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河西节度使崔希逸 大破入侵的吐蕃军后，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写了两首诗，其一：“天平四塞尽黄砂，塞冷三春少物华。忽见天山飞下雪，疑是前庭有落花。”其二：“阳乌黯黯映山平，阴兔微微光渐生。戍楼往往云间没，烽火时时碛里明。”诗中对战争却不著一字，也体会不到一丝胜利的喜悦。崔希逸作诗时，心情正如诗中景色那般苦寒，胜利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痛苦，甚至使他在几个月后就郁郁而终。
作为一名战功显赫的将领，同时也是帝国传统劲旅——河西军的最高统帅，崔希逸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史书不仅没为他单独作传，对他去世的记载也只有寥寥数语。如此反常，全因崔希逸和吐蕃人立下的一个君子之约。这个约定最终使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含恨而死；同时也暴露了帝国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的阴暗面，后者正是崔希逸被史家有意冷落的原因。
崔希逸，历任万年县尉、监察御史、吏部郎中、郑州刺史、江淮河南转运使、右散骑常侍知河西节度事等
君子之约
开元十七年（729），朔方节度使李祎攻占吐蕃石堡城，引得吐蕃举国震怖，急向唐朝遣使求和。在皇甫惟明的斡旋下，唐蕃两国得以重拾和平，结束了多年兵戈相对的局面。
如此数年，边境百姓已沉浸于安宁祥和的氛围中，两国边将也快忘了战争的滋味，“和平友好”是唐蕃关系的主旋律。面对此情此景，关心民生的崔希逸突发奇想，向吐蕃边将乞力徐提议道：“如今两国通好，互为一家，既已不再打仗，何必继续驻兵修壕，妨碍百姓放牧耕种呢？不如我们都把驻军都撤走吧。”乞力徐婉拒道：“崔将军为人忠厚，必不欺我，但你我皆为臣子，即使彼此信任，也保不齐朝廷不会听信奸人之言，要求我们趁对方不防备发动突袭，若是那样，到时可就追悔莫及了。”
河西位于西北，是唐朝十大节度使里军事实力最强的节度使，历任者多为当世名将，如郭子仪、哥舒翰、王忠嗣等
作为镇边大将，哪有人会同意这种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立下的约定，巧的是偏偏崔希逸和乞力徐就属于这种人。被拒绝后，崔希逸并不死心，特意杀了白狗起誓，表示绝不背叛约定。最终，乞力徐被其真诚打动，双方撤去守备，还地于民。
《周易》里狗为“艮”卦。艮为山，而山有“止”之意，崔希逸杀白狗意在表明“止战”决心
正直但天真的崔希逸
堂堂军区总司令，竟然会提出如此匪夷所思的约定，使人不得不怀疑崔希逸是否出身“唐朝战忽局”。此举是想麻痹敌人吗？其实还真不是，这点从他的过往事迹可见一斑。
早年，崔希逸作为当世名士而入仕，后历任郑州刺史、河南转运使等职，因其为人正直、能力出众且一心为民，所以无论何职他都干得政绩斐然，为世人所称道。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为人，那是他与乞力徐立下约定前不久，刚升任河西节度使的事。接下工作后不久，他发现前任节度使牛仙客在任期间替国家省下大批精良物资，对此他既不贪功也不隐瞒，主动上表替前任请功，牛仙客因此被擢升为工部尚书。结合崔希逸的结局，可以看出他立约全出自一片真心，并未使诈。
然而，作为边关将领，崔希逸和乞力徐都太过于理想主义，他俩忘了自己既无权力决定国家的边境政策，也忘了国家间从无永恒的和平。不久后，事情一如乞力徐最初担心的那般发展，吐蕃因这个约定而大吃苦头，大唐则尽得先机，但崔希逸本人却从此陷入无法自拔的愧疚中。
相较于和平，战争才是唐蕃两国的常态，只要崔希逸和乞力徐其中一人不是理想主义者，事情走向都会大不相同
唐玄宗借刀杀人，崔常侍饮恨而终
西域小勃律国是往来各国的枢纽，长久以来吐蕃、唐朝都对这里虎视眈眈，后来小勃律成为大唐附属国，吐蕃为此屡次出兵企图夺回控制权，直到唐蕃两国和解，吐蕃才停止侵扰。开元二十四年底（736），按奈不住野心的吐蕃不顾唐玄宗的警告，一意孤行攻占了小勃律，惹得玄宗龙颜震怒。
（唐朝、吐蕃在小勃律控制权上的交锋可参考这篇文章： ）
小勃律位于唐朝安西都护府西南方，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彼时，崔希逸派往朝廷汇报工作的佐吏孙诲恰在宫中，一心邀功的他趁机向玄宗禀报崔希逸君子之约一事，建议对吐蕃攻其不备。之后的事，史书是如此描述的：玄宗听完后不置可否，只派出内侍赵惠琮随孙诲前往河西“审查事宜”，二人却矫诏让崔希逸偷袭吐蕃。迫于皇命，崔希逸只得出兵，结果毫无防备的吐蕃军损失惨重，事后唐玄宗厚赏了赵、孙二人。
按照史书的说法，强迫崔希逸背约的只有赵、孙两人，玄宗本人似乎毫不知情。事实果真如此吗？无论胜利与否，矫诏本身都是对皇权的极大挑战，皇帝岂能容忍？可玄宗不仅不处罚赵、孙二人，反而还给予厚赏，如此反常只能解释为：赵、孙的行为已提前得到皇帝认可，所谓“矫诏”只是玄宗不愿背负骂名而使出的借刀杀人手段。后来发生的事可以侧面印证这种猜测。
崔希逸靠偷袭大胜吐蕃后，唐玄宗派出监察御史
王维携带大量御赐珍宝赴河西慰问功臣，在王维所写的《为崔常侍谢赐物表》中，提到了崔希逸面对封赏的态度，他表示：“王师不战，无汗马之劳；尧屋可封，何理人之有？实无异效，特降殊恩。”这句话既是谦虚，但更多的是崔希逸觉得自己背约得来的胜利根本不值得称赞，这个“无汗马之劳”饱含了无尽的酸楚。事实上，唐玄宗赐予他珍宝既有奖励军功的目的，也是在测试崔希逸的态度。如果崔希逸对封赏表现得意兴阑珊，就证明他对皇帝让他进攻吐蕃的命令是心怀不满的，结果崔希逸的反应让玄宗很不满意。
王维在慰边中写下《使至塞上》，诗中“都护”指的就是崔希逸，到达河西后王维加入崔希逸的幕僚
第二年春，吐蕃出于报复派出大军进犯河西，但又大败于崔希逸之手，事后崔希逸写了两首借景抒情的边塞诗表达胸中苦闷（即文章开头两首诗），这让本就对他很有意见的唐玄宗彻底失望。就在此战后不久，玄宗以“宠其命服，俾叶于酬庸；镇彼神州，更期于表则”为由，表面上提拔他为河南府尹，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兵权。崔希逸对此心知肚明，背信弃义的自责感加上政治失意的挫败感最终击垮了他心中的防线，使他在赴任路上郁郁而终；他死后，赵惠琮、孙诲也因为其他事离奇地被皇帝诛杀，这种结果实在耐人寻味。
崔希逸带着愁云惨淡的心情前往河南赴任，结果卒于半道
大唐“背锅侠”
史家对于崔希逸的经历似乎讳莫如深，即使他有过卓越的政绩、立过显赫的军功、还当过地方节度使，但新旧《唐书》均无其个人传记。有人猜测史家是反感崔希逸背约的行为才没给他作传，但这说法过于牵强，因为崔希逸立约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背约亦非其主观意愿，就恶劣程度来说，这种污点在历史中实在排不上号。没有传记的原因大概还是出于“为尊者隐”的缘故，毕竟玄宗在背约一事上很难摆脱干系。
其实立约只是崔希逸越权的个人行为，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大可不必顾忌这点，加上那时唐蕃关系微妙，即使唐朝不偷袭，也难保吐蕃不会，所以背约虽不光彩，但情有可原。然而，登基二十余年的玄宗此时已失去年轻时的英明果断，变得过于爱惜羽毛，他既无魄力直面争议，也不愿承担背约骂名，所以崔希逸和赵、孙二人就替他完全背下了这口“失信”的大锅。最是无情帝王家，大抵就是如此吧。
唐玄宗统治后期，其吝惜羽毛，不敢担责的毛病更加严重，在十几年后的安史之乱中被彻底暴露出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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