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曾經把漢的區域經濟分為了四大區，即山東、山西、江南和龍門謁石以北，當然這裡邊的地理名詞與現今有著較大的區別，如山東山西的分界是以現今的河南崤山為線。這裡邊的山東山西即中原地帶，是黃河流域，也曾經佔據了國家的經濟重心。
關中地帶沃野千里，可以說是當時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撐，而人口資源是影響地區各項事務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於定居的農耕社會而言。因此人口流動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漢魏時期河西地區之所以在“漢化”之餘還有著“羌化”的傾向，便是因為這一時期羌人的大量遷入，形成了一個具有影響力的部族。
因此，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與人口的大量流動有著很大的關係，“一曰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天災人禍不止、人口流動不息。中原人口的遷徙之路可謂是一部南北交流史，以下便簡單瞭解一下古代的三次大規模的流民南遷。
中原地區的第一次人口大流動：衣冠南渡
談及兩晉，我們一般想到的不是魏晉名士的風流，而是南北朝、五胡十六國這樣的名詞，背後是混亂與黑暗的象徵。這一時期，由於司馬統治者的昏庸無能以及皇室成員之間你來我往的爭權奪利，十六年的八王之亂緊隨著的便是永嘉之亂，此後便是中原陸沉的悲慘狀況。
事實上，這裡邊既有司馬家族“自毀長城”的紛爭，也有著很大的歷史殘留。中原陸沉自然是內憂外患的結果，內憂是司馬成員們的 “互毆”，導致了經濟、政治、文化被大肆破壞，而外患自然是北方的胡族入侵。
說起來，這事就有點兒長了，春秋戰國便有夷狄虎視眈眈，不過被秦趙這等大國壓制得沒了底氣。此後，秦漢即使有冒頓單于的崛起，有了一段“和親”的憋屈歷史，然而漢武以後一番胖揍得又是老老實實的。匈奴人是老實了，此前依附他的小部族們可就歡脫了，如河西地區的羌人便冒了頭、代北地區的鮮卑也不甘示弱，可以說虎沒了又來了群狼。
此後，漢末又有董卓藉助西涼少數部族“發家”、曹操破烏桓、促南匈奴為“義從胡”這一類梟雄，可以說胡族的介入是時代的產物，是混亂局面下借力打力的一種利用。因此，到了兩晉時期胡族的勢力便十分龐大，更何況還有著慕容鮮卑這一類“擁晉”政策的“和善友鄰”。
上邊便談及了古時中原地區的含義，那麼既然“陸沉”了，百姓是死的死逃的逃，而北方是胡族的天下，自然唯有南遷。
《王導傳》說：“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漢族超半數人南逃，規模達數百萬之眾，史稱“衣冠南渡”。
王導是東晉政權的奠基者之一，當時有著“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因此王導的話可信度十足，畢竟“衣冠南渡”也非啥子好事。江左即長江流域，來自黃河流域的中原流民便達到了“十分之六七”，這可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
事實上，截止至南朝劉宋初年，衣冠南渡的人員數目便達到了90餘萬。或許有人要質疑了，90餘萬也不多呀，嚇人一跳還以為是幾百上千萬呢。可是，要知道劉宋政權的巔峰人口也只有兩千萬，而這90餘萬人更是佔到了當時南方地區總數的1/6。
中原地區的第一次人口大流動：安史流民
安史之亂的主戰場是在河南、河北一帶，這一時期南方相對穩定，因此南遷也就不難理解了。作為當時著名詩人，李白在《永王東巡歌》中便有所反映，“三川北虜亂，四海南奔似永嘉”。
安史之亂既有權相楊國忠對於安祿山的逼迫，也有著地方節度使勢力過度的隱患問題，因此這是一場大唐統治者與地方節度使的矛盾，即使不是安祿山也會有其他各節度使冒頭。更何況，這一時期土地兼併嚴重，均田制的破壞使得均田小民大量的流離失所。
事實上，安史之亂引發的流民並不只有這一波，由盛轉衰的大唐壓根兒就控制不了尾大不掉的各方節度使，此後的五代時期就更是混亂，流民也就愈多了。
這一時期的流民很多也是舉家南遷，由北方的黃河流域遷向南方的長江流域，許多墓誌便可以證明，如《唐故竇公夫人墓誌銘》“頃屬時難流離，遷徙江介”、《唐魏州冠氏縣尉盧公夫人崔氏墓記》“屬中夏不寧，奉家避亂於江表”，在這裡江介是今江西南昌、江表則是今江西吉州。
事實上，韓愈對南遷一事便有著深刻描述：大曆年間（766—779年），這一時期恰好是安史之亂結束不久，士人們多舉家避難逃至江淮一帶，曾經擔任過朝堂大官的便達到了千百人之多。官宦世家本來人口就多，即使是一家族只有幾十人也是上萬人的大數目，更何況官宦日子都不好過了，百姓不就更是遭殃。
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這一次變亂使得北民南遷達到了百餘萬人，使得南方人口首次超越了北方，人口分佈格局自此發生了轉變。
中原地區的第三次人口大流動：宋都南遷
近來《清平樂》的熱播，讓我們見識了大宋的繁榮絢爛，詩詞歌賦、勾欄酒肆、美味佳餚等各色美好一一呈現。然而，誰能想象得到幾十年後的靖康年間卻發生了一場恥辱，皇帝、宗室大臣與大量百姓被虜往了北地，而宋都也只得被迫南遷。
事實上，仁宗確實是一位好皇帝，可是似乎有點“時運不濟”。在位期間，黃河一再改道，而此後“三易回河”的錯誤更是自取滅亡。有人認為，金兵南下的猖獗便與此有關，黃河的瞎治理使得洪澇氾濫，河北之民自然難以維持生計逃離故土。就河北滄州而言，百姓便跑得只有“十存一二”，此前的千里沃野再也無人耕作，作為農耕經濟重地及抵禦北方遼金的地帶，“三易回河”可真是大錯特錯，既毀了一地也毀了一國。
這是靖康之難的一點緣由，另一方面也是外部的強國環伺，如此前的党項一族便還在國朝的控制下，而仁宗時期李元昊卻建立了西夏，北宋便又多了一個敵手。
靖康之難，金兵攻破了國都汴京，戰火更是幾乎遍及黃河中下游一帶，可以說這地區的百姓是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到了不逃不行的地步。此後，宋高宗趙構國都南遷，大佬都溜號了，小民自然也得緊隨其後，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此次人口的南遷更是恐怖，達到了兩百餘萬，“威盛、隆德、汾、晉、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可以說，三次人口南遷史也是重心的南移史。
人口的南遷使得在人口數量方面上南方之民超越了北方之民，而此後由於種種因素，如自然環境的優越、技術的流通、統治策略的轉變、河道海運的發展等等，南方逐漸成了國家的經濟重心。事實上，經濟、政治、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相反作用的，一方的強勢極大可能帶動了另一方的強勢。
人口資源是影響地區各項事務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於定居的農耕社會而言，因此這三次人口的大規模南遷最終便造就了國家重心的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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