小说”的作品，如《代号白牡丹》《烈火金刚》等等，个别属于主流文学圈认可的“严肃文学”，如《漩流三部曲》、《暴风骤雨》等，在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作品中，就属于比较不为大众所知的，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小说并不怎么适合改编成评书。
在儿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是把袁阔成想象成几百年前柳敬亭的，没可能听到柳敬亭的声音，就从袁阔成的演播中揣摩想象。袁阔成的声音洪亮高亢有底气，时不时有个小包袱抖抖，说书时评论的内容比较多。现在看，他的书中夹带的评论基本不出文革遗风，立意都莫名其妙的高大上，但当时正是一脑袋瓜子的热血，脑汁不够用的时候，每每听得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在袁阔成稍前，对我也对全中国的评书听众影响更大的，是刘兰芳无疑，他播讲的《岳飞传》、《杨家将》，说达到净街净巷的程度，不算夸张。当时我还在农村生活，村里有收音机的家庭不算多，但家家有广播喇叭，每到晚上评书时间，街上基本没人。到哪一家去串门，看到的也是一家人聚在小喇叭下边，屏声静息地听岳飞怎么八百破十万、杨六郎怎么大战黄土坡。看到有人去了，抿着嘴摆手，串门的人要么坐下一起听，要么摆摆手赶紧掉头走。
刘兰芳横空出世之前，占据民间说书市场的，是村里个别有机会读过几本未烧尽闲书的人，他们的表演空间一般就是在村里的打麦场上，听众则是一起纳凉的村民。有时候村里也会请说书先生来，就在村小学操场上，挂上两盏汽灯，全村老少都挤成一个大疙瘩，听说书先生声嘶力竭的白话，那时村里根本没有扩音器可言，说书先生说一晚上，嗓子估计冒烟。
那个时候可能是文革刚结束，改革开放还没全面开始，说书先生可以出来混了，却没有更好的平台，能够被村里请，一日三餐有肉吃，应该就很满足了。给不给钱我不知道，推测起来，就算给也不会超出一两元钱。有肉吃我亲眼所见，馋的我连续几天在臆想，长大了是不是该去学着说书啊！
有一次我就坐在说书先生脚跟前，说书先生说到皇上圣旨到，从兜里掏出小块四方破布，拿到手里就念，词儿一套一套的。我坐在地上，仰着头仔细看那块方布，如果是现在，应该叫手绢，但那个说书先生可能实在用不起手绢，他是将碎布剪成的方块，用途就是手绢，所以能看到焦黄的鼻屎，我那时倒是不恶心，就是满心的好奇：这布上并没有字啊，你这字怎么读出来的？想得脑袋一迷糊，居然就问出来了。先生说书正畅，被我一句话打断，有些不高兴，低头看看我，有点恼怒地说：这就是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我说它是它就是了。
说书先生的这句话绕了我好几年：打了个比方？先生说他是就是了？为什么啊？
等到我不再纠缠这个幼稚问题的时候，就经常可以买到评书读本来看了，犹记得读到10册版《兴唐传》第一册《闹花灯》的时候，那种无与伦比的激动。这种口语化、平民化的英雄，让我从《分界线》《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那些高大上人物缝隙里，陡然发现了一片无垠的蓝天，在这片蓝天下，我看到俗世英雄洒脱的身影。
这部由陈荫荣讲述的《兴唐传》，成为我心目中经典的隋唐英雄故事，后来再听单田芳等人的《瓦岗英雄》，因为情节有所差异，便有些不太接受，还是连丽如的《大隋唐》，故事情节更重合。
单田芳的《瓦岗英雄》，虽然逊色于陈荫荣的《兴唐传》，但从知名度而论，单田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评书第一人，他可能也是当代评书艺人中说书最多的一个，我家中所藏的几本关于评书的论著，都一致认为他播讲的评书按一天一集来播，可以不重复地连播三十年。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说评书不是读评书，眼前是没有文字稿本可以念得，要先对故事有个大致记忆（评书界的专用名词叫“梁子”），然后现场发挥，信口去说，没有良好的记忆力和惊人的发挥力，是说不好的。
一部《岳飞传》，可以让很多地方的收音机卖断货，但那是收音机普及的时代，电视机稀缺，也是所谓“严肃文学”（我对这个名词一直很排斥）甚嚣尘上之时，通俗读物相对稀缺。评书对刚从文化沙漠中熬过来的人民来说，就如同我上面所说第一次读《闹花灯》一样。后来电视机普及，各种各样真人实景的电视剧登场；通俗读物也在市场化的作用下越来越丰富，评书热逐渐消退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在收音机和电视上也听不到、看不到评书影子了。
评书的重新被大众认识，与这些年汽车进家庭有关，家用汽车大普及，无聊的驾驶时间，让广播电台重获生机，评书，这个靠语言塑造人物、刻划情节的艺术形式，也随之振兴。单田芳、田连元突然热了起来，袁阔成、刘兰芳的旧作也成为畅销的有声读物。
传统评书（包括传统评书艺人的新编评书如《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之类）最重要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通俗和社会化。如《柳敬亭说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靠一张利嘴，将人物情境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即便不识字人，也会进入说书艺人营造出的环境氛围。并且那个年代人们的时间充足，秦琼、燕青打一次擂，可以说上10天10夜。这些在那个读书人稀缺年代的特色长处，到了现在这个遍地大学生的时代，都变成了短板。套路化的故事情节，已不能吸引有过大量阅读的知识分子，冗长的故事进程，也会让时间不足的楼宇各种“领”们失去耐心。
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名著的有声读物制作。与此相配，朗读悄悄成为一种风尚。
但一味标准普通话的朗读，也会让人陷入腻烦中。于是，评书演播的绘声绘色又被重新发现。对朗诵读物的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也成为新的趋势。
我相信，我的作品被中作华文文化选中，也便是这一趋势的结果，在两种付费的方式中，我放弃买断，选择分账，也是对这一趋势的坚信不疑。
在时间面前，没有不变的传统，只看这改变是否与趋势相匹配。在我的万余本藏书中，评书至今还保留了近百本，有时候拿起来翻翻，怀想一下青涩的当年。
我更希望的是，看到未来继续有评书的生存空间，在这空间里，又刚好有我的作品。
2019年12月2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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