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視閾下的自殺干預與輿情分析

8月2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廷劭、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冉,在第十四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心理会客厅》直播间,针对“大数据视阈下的自杀干预与舆情分析”这一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和讨论。

朱廷劭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传统心理量表在测量人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的时候,由于社会赞许效应的存在,受测者可能会有作假行为,而且难以大面积施测。这为普惠化的社会心理服务造成了很大困难,难以及时排查出需要提供帮助的人群。

就自杀问题来说,现在已经成为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比例高于战争和凶杀,但我国自杀的救助率,却不到7%。

大数据视阈下的自杀干预与舆情分析

在自杀原因上,西方有80%是由于精神疾病,而中国的自杀人群中,精神正常人与精神异常的人各占一半。这使得我们国家对自杀的潜在人群筛查和救助更加困难,不仅需要精神科医生介入,更多还是需要社工的介入。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自杀原因也有很大不同,甚至有很多人是因为对自杀缺乏认知,才导致的自杀行为。自杀行为的复杂性也使得自杀干预困难重重。

自杀人群尝试自杀后,再次自杀的概率会高很多,所以对已经出现自杀行为的人再去干预就有些晚了,我们需要将这个干预提前。

基于以上这些问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大数据视阈下的自杀干预与舆情分析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行为指标来映射心理指标。

通过用户自然行为,如步态、语音等关键细节点的识别,预测用户的心理特征,再筛选出有自杀指标的人给以主动帮助,可以实现自杀干预的前移,减少自杀风险。

针对自杀原因的差异,大数据也可以提供有效的分类,做到有针对性地救助。

通过几年的实践发现,这种方法对自杀心理指标的识别率可达到84%,人们对这种主动救助的接受度可以达到77%。

今年这套系统也针对疫情对人的影响做了研究。

对116万微博用户在疫情期间的微博内容进行爬取分析,得到了疫情发展过程中市民主导情绪的变化曲线。

根据这些变化,可以及时向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协助社会治理。

大数据视阈下的自杀干预与舆情分析

因此,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基础,利用心理生态化识别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个体更高效地治理社会。

除此之外,大数据技术还可用于抑郁、焦虑等问题的识别和救助,还可以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的心理特征差异。

比如疫情封城后,对武汉地区的微博和伦巴第的推特信息分析发现:武汉在封城后,休闲词减少,焦虑词增加;而伦巴第则相反,这可能与两地的风土人情有关、和认知有关。

这也对跨文化的心理研究提供了便利。

针对张冉先生提出的人工智能心理咨询是否会替代心理咨询师的问题,朱廷劭研究员认为,未来有可能,但暂时还做不到。

现在人工智能心理咨询主要以聊天软件的形式进行,但机器对语言的内在含义处理不好,这就使得这种聊天难以体现出人文关怀。尤其是对于有自杀意念的这类高敏感人群,很可能一个不合适的词就会激发到他,所以现在心理咨询师在现阶段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孙时进教授提出的大数据可不可以用来进行心理咨询师技能评定的问题,朱廷劭研究员认为原理上是可以的,可以根据来访者咨询前后的行为表现来客观评定心理咨询师的水平。

孙时进教授认为,如果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对心理咨询将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张冉先生认为,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政策效果的评定,心理产业链的嵌入等等,相信成功之道能将这项技术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来源:第14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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