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被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所認同。即：“先有巫，巫將‘玉’定性為神器，或‘神’，亦或‘通神之物’，而加以崇拜。
當然，這一可喜的認同，其實早在我國的春秋時期，就已經被認識到了。如通過風胡子與楚王的對話，講到中國歷史曾經出現過的“石兵”“玉兵”、“銅兵”、“鐵兵”四夫類兵器(即以石器、玉器、銅器和鐵器製作而成的兵器和工具)。
其說：“……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
中華“玉”文化，自古及今，延續不斷，一脈承傳數年之久，它是中國歷史上閃耀的璀璨明珠，是國粹，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晶、文明的奠基石。
關於“玉”與“道”的關係，據古典《山海經》中介紹說：巫是早期人類社會中聰敏而又有智慧的少數群體，她(他)們統治著野蠻的史前民族部落或社會。由於“巫”賦予玉以“神物”的特性，使玉與一般的物質加以區別，並把神玉雕琢成玉神器以“事神”，以期與天界神靈溝通。
什麼是“巫”呢?(《國語·楚語》)中說：“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日覡，在女曰巫”。說明了在遠古時期，能夠事神、有祭祀特權的男士稱為覡，女士則稱為巫。
就“巫”與“玉”，“巫”與“神”的關係，我們通過所見到從出土的大量實物不難發現，這些玉器的不同形狀、大小，以及表現的圖像、功能等大都和遠古之時的祈禱、祭祀或神靈有關。而上面所刻畫的內容，也多以早期道教崇拜的四像（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靈獸、祥雲以及符讖(chen)下辭等隱語秘文為主。故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教授說“史前社會玉器往往由巫覡設計、雕琢並以器事神，從而推動了玉文化的第一個高潮的出現和形成，巫玉光輝普照大地，又為王玉之源泉、瑞器之根本，從而奠定了中華文明的第一塊基石”。就當時巫覡所在社會上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楊教授認為：“今天將玉靈性解釋為神物，是有神靈之物，用於通神的媒介、事神的享物。將玉用作器物，提高到神器的崇高地位，掀起了長達數千年之久的玉崇拜，琢制了不少玉神器，將玉文化推向宗教的神學的第一高峰，維繫了血緣、地緣的群體，成長壯大，凝聚起來成為一個團結有序的社會集團，戰天鬥地，雄踞四方，走過了巫神統治的時代，迎接了文明時代的到來。
從發展進化的觀點來看，巫覡率領先民走的是一條曲折而艱難的道路，但這是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可知他們並非一群等閒之輩，反之，他們都是才華橫溢、聰明過人的一批智者和精英，對社會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為華夏文明鋪墊下第一塊奠基石”。每一個時期，所反映的文化氣息是不盡相同的，玉文化也是如此。從工藝、技術、雕刻手法、形狀、功能都留下了時代特色、時代烙印。
就宗教而言，歷代因崇拜的對象不同，在特定的時期、階段，所表現在“玉”器之上的圖像、圖案，以及崇拜目的也不同，如崇拜“巫”時期，反映巫和覡的頭面像。錐面像就主要體現在紅由、大溪、凌家灘、良渚、石家河等史前文化產區。其代表性的是三星堆三號祭祀坑出土的邊璋上的陰線刻巫觀祭山圖；紅山文化牛河梁16號地點出土的玉巫覡像；大溪文化的玉巫面像、凌家灘出土的玉覡像；良諸文化的巫騎善儺舞事神圖；石家河文化的巫覡神面像等等。
前在良渚文化區3號墓出土了24件玉璧，出土時分置頭前腳後各十餘件，部分壓在頭腳之下。其中製作最精的兩件放在胸腹之上，放在腹部的一件最大。由此而知，當時的玉壁絕不是一般的裝飾品，而是具有祭祀、避邪、聖潔、吉祥等特殊意義的玉神器物。到了唐代，就以玉祭神、祭祖方面就有更為嚴格的要求，如唐玄宗頒詔明令：“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溫潤，今有司並用琚，自今禮神之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指用好玉)，諸祀用珉(其它可用一般玉)。如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說明了用玉的等級制度，是幹分嚴謹的。同時他還聲明，就是沒有大的玉器，寧可用小一點的，也絕不能用次玉來祭祀天地神靈。
金元之際，道教宗師邱處機大真人，不遠萬里、不顧年邁，去向成吉思汗傳道解惑，一言止殺，成就不世之功。之後，元大祖賜封邱祖為“邱大神仙”，入住天長觀(今北京白雲觀)，通領天下道教之事。因其功、感其德，世人無不禮遇道教，邱祖更被大都(今北京市)城玉工行業，請上玉業祖師爺的寶座而加以供奉。可以說，不論古今，碾玉行業一直與我國古老的、固有的傳統“道”文化，血肉相連、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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