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时需要同时读《春秋》吗?

子吾


左丘明为了著史,曾与孔子一道前往周室取经,两人相处日久,性情相投,相交甚笃。

左丘明生于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离开人世,享年80岁。

正所谓德高者寿。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孔子引为知己。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是这样评价左丘明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回国后,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

由此可见,左丘明亦十分了解孔子。

从周室回鲁国后,孔子著写了一万多字的《春秋》针砭史事。

左丘明则辞官后著写了18万多字的《春秋左氏传》,以史实解释《春秋》。

《春秋》和《左传》虽然记录的都是春秋时期的历史,但是著史的两人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历史。

所以,我个人认为看《左传》的时候可以辅以《春秋》。

你是不是跟有我一样的想法呢?欢迎在下面留下你的评论。



子吾


读《左传》需要不需同时读《春秋》,这要看实际需要,如果你是想对《左传》作一般性了解,那就不需要,如果你想深刻了解或者研究《左传》,那就必须同时读《春秋》。

《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实际上《左传》也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时间上起自鲁隐公元年止鲁悼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公元前453年共269年间的史实。《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其主要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


本昌谈历史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鲁国编年体史书,后世有很多注释《春秋》的书籍,最著名的三部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全名《春秋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第一部华夏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成为经书比《诗》、《书》、《礼》、《乐》这四经为晚。《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晚年好《易》,他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

  《春秋三传》:是《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合称。《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仅仅凭借“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孔子整理的鲁国《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且都是编年体史书。

至今史学家称《春秋》是“议而不辩”,重点在“微言大义”。孔子在用词方面非常讲究,字斟句酌,给历史事件下定义,不带感情色彩,充分发挥了一个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的记载方式。

然而《春秋》因为文字过于简练,后人不易理解,为了解释《春秋》,后人专门编写著作书籍来为《春秋》做传。如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历史把人类过去的经验,兴衰成败、是非善恶,都做出了总结,而圣人言传身教,书写成救世救人的学问。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据这两书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 ,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氏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氏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氏不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 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流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城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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