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我受湖北省委宣傳部邀請前往三峽採風，其中有個環節是參觀屈原故里。
屈原故里在秭歸。那是個細雨斜飛的日子，山嶺及仿古建築群都隱在雨霧中，這氛圍很適合憑弔這位偉大的詩人。
突然，眼前的一幕讓我楞住了，只見兩塊碑並立在“屈原故里”牌坊邊，乍一看真像兩塊墓碑，一為“楚大夫屈原故里”，一為“漢昭君王嬙故里”。立碑的時間均為“大清光緒十二年正月吉日”。
當時就疑雲頓生，但東道主熱情，中國人都把“情面”看得重，只得把想要說的話咽在肚裡，這一憋就是數年，但是，文化上的事，還是說出來為好。
暫且不質疑這兩塊碑的真偽，晚清地方官員像現在的地方政府一樣爭故里，一天立兩塊碑，這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就當是他們很具前瞻性吧。
如果屈原和王昭君都是秭歸人，兩塊碑是真碑，那麼應置於何處為宜呢？應置於外地人進入秭歸的交通要道處，表明秭歸是這兩人的故里。或分置於他們各自的老家，即屈原出生地“樂平裡”，王昭君出生地“寶坪”，而現在將王昭君那塊“故里碑”立於屈原故里，就存在從屬關係了。
更何況，視覺上易讓人產生錯覺，以為是兩人的墓碑，而王昭君就像是伴葬的夫人。實際上，屈原生於約公元前340年，王昭君生於約公元前52年，兩者相差近300歲。屈原雖說挺浪漫，但對妻子是絕對的愛，“乘赤豹兮從文，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這句詩可以佐證。暗戀過“湘夫人”，亦無實質性關係。
若不認真，這事兒儘可一笑了之。但文化是長期積澱而成，不是像砌房子一樣搞建設，要對歷史負責，更要對未來負責。
而當下全國各地抓旅遊文化建設，為了GDP，只能急於求成，大多數情況下是地方政府因資金困境，只能屈服於投資商。而投資商唯利是圖（天經地義），急於收回成本，又豈有使命感？於是，“文化”就像一個美少女，被一些暴徒撕扯得面目全非。如憑空新建什麼古鎮，如在楚文化底蘊深厚的地方弄什麼“大清文化”……除了給後人留下笑柄，更令人傷痛的是糟踐了珍貴的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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