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2020年4月4日舉行了全國性哀悼活動。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挑戰。縱觀中國歷史，瘟疫幾度肆虐，史書上隔幾頁就寫著“大疫”二字，中華民族的歷史，鋪開來就是一條與瘟疫不懈抗爭的荊棘長路。
而放眼全球，瘟疫是最大的人類殺手，沒有之一。瘟疫甚至摧毀了一些人類文明，美洲大陸上阿茲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瑪雅文明的消亡背後，都隱現著瘟疫的魔影，而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三大文明古國，還有曾經顯赫一時的古羅馬帝國，在歷史某處煙消雲散，亦是戰爭與瘟疫等共同作用的結果。
但是，瘟疫為何從未壓垮過中華民族？四大文明古國，為何只有中國延續至今？
01
瘟疫洶洶
中國古代的瘟疫流行，有兩大規律：一是“大災之後有大疫”，二是“大戰之中有大疫”。
大災，尤其是大的洪水災害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菌痢、霍亂、血吸蟲病。1931年長江中下游大水災，武漢受災最重，在洪水中泡了一個多月。因為救災不力，大洪災帶來了大瘟疫，當時的《國聞週報》報道說：武漢三鎮“積水中充滿腐敗食物”，“漂浮人畜之屍體”，“惡氣蒸發逼人”，最終“最可怕者霍亂、傷寒、窒扶斯等傳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於武漢區域”。洪水與瘟疫帶來的死亡人數缺乏準確統計，據《武漢一九三一年水災問題救濟研究》（作者章博）一文，武漢三鎮死亡災民人數在3萬人以上，其中被淹死者3619人。可見，瘟疫的殺傷力遠大於水災。
瘟疫與戰爭，也如影隨形。
一方面大規模人員流動帶來了瘟疫傳播，另一方面兩軍對壘時人員密集，衛生條件差，容易造成瘟疫爆發。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些戰爭甚至因瘟疫而終止，《新元史》記載了蒙古鐵騎一次勞師遠征的失敗，他們要征服的對象，有個很奇特的名字——“八百媳婦國”。這個國家位於今天的雲南南部、緬甸北部，史書上記載，國王有妻八百，因此得名。公元1300年，2萬蒙古軍隊前去攻打八百媳婦國，結果大軍剛到南方的崇山峻嶺，還沒找到對方的主力，就染上了瘧疾，“士兵死者十已七八”，這仗還怎麼打？最後，元軍被迫撤軍，主帥被皇帝砍了腦袋。
中國古代天災頻發，戰爭頻繁，可以想見瘟疫之烈度。史料顯示：兩漢以後，瘟疫日益增多，幾乎每朝每代甚至每個皇帝在位期間，都有瘟疫爆發。
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外，其餘五人全部死於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一場大瘟疫。當時，曹丕曹植兄弟均記載了此事，曹丕痛悼“建安七子”：“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曹植更寫過一篇《說疫氣》：“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三國征戰不休，但戰爭帶來的傷亡，遠遠少於瘟疫，“民死於鋒鏑者十之三，死於瘟疫者十之七”。公元223年初，魏國包圍吳國江陵城，打了一年多，差點就得手，但江陵城中爆發瘟疫，魏軍聽說後害怕感染，城也不要了，慌忙撤圍；公元253年，吳國圍攻魏國新城，作戰數月，露宿野外，士兵飲用了被汙染的水源後，開始拉肚子，戰鬥力急劇下降，魏國援軍一到，吳軍潰敗。後人分析應該是腸道傳染病，即細菌性痢疾。
這一時期，中國人口數量急劇下降，漢恆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全國戶數統計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到三國末年（公元280年），魏蜀吳合計戶數只餘149萬多戶，人口剩下560萬。
明末清初，改朝換代，也是瘟疫大爆發的苦難時刻，尤以崇禎年間的鼠疫最為恐怖。
翻開《明史》和地方史志，這段時間盡是觸目驚心的文字：
“夏遭瘟疫，死者不計其數”（山西沁源）；“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遺。百姓驚逃，城之為空”（山西興縣）；“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河北大名府）；“人心驚畏，弔問之禮幾廢”（河北雄縣）；“春大疫，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河南滎陽）……
到了崇禎十六年，也就是明亡之前一年的1643年，北京也開始流行鼠疫，“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史載：死的人太多，棺材店來不及趕製，許多死者連棺材都沒有。有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家裡一個僕人死了，另一個僕人去買棺材，很久還未回來，趕去一看，這個僕人已經死在棺材店……根據官方計數，從北京九扇城門抬出的死者有20餘萬人。
雖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但在瘟疫肆虐之際，苦難的人們只能乞求上蒼庇佑。《吳江縣誌》記載了1644年鼠疫流行時，吳江人驚恐之下，湧到寺廟求神拜佛的場景，吳江“舉國若狂，費以萬計，廟宇中吏卒皆以生人充之，時聞神語呵喝，空有枷鎖捶撻之聲……”
這一年，明亡清替，兵災疫情交織，堪稱一派末日圖景！
02
文明不斷
經歷一場場如此慘烈的瘟疫浩劫，中華文明為何還能延續至今？
原因一：地大人多。
中華文明開局就很大氣，圍繞著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展開，跟其他古老文明在較小地理範圍內展開形成了鮮明對比。例如，兩河文明起源於亞洲西部的弧形狹長地帶，此地猶如一彎新月，謂之“新月沃地”【注：這個名稱出自美國考古學家詹姆斯·亨利·佈雷斯特德1906年出版的《埃及的古代記錄》】。中國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廣袤的國土面積與龐大的人口基數，無論是面臨戰爭還是瘟疫，都有戰略腹地和人力補充。
此外，當歐洲人還在黑森林中茹毛飲血時，中國就已經形成了發達而廣大的農業社會，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寫道：
遠古人類選擇農業還是狩獵採集業，文明發展走向的是兩個方向，相比之下，農業產生的剩餘糧食，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從而形成“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統一的、社會等級分明的、經濟上覆雜的、技術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會”。
更關鍵的是，發展農業的一個先決條件是馴養動物，導致瘟疫的很多病毒、病菌，都源自動物，第一批馴養動物的人們，成了瘟疫的受害者，但一代又一代的倖存者，逐步形成了對這些新疾病的強大的抵抗力。
原因二：文明的連續性。
跟相繼消亡的其他文明古國不一樣，地域廣大與人口眾多的特點，賦予了中華文明巨大的穩定、吸納和整合力量，從未被外來文明所取代，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生生不息的連續性偉大文明。
中國最早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成書時間有前秦、戰國和西漢之說，後人研究發現，應是多個作者跨越了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集結而成，這就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最好說明。
漢字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文字被公認為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的分野。漢字的發明者已不可考，古人認為是“倉頡造字”，《淮南子》寫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的是自從人類掌握文字後，也就掌握了天地間的秘密。甲骨文中就有“蠱”字，後人研究，早在殷商年代，人們就發現血吸蟲病了。其他古代文明也產生過文字，但甲骨文是人類唯一傳承使用的上古文字，從甲骨文、金文、籀文，到秦始皇推行“書同文”的小篆，再到隸書、楷書，以及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加成，中華文明被完整紀錄下來，不曾斷代。
一起傳承下來的，還包括對抗瘟疫的辦法。
東漢末年，亂世再起，名醫張仲景的張氏家族有兩百餘人，一場大疫後僅倖存三分之一。張仲景痛定思痛，潛心研究，經數十年含辛茹苦，終於寫成不朽之作《傷寒雜病論》，系統闡述了多種外感疾病及雜病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俱全，還為中醫臨床各科提供了辨證論治的規範，流傳至今。
明末，名醫吳有性寫出名著《瘟疫論》，打破陳規，跳出千年來一直恪守的傷寒論，提出了傳染病病因學的新觀點——戾氣學說。他認為，瘟疫的發生，不是因為四時不正之氣，也不是由於外感伏邪，而是感染了“戾氣”，不同的病，是因為感染了不同的戾氣，他還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通過空氣接觸，由口鼻進入而致病。在近代細菌學出現之前，吳有性的研究，令人欽佩，也影響深遠。正是因為一代代中醫名家繼承發揮、推陳出新，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醫學說。
原因三：大一統的國家與中央集權政權。
古代中國雖然有過內亂、分裂、改朝換代和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以漢族（華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政權實體始終存在。
國家統一，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幹大事”，無論是日常維持龐大農業所需的灌溉系統、漕運系統與洪澇防範系統，還是危難時刻的舉國行動，例如應對大規模瘟疫爆發——瘟疫傳染性強、群發性高、涉及地域廣，在防治上需要集中資源、統一協調，綜合考驗政府的快速反應能力、調動資源能力、行政執行能力、社會動員能力，以及“亡羊補牢”的能力。“亡羊補牢”的能力十分關鍵，我國地域廣闊，在古代信息傳遞緩慢，存在反應遲緩、行政低效等弊病，但一旦國家動員起來，很快就能轉危為安，且能形成反應機制，避免重蹈覆轍。
以宋朝為例，瘟疫爆發時，整個國家機器隨之發動：各級政府出面向疫區百姓施散醫藥，有時皇帝還會以私人名義給散醫藥至平民百姓手中，政府的醫療機構如醫官院、太醫局、方劑局、藥局，由政府統一調遣，分工合作，積極投入救治，地方州縣的醫學校也承擔救治疫病的任務。政府還出面設立病坊，其實就是今天的簡易隔離醫院，治病救人，防止擴散。政府還會實施賑濟措施，比如減免徭役，賦予錢粟，組織掩埋屍體，幫助疫區百姓擺脫困苦，重建生活，同時做好人群密集的軍隊、監獄等處的防疫。宋朝地方各級官員積極防控疫情，留下諸多佳話，比如蘇東坡，他在杭州推廣醫藥，建立病坊，傳播知識，至今仍為杭州人感懷。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時已經高度重視疫情預防，當時雕版印刷技術已很發達，政府出面印行大量醫書，向各州縣加以推廣，向老百姓傳播預防、醫治疫病的知識。這種努力行之有效，宋朝民間很重視飲食、飲水衛生，強調出門在外，要喝“煎水”，“百沸無毒”的概念深入人心，這實際是煮沸消毒法，對消化道感染的預防至關重要。 可以說，一千多年前，中國人就愛喝熱水了。
03
“中國精神”
我們再專門說說“中國精神”。
《舊唐書·李德裕傳》上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德裕壯年得位，銳於佈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誌，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這是唐穆宗長慶年間的事，李德裕任浙西觀察使【注：“觀察使”是唐代後期地位次於節度使的地方軍政長官】，這位未來的大唐著名政治家，敏銳地發現了一個問題：當時浙西一些地區十分相信巫祝言論，迷信宗教淫祀，家人得了疫病後，其他人不是想辦法救親人，而是將其拋棄在山林間，任其自生自滅，因而絕大部分患者，最後都在荒野裡缺醫少藥痛苦地死去。
李德裕的做法是：找當地有識之士開會，教導他們孝慈是人類最高的倫理境界，危難時刻不能拋棄親人。他一方面以儒家倫理道德教化百姓，另一方面用法律懲罰拋棄病人的行為，數年之間，就將當地的陳規陋習革除，建立起了公序良俗。
無獨有偶，《隋書》也記載了一個故事：
辛公義任岷州（今甘肅岷縣）刺史後，發現當地有遺棄病人的陋習，為此他很憂慮。有一年夏天爆發瘟疫，他就讓下屬把病人都集中到官府來，最多時來了幾百人，廳內廊下全都住滿了，辛公義把所有俸祿全部用來買藥，請醫生看病，還親自勸病人進食。辛公義自放一榻，辦公什麼的都與病人在一起——現在讀來真可怕，辛公義沒被傳染上，真是“好人有好報”——由於悉心照顧，這些病人大多痊癒了。隨後，辛公義把這些病人的家屬叫來，現身說法：對老人，要不拋棄，不放棄。《隋書》後來寫道：“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辛公義是一位男性，卻被當地人稱作“慈母”，這是極高的讚譽了。對於這兩個字，辛公義也感慨頗多——他從小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母親親自教授各種典籍，教他悲憫之心，教他孝親之道。
李德裕、辛公義都是熟讀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一方面不斷加強自身修為，另一方面，自覺肩負教化民眾的重任，如《禮記·大學》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兩人在浙西、岷州的作為，皆是教導當地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說過，要成為君子，必須要“學文”，但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學文”更加重要的是“孝”與“弟”，即孝順父母和尊敬兄長。“仁義”是儒家的基本道德價值，“孝弟”則是“為仁之本”。在“孝”與“弟”兩項中，更為根本的是“孝親”。豈能因為瘟疫降臨，就忘記了孝親呢？
中國儒家文化的一大核心是“仁者愛人”，儒家倫理政治的更高社會形態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時，再細細品讀這段文字，怎能不熱淚盈眶？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哲學大家張岱年先生把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來源於《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可見，這八個字濃縮了中國人對天地的敬畏，對己的修為與對人的道義。放在今天，審視武漢人民在封城之內的堅韌，醫護人員爭相馳援的勇氣，再回溯數千年來與瘟疫抗爭的荊棘長路，會恍然大悟：中華民族不會失敗的秘密，就藏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大字之中。
當然，形成全社會普遍認同的倫理道德，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上流傳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一個理論：什麼是文明的最初標誌？解決溫飽和安全的魚鉤、陶罐或是磨石？都不是，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個跡象是股骨（大腿骨）斷裂後被治癒。瑪格麗特·米德表示：沒有動物在斷腿之後能夠單獨活下去，或者因無法捕食動物餓死，或者變成其他動物的盤中餐。當人類斷裂的股骨已經癒合，這表明有人花了很長時間與受傷的人在一起，綁住了傷口，將人帶到了安全地點，並讓他慢慢趨於康復。
“無論什麼時候，都在一起。”——這是人類才有的鄭重承諾。
04
最佳組合
1958年6月30日，毛澤東獲悉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後，“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在《送瘟神》詩的後記中，毛澤東寫道：“……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毛主席為江西餘江消滅血吸蟲病有感而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詩篇。
“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直到今天，這三者仍然是戰勝疫情的最佳結合。
這不僅僅是方法論，更是價值觀。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對瘟疫的防治水平，就有了一個質的飛躍。當年的中國，百廢待興，不像今天這樣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先進的醫學水平，緣何能發生質的飛躍？簡而言之：解決了醫療衛生“為了誰”的問題。
為了誰？人民！
新中國成立後，很快就確定了影響至今的醫療衛生事業四大方針：一，醫療衛生體系為工農兵服務；二，預防為主；三，中西醫相結合；四，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新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選擇異於西方醫療模式的國家之一，發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衛生體系：主要依靠經過很短時間就可培訓出來的較低技能醫護工作者；發展了勞力密集而不是資本密集的醫療技術；強調預防和初級保健；集中精力實施公共衛生計劃，而不是單純關注個體健康。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觀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而且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建設一個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的進程中，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文化的有機融合，但是，跟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相比，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觀點並不在一個層面。
儒家文化提出“民為邦本”，把民比作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孟子甚至還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歸根結底，就是勸導君主要施“仁政”，使君民之間的對立不尖銳化，本質還是基於“君”與“民”的對立。
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則強調“人民群眾主體地位”，中國共產黨源自人民，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和人民兩者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統一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面對重大疾病尤其是瘟疫，只有人民戰爭，才能取勝。早在1933年，毛澤東同志就在《長岡鄉調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當家作主，有了戰勝重大疫病的舉國家行動基礎，面對肆虐中國幾千年的血吸蟲病，毛澤東就提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
愛國衛生運動的開展，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的強大能力。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成為北京之前，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是一個垃圾遍地、臭氣熏天的破敗古都，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坑窪不平，骯髒不堪，天安門城樓則牆皮翻卷，磚瓦剝蝕，牆頭長著隨風搖擺的野草，地上鋪著厚厚的鴿糞“地毯”……
1949年9月10日，在距離開國大典還有20天之際，北京多所大學、中學的青年學生以及廣場周圍的幹部群眾等6000多人，來到天安門廣場，用鋤頭、鐵鍬除草剷土，用雙手搬開阻礙交通的石塊，填平路面上的坑坑窪窪，清除多年遺留的渣土，平整碾壓出能夠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幾乎一夜之間，天安門廣場迅速變了模樣。這就是群眾的力量！
20世紀50年代，在中央防疫委員會的領導下，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眾性衛生運動的新高潮，即“除四害運動”。運動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收效之顯著，都是空前的。據統計，僅半年裡，全國就清除垃圾1500多萬噸，疏通渠道28萬公里，新建改建廁所490萬個，改建水井130萬眼，共撲鼠4400多萬隻，消滅蚊、蠅、蚤共200多萬斤。此外，還填平了一大批汙水坑塘，廣大城鄉的衛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老舍先生據此寫出了《龍鬚溝》，龍鬚溝之前是北平的一條臭水溝，周邊聚居著大量貧苦百姓。
廣大農村，長期是中國防疫的薄弱地區，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農村缺醫少藥的面貌，因此迅速改變。千百年來，所謂“皇權不下鄉”，但中國共產黨以犁庭掃穴之勢，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重構和動員，一直影響至今。
在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基層迅速動員起來，廣大人民識大體顧大局，眾志成城，守望相助，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真正的力量。
“人民萬歲”，豈止是一句口號？是真理。
回溯中華民族與瘟疫對抗的歷史，既看到殘酷與慘烈，更感受到史學大家錢穆先生所言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精神》中說：“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說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將換一句話說，‘中國人不愛中國，則是無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隻有中國人如此。”
是的，中國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怎麼不愛中國？有這樣熱愛這片土地、熱愛這個國家的中國人，瘟疫又怎麼可能壓垮中華民族！
—THE END—
閱讀更多 小麥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