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疫情對經濟金融的衝擊，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再度開啟“大放水”模式，隨著美聯儲密集刺激政策出臺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現已擴大到超6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會對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等在內的全球主要貨幣的匯率帶來何種影響？今年人民幣匯率和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會有何趨勢性的變化和挑戰？應該如何有效規避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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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下午3點，e公司“財經明星會”第十三場邀請到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為投資者解答這些問題。
管濤，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國家外匯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外匯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領域的權威專家，長期從事貨幣可兌換、國際收支、匯率政策、國際資本流動等問題的研究，參與了1994年以來中國外匯體制改革的重大方案設計。
先看管濤在本次訪談中的核心觀點：
1、今年一季度我國經常項目可能保持基本平衡或略有逆差，但資本項目則大量淨流入實現順差。在匯率雙向波動、市場預期分化的情況下，今年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有望呈現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收支互為鏡像，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國際收支總體保持基本平衡的態勢。
2、人民幣匯率越來越具有成熟貨幣的特徵，今後研判人民幣匯率走勢，不能再用傳統的視角來看，認為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就是人民幣升值，資本流出就是貶值，現在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是多重的。在央行退出外匯市場干預的背景下，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流出是自動對應關係。經常項目順差或者逆差，又或是資本內流或者外流，都不意味著子人民幣匯率必然升值或者貶值。
3、基本面比較好的新興市場在經歷了情緒恐慌後，市場逐漸迴歸基本面，不排除在歐美“大放水”的情況下，重現金融危機時面臨的資本大量流入，本幣面臨升值壓力，出現輸入型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等老問題。
4、理論上講，全球貿易局勢緊張有可能引起對中國不利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重構，主要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境內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然而，從國家外匯局國際收支口徑（即淨流量口徑）與商務部流量口徑的數據交叉驗證表明，迄今這方面的金融衝擊尚不顯著。或者至少可以說，有影響，也是中長期的事情了。
5、2018年，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額出現增加，不是因為中方加大了對外產業外遷力度，同期對外新增股權投資淨流出減少17.1%，主要是因為對外關聯企業貸款淨流出多增較多，2019年對外直接淨流出額又大幅下降。2019年，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額出現下降，但這不是因為外方撤資，同期資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資淨流入還較上年增長11%，而是由於外方利潤再投資的減少。
6、動態地看，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穩定性有所降低。隨著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這些年確實看到證券投資項下持續的資金淨流入，但證券投資淨流入的波動性比較大。在近年來直接投資順差趨勢性下降的情況下，大進大出的證券投資淨流入尚不足彌補直接投資項下淨流入減少的規模，以擔起支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大任。因此，未來國際收支平衡的挑戰更多在資本流動，尤其是證券投資這類波動性比較大的資本流動，對於國際收支平衡是比較大的挑戰，要加強監測。
7、現在市場熱炒的疫情對中國全球供應鏈地位的負面影響，這種論調不一定有多少事實根據，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化的解讀，不排除是一種國外的“輿論戰”，我們不能自亂陣腳。降低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8、從2008年危機應對的經驗看，以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可能會抑制服務業的就業創造能力，產生結構性失業的矛盾。如果這次疫情應對依然以基建投資為抓手，可能令我國產業結構有所退化，這不利於解決企業生存、勞動就業普遍飽受疫情衝擊的問題，結構性失業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凸顯。
人民幣匯率穩定因素正在積聚
證券時報：國家外匯局近日剛公佈的3月外匯儲備數據顯示，當月外儲環比降幅創近兩年來新高，但結合3月全球金融市場的巨震形勢看，您認為3月外儲的變動規模是否在預期範圍內？
管濤：外匯儲備的月度變化依然在預期之內。一季度我國外匯儲備減少473億美元，其中3月份減少了461億美元，主要是因為疫情蔓延疊加油市崩盤，3月份全球金融動盪加劇，美元升值，非美元折美元減少，以及債券、股票等資產價格波動，造成了外匯儲備資產賬面估值縮水。今年一季度，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一季度就損失了1100億美元。
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是系統性風險，不僅是中國的央行面臨挑戰，全球資產管理者和財富管理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不過，從目前來看，全球金融市場巨震是階段性的衝擊，3月以來，美聯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避免股災演變成信用危機。
證券時報：如何看待今年一季度我國外匯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的形勢？
管濤：今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依然保持基本平穩。
一是1月底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圍繞7上下波動，但人民幣匯率預期保持基本穩定，匯率穩定器作用正常發揮。今年前兩個月，銀行即遠期結售匯（含期權）順差合計265億美元，遠大於去年同期順差53億美元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越來越具有成熟貨幣的特徵，匯率由市場決定不等於必然由供求決定，如市場情緒對人民幣市場匯率走勢也有著重要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漲有跌，圍繞7上下波動，但美股熔斷以來，由於全球大部分非美貨幣兌美元都是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跌幅相對有限，相對於其它非美貨幣總體偏強，一季度，人民幣匯率預估指數累計反而還升值2.54%，其中美股熔斷以來（3月10日）累計升值0.86%。
二是雖然一季度個別時點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承壓，但從外匯市場的供求關係，外匯仍是供大於求。與不少人印象中的匯率貶值就代表資本外流所不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不僅有外匯供求關係，也有當時的市場情緒以及美元指數的變動。
今年前兩個月，銀行即遠期結售匯（含期權）順差合計265億美元，遠大於去年同期順差53億美元的水平，說明外匯供大於求。但在外匯供大於求的情況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個別時點出現貶值，則主要是受疫情衝擊下的市場情緒、美元指數走強等因素影響。
三是從跨境資本流動的角度看，今年前兩個月資本項下出現大量淨流入。如前所述，今年前2個月，人民幣匯率承壓但外匯供大於求，考慮到同期我國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377億美元，去年同期為順差113億美元。也就是說，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同期銀行即遠期結售匯還能保持順差，就說明當時資本項下應該是大量淨流入。
因此，可以大體推測出，今年一季度我國經常項目可能保持基本平衡或略有逆差，但資本項目則大量淨流入實現順差。在匯率雙向波動、市場預期分化的情況下，今年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有望呈現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收支互為鏡像（在央行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的背景下，經常項目若逆差，資本項目就肯定是順差，反之亦然），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國際收支總體保持基本平衡的態勢。
所以，今後研判人民幣匯率走勢，不能再用傳統的視角來看，認為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就是人民幣升值，資本流出就是貶值，現在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是多重的。在央行退出外匯市場干預的背景下，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流出是自動對應關係。經常項目順差或者逆差，又或是資本內流或者外流，都不意味著子人民幣匯率必然升值或者貶值。
證券時報：為應對疫情對經濟金融的衝擊，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再度開啟“大放水”模式，特別是隨著美聯儲密集刺激政策出臺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已擴大到超6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您預計，隨著全球央行“放水”政策的見效，會對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等在內的全球主要貨幣的匯率帶來何種影響？尤其是今年人民幣匯率和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會有何趨勢性的變化和挑戰？
管濤：美聯儲大放水既是金融動盪的原因也是其結果。短期看美聯儲大放水對我有正外部性。3月24日以來，以美股反彈，美元指數、VIX指數和泰德利差高位回落，美債和黃金價格重新上漲為標誌，緩解金融恐慌和信用緊縮，有助於人民幣匯率穩定。
從更長時間看，諸多支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因素正在逐步積聚：一是由於此次疫情先從中國集中爆發，故中國這次疫情應對出手較早、措施果斷。3月23日，中國政府正式對外宣佈，疫情本土傳播基本阻斷，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階段性勝利，生產經營活動正在加快恢復，這與海外疫情正在加速蔓延形成鮮明對比。
二是中國是在主要經濟體中少數幾個財政貨幣政策處於正常狀態的國家，且在疫情應對中針對性較強，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餘地，加之國內產業門類齊全、市場潛力巨大，在疫情衝擊下有較大的迴旋餘地。
三是在市場恐慌、流動性危機緩解後，主要經濟體大規模的財政貨幣刺激，未來一定會加劇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性氾濫，這反過來將進一步凸顯人民幣資產的價值窪地效應。同時，這次疫情應對展現出來的中國效率、中國規模、中國精神、中國力量，有助於進一步增強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吸引長線資本流入。
證券時報：對企業和居民來說，應該如何有效規避匯率風險？
管濤：在全球疫情蔓延基本得到控制之前，中國內外部還存在很多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仍可能令人民幣匯率階段性承壓。對此，從企業來講，要樹立風險中性的“財務意識”，立足於主業，控制和管理好貨幣錯配和匯率敞口，不要去賭方向賭政策。對居民來說，要樹立一個意識——不要把對外投資等同於炒外匯，現在市場一看到人民幣貶值就建議配置一些美元資產，這是不對的，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是炒外匯的專業人士，個人更多應該基於中長線的佈局、對投資標的的瞭解，審慎推動資產多元化配置。從政府來講，進一步加強外匯市場建設，給企業和居民更多的匯率避險選擇；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定應對預案，適時實施逆週期調節，避免出現順週期的羊群效應，防範化解跨境資本流動衝擊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證券時報：疫情發生後，一些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加劇，您認為這種趨勢何時會見底？
管濤：國際投資者對新興經濟體實際上是做了區分，有表現好的新興經濟體，也有表現差的新興經濟體。面臨較大資本外流壓力的新興經濟體主要是有較大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外債高企，疫情衝擊造成對外出口、僑匯受到影響，導致外匯來源減少，匯率出現貶值；如果國家財政赤字還是靠外債來彌補，匯率貶值下會進一步加劇償債負擔，這些脆弱的新興市場在這次疫情衝擊下就容易出現問題。從短期看，美聯儲的“大放水”政策解決不了這類國家所面臨的基本面的問題。
更大的風險在於，如果疫情在這些基本面比較差的新興經濟體大面積蔓延，由於當地醫療條件有限，可能會出現人道主義危機，並伴隨著更加深刻的經濟金融市場困難。反之，那些基本面比較好的新興市場在經歷了情緒恐慌後，市場逐漸迴歸基本面，不排除在歐美“大放水”的情況下，重現金融危機時面臨的資本大量流入，本幣面臨升值壓力，出現輸入型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等老問題。也就是說，對於基本面差的新興經濟體可能資本流出要持續一段時間，對於基本面好的新興經濟體可能會面臨“熱錢”流入的挑戰。
中國央行為何沒參與美聯儲的貨幣互換安排？
證券時報：市場對美聯儲量化寬鬆的舉措更多關注的是注入了多少流動性，但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自3月中旬以來，美聯儲與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等多個國家的央行建立了臨時的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但中國央行不在美聯儲牽頭的貨幣互換體系內。能否用簡單通俗的語言向觀眾介紹下何為貨幣互換？
管濤：所謂中央銀行之間的貨幣互換（又稱貨幣掉期，currency swap），借用了商業概念，是指央行之間相互以本幣或者可自由兌換貨幣，按約定的匯率、期限和利率進行互相調換的操作。雙方的事先約定就是貨幣互換協議。兩家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稱之為雙邊互換，多家央行之間的稱之為多邊互換。
證券時報：美聯儲與多國央行簽訂臨時的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有何用意？
管濤：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加速蔓延的背景下，3月19日，美聯儲與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麥、挪威和新西蘭9家中央銀行建立了臨時的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總計4500億美元，為期16個月。此前，美聯儲與歐洲、英國、日本、瑞士和加拿大央行2013年10月簽訂的無限額、無條件、無期限的多邊貨幣互換協議，據說已經投入使用。
美聯儲這麼操作，旨在增加全球的美元流動性供給，根據美聯儲每週發佈一次的資產負債表數據顯示，截止4月8日的過去三週時間裡，美聯儲擴表1.41萬億美元，其中央行貨幣互換額從3月18日的4500萬美元增至3581億美元，佔了同期美聯儲擴表總額25.3%。
央行貨幣互換主要是為了“救急不救窮”，應對短期流動性問題。這類似於銀行體系的存款保險制度，有助於遏制市場恐慌性擠兌美元流動性。鑑於金融動盪具有溢出效應，如果貨幣互換安排的這個作用確實能夠發揮的話，則不僅對協議成員有利，也對非成員有利。近期美元指數回落，一定程度也與增加貨幣互換後，緩解了海外的“美元荒”有關。
證券時報：為何中國央行沒有參與美聯儲的貨幣互換安排，這是否會引發中國國內的美元流動性風險？
管濤：中國雖然不在美聯儲牽頭的貨幣互換體系內，但中國央行與30多家境外央行簽訂了總額近3.5萬億元人民幣的雙邊互換協議。實際上，與美聯儲有協議的境外央行如歐洲、英國、日本、瑞士、加拿大、韓國、新加坡、巴西、新西蘭、澳大利亞等，與中國央行也都有雙邊貨幣互換安排，總額達2多億元人民幣（約合3000億美元）。此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在東盟10+3框架下的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MIM）中，東盟與中日韓、中國香港之間還有一個總額2400億美元的多邊貨幣互換協議。因此，從流動性的角度看，現有的中國央行與境外央行簽訂的貨幣互換協議也可提供美元流動性保障。
有人擔心中國沒有加入美聯儲牽頭的央行貨幣互換體系，有可能會發生美元流動性風險。
首先，前述擔心是基於擠兌外匯儲備在中國很可能發生的前提假設，但實際上於中國來講這種概率極低。一是中國因為出手較早、措施果斷，經濟有望率先走出疫情。
二是中國財政貨幣政策空間較大，在這次疫情應對中領跑全球，且政策分步驟、有成效，既保持了定力，又留有餘地。並且，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基於集中決策，有助於逆週期調節政策的傳導，而直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基於分散決策，易出現順週期的羊群效應，短期會影響逆週期政策效果。
三是中國國內產業門類齊全、市場潛力廣闊，面對疫情衝擊有較大的迴旋餘地。
四是前些年中國加強金融監管，金融風險高位緩釋，人民幣資產估值更趨合理。並且，國內銀行資本充足、撥備較多，具有較強的風險吸收能力。
五是中國堅持漸進式、管道式的對外開放，能夠實現穿透式監管，有助於加強對跨境證券投資的實時監測與分析，適時對異常情形做出政策響應。
六是前些年中國曾經遭遇高烈度的跨境資本流動衝擊，積累豐富的實戰經驗，有信心也有能力守住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其次，中國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一直遵循安全、流動、盈利的“三性”穩健原則。所謂穩健，就是別人在賺大錢的時候，我們賺小錢或不賺錢；別人在虧錢的時候，我們仍然在賺小錢，在保值的基礎上實現增值。由於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較大，通過合理的資產和期限擺佈，美元流動性有充分的保障，不需要通過拋售資產就可以應對小規模正常的市場用匯需要。
再次，中國央行雖與美聯儲沒有貨幣互換協議，但如前所述，與主要境外央行簽訂了約合3000億美元的互換額度。如有必要的話，可臨時提取互換額度。而且，3月31日，美聯儲宣佈建立了一項新的臨時性政策工具，為外國央行和國際貨幣當局提供回購便利（FIMA Repo Facility），各國央行和國際貨幣當局可以用美國國債作為抵押品，向美聯儲借取美元。這並非強買強賣，更不是凍結美國國債。因為回購到期後，外國央行歸還美聯儲美元，美聯儲解凍用於回購的美債，同時雙方交換利息。當然，我們並不認為中國有這方面的現實需要。
從國際收支看產業外遷：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
證券時報：自全球貿易局勢緊張以來，關於中國產業外遷的聲音就不絕於耳，您在外匯和國際收支領域有著長年深入的研究，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目前中國產業外遷的衝擊是否已明顯？
管濤：理論上講，全球貿易局勢緊張有可能引起對中國不利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重構，主要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境內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然而，從國家外匯局國際收支口徑（即淨流量口徑）與商務部流量口徑的數據交叉驗證表明，迄今這方面的金融衝擊尚不顯著。或者至少可以說，有影響，也是中長期的事情了。
一方面，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兩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持續溫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不增反降。
2018年，外商來華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139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3.0%（非金融類FDI流入增長2.6%）；2019年非金融類FDI流入1381億美元，增長2.4%。2019年11月18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明確表示：“當前雖然有少數東部沿海、外向型、附加值較低的外商投資企業，出現了轉移生產環節的現象，但這是市場機制作用引起的正常的企業經營行為，從總體上看，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情況”。
2018年，對外直接投資（以下簡稱ODI）流出1430億美元，較上年下降9.6%（其中，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長0.3%）；2019年非金融類ODI流出1106億美元，下降8.2%。
另一方面，外匯局口徑的FDI和ODI數據也可以印證中國這兩年來並未因對外經貿摩擦升級，而發生大規模的外商集中撤資和境內對外產業轉移。
從國際收支口徑的數據看，近兩年中國外來直接投資淨流入先增後降。2018年較上年增長41.7%，這顯示在中美貿易紛爭初期，中國FDI逆勢增長的勢頭更加明顯。
2019年，FDI淨流入額轉為下降。從資金來源看，股權投資（包括股本投資和利潤再投資）淨流入1313億美元，下降547億美元，相當於FDI淨流入總降幅的68.7%。但這不是因為外方撤資，同期資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資淨流入還較上年增長11%。而是由於外方利潤再投資的減少，同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利潤較上年減少3.6%，為過去四年來首次負增長。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額也是先增後減。2018年，ODI淨流出額較上年增長3.4%。但這也不是因為中方加大了對外產業外遷力度，同期對外新增股權投資淨流出減少17.1%。ODI淨流出增加主要是因為對外關聯企業貸款淨流出多增281億美元，遠高於同期ODI淨流出增加47億美元的規模。2019年，ODI淨流出額較上年減少31.7%。從資金來源看，對外股權投資淨流出減少24.8%，下降280億美元，相當於ODI淨流出額總降幅的61.8%。
前些年，關於中國企業去越南、印度建廠的傳聞不絕於耳，最近又盡是當地基礎設施落後、產業配套不足，中國企業紛紛回遷的報道。相信，真相應該在二者之間。
證券時報：儘管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目前產業外遷趨勢尚不明顯，但有哪些風險需要關注？穩定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何意義？
管濤：動態地看，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穩定性有所降低。長期以來，中國跨境資本流動主要以長期資本、直接投資為主，跨境直接投資淨流入是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力量。但近年來，我國跨境直接投資淨流入呈現趨勢性向下態勢，2015-2019年直接投資項下順差每年不足600億美元，僅相當於2010-2015年年平均水平的40%，2019年直接投資項下順差比上一年減少了37%。
隨著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這些年確實看到證券投資項下持續的資金淨流入，但證券投資淨流入的波動性比較大。在近年來直接投資順差趨勢性下降的情況下，大進大出的證券投資淨流入尚不足彌補直接投資項下淨流入減少的規模，以擔起支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大任。因此，未來國際收支平衡的挑戰更多在資本流動，尤其是證券投資這類波動性比較大的資本流動，對於國際收支平衡是比較大的挑戰，要加強監測。
穩定外資流入，有助於我國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鞏固和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中的地位。現在市場熱炒的疫情對中國全球供應鏈地位的負面影響，這種論調不一定有多少事實根據，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化的解讀，不排除是一種國外的“輿論戰”，我們不能自亂陣腳。降低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為鞏固和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地位，還要付出更多的艱辛努力，包括但不限於：
一是堅持服務實體經濟、三次產業均衡發展，避免產業空心化，推動產業升級、發揮集聚優勢，鞏固和增強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
二是進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體營商環境，特別是內陸地區的營商環境，推動東部地區向內陸地區產業梯度轉移，延緩製造業外遷的速度。
三是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吸引境外投資者加大對製造業企業的證券投資。
四是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按照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加快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以擴大投資拉動經濟或會產生結構性失業矛盾
證券時報：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宣佈了一系列財政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發展，特別是各方對財政的錢該怎麼花討論頗多，不少觀點認為今年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所多出來的財政資金應重點用於擴大投資，也有觀點認為應落腳到穩就業等民生保障領域？您如何看待擴大投資與穩就業之間的關係？
管濤：當前，儘管境內已取得阻斷本土疫情傳播的階段性勝利，但疫情海外擴散的回溢效應仍將制約國內復工復產進程，並將影響我國的國際市場需求和金融環境。顯然，反映到勞動力市場上，將會加大我國就業壓力。
從2008年危機應對的經驗看，以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可能會抑制服務業的就業創造能力，產生結構性失業的矛盾。所謂“結構性失業”，主要是由於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佈等不適應這種變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
2013年以來，我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主要是因為持之以恆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經濟發展模式逐漸從投資、外需和製造業拉動轉向消費和服務業驅動。2009至2018年的過去十年，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主要是通過第三產業消化吸收的。但2008年危機應對中，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由2007年的高點47.3%降至2010年的39.0%，受此影響，2009至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就業1135萬人；2011至2019年，平均每年新增就業1312萬人。如果這次疫情應對依然以基建投資為抓手，可能令我國產業結構有所退化，這不利於解決企業生存、勞動就業普遍飽受疫情衝擊的問題。那麼，前述結構性失業問題就會進一步凸顯。
證券時報：此次疫情爆發，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對沖疫情對經濟衝擊方面承擔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但鑑於財政資金有限，您認為財政資金應該如何用在“刀刃上”？
管濤：目前，各國一攬子的疫情應對政策中，經濟政策主要是以對沖為主。因為貨幣政策主要是緩解市場流動性風險，避免企業出現資金鍊斷裂，掉入股價下跌—流動性危機的緊縮螺旋；財政政策才是緩解現金流問題，讓企業在短暫停擺後能夠活下來的關鍵。一旦企業能夠度過這個停擺期，生產經營活動就可能迅速重啟，就業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從美國3月底通過的2萬億財政應對計劃看，除給醫療機構提供1117億，為國家戰略藥品和醫療用品儲備提供160億美元資金外，其他支出基本都是給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家庭、企業和行業紓困。
我國財政政策應該多管齊下，且以紓困為主。各方對於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專項債發行、減稅降費等有基本共識，但對於財政的錢該怎麼花分歧卻很大。擴大有效投資自然是穩增長、保就業的一部分，但應該佔多大比重卻是大有文章。
將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理解為擴張投資的政策，很可能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市場解讀。實際上，近期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境內外疫情形勢發展召開了很多會議、下發了很多文件，每個會議或文件的主題不盡相同，研究部署的工作各有側重。為更好把握政策全貌，宜將這一系列會議和文件結合起來看，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斷章取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