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的問題一直是各個國家所關心的重點，一個國家乃至地區的繁榮發展勢必離不開勞動人民的辛苦勞作，隨著各個城市的快速發展，緊接著開始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1850年巴西的奴隸貿易在被禁止過後，勞動力的問題開始日益凸顯出來，尋找新的勞動力來源成了巴西經濟發展的頭等大事，針對勞動力問題，巴西國內群體還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一、巴西奴隸貿易被禁止後， 葡萄牙王室和巴西官員開始制定如何引進勞動力的方案，其中就提及了華工和印度勞動力，不管是直接引起還是間接引起，幾乎每次都以失敗告終
為了引起勞動力，巴西對引起華工表現出了濃烈的興趣，併為此付諸了實際行動，在1807年英國通過禁止奴隸貿易的法令之後，葡萄牙王室和巴西官員就開始準備如何補充勞動力的備選方案，在這份備選方案裡面，就提及了輸入中國和印度勞動，因為這兩國勞動力不僅勤奮努力，在藝術和農業方面還具有超高的造詣，葡萄牙官員甚至向引起200萬華工到巴西，後來由於該官員在1812年去世，該計劃不了了之。
在奴隸貿易被禁止後 ，巴西國會再次討論了關於引起華工勞動力的問題，他們希望能夠引進6000名華工，並對華工的出生地、身份、勞動合同、身體健康程度、旅行費用都做出了具體的規定，，1855年1月巴西政府公共土地總管路易斯.佩德雷拉要求同英國商業公司商談招募中國農民到巴斯的事宜，由於英國公司開價太高，雙方沒有談妥，巴西招募6000名華工計劃被擱淺下來，隨後巴西開始轉向美國公司招募華工，最後國際上開始對
苦力貿易的抵制，巴西從美國引進勞動力的一條路再次被堵死。19世紀中後期，巴西曾多次想要通過多方國家的努力試圖從中國引進華工，但不管是官方的明令禁止還是私下招募、不管是直接引起還是間接引起，幾乎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由於巴西政府始終沒有同中國簽訂任何關於引起華工的協議，所以這一時期巴西引起華工的招募和輸入都是秘密進行的，無論是美國公司間接引起華工還是巴西私下招募華工，在本質上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19世紀華工從來沒有被大規模的引進巴西，這與國家對苦力貿易的禁止、還有晚清對海外移民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在巴西借自由移民之名大規模的輸入華工做苦力貿易嫌疑的時候，在此背景下，中國改變了之前對海外移民的排斥和冷漠的態度，開始嘗試控制和保護本國的移民，護僑意識的萌芽開始產生，並區分苦力貿易和自由移民，管理並禁止苦力貿易的的輸出。
巴西大規模引進華工遭遇失敗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巴西國內關於引進華工而展開的爭論，與支持巴西引進華工的勢力相比，反對巴西引進華工的聲音和力量更加的強大，支持巴西引進華工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種植園的園主，他們主要是因為華工勞動力廉價、種植園生產需要、華工比較順從。反抗意識較弱、還有就是其他國家引起華工促進了經濟繁榮、工業快速發展，而反對者則是一些種族主義者。
二、巴西上層精英，開始積極鼓勵引進歐洲移民,巴西在禁止奴隸貿易後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讓引進歐洲移民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巴西精英認為歐洲移民可以幫助巴西擺脫“野蠻”邁向“文明”
與反對招募華工的話語相比，是積極鼓勵引進歐洲移民，在1867年佩德羅二世在發表演講的時候說，如果不考慮歐洲移民問題就不能討論奴隸解放，二者之間密不可分，巴西的上層精英開始將歐洲文化視作自己的導師，並試圖在南美大陸上覆製出歐洲文明，受歐洲種族主義的影響，他們認為皮膚白皙的人、聰慧、有能力，相反，皮膚黑的人就不具備這些優點，然而巴西的人種構成讓這些巴西人非常尷尬，因為巴西的大部分人都是黑人，只有少數的白人，在歐洲人看來，巴西人的思想總是表現的太過於野蠻，這與其追求”文明“的形象相差甚遠。
於是巴西人民和知識分子決定做一場”白化“民族的大實驗，他們一方面鼓勵歐洲移民，一方面又鼓勵種族融合，巴西精英分子堅持相信，種族融合可以避免退化，持續不斷的”白化“可以產生出更強健的人口，這種強健不僅體現在文化上，還體現在特徵上，在巴西統治者看來，通過鼓勵歐洲移民和種族融合的方式，是使巴西變得更加”文明“的捷徑。
巴西在禁止奴隸貿易後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讓引進歐洲移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使其不僅具有種族主義理論的支撐，會具有經濟層面的現實意義，在巴西精英看來，歐洲移民能夠填補巴西巨大的勞動力缺口，還能帶來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生產技術，還能改變巴西的人口結構，總而幫助巴西擺脫”野蠻“邁向文明，儘管巴西精英對於歐洲移民，從而”白化“巴西種族人口的意識達成共識，但是在文化角色和經濟角色上面卻存在著較多的分歧。
首先，種植園的園主認為歐洲移民知識奴隸的替代品，他們的經濟貢獻主要是為了促進種植園經濟繁榮，為巴西提供勞動力，其次，知識分子和上層精英們認為歐洲移民能夠給巴西帶來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生產技術、能夠改善巴西的人口結構，幫助巴西邁向“文明”，雙方矛盾的焦點，就在於歐洲移民是否應該承擔改變巴西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的職責呢？前者只需要歐洲移民來裝點”門面“，後者則希望藉助歐洲移民對巴西進行全方面的改造，在引進歐洲移民方面，巴西出現了兩種不同群體的移民模式。
三、19世紀中後期，巴西移民問題與廢奴問題相互聯繫在一起，隨著種族主義及其思想文化的傳入 ，移民對於巴西而言不再是經濟符號，同時也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符號，是社會新舊兩種社會力量的較量
移民模式的代表分別是興起於19世紀50年代的私營拓殖協會和成立於1883的移民協會，私營拓殖協得到了巴西的支持，主要的的職責的招募移民，幫助他們購買小塊地產，從中賺取一定的差價，從中獲利，兩個拓殖地分別建立與1850年和1857年，居民主要是以德語國家的移民為主，他們將歐洲白人移民分當做改變巴西結構的”希望之種“抨擊大地產製、並且希望小農經濟可以打破種植園園主對農業的壟斷 ，堅信小農場一定會改變種植園，並提倡現代薪資制度，而另一個移民協會的成員基本上都是城市中產階級人員，他們由於思想的桎梏，持有嚴重的種族偏見，特別是排斥引進華工。
第二種移民模式主要是在巴西東南部咖啡產區運用，在尋找新勞動力來源的時候，並非所有的種植園都頑固守舊，一些比較開明的種植園還是願意去嘗試契約制和佃農制相結合的勞作模式，由種植園先顛覆旅費的費用，並按照家庭模式給予一定數量的咖啡樹苗；移民可以在咖啡收益中獲取50%的淨利潤，在1889年巴西共和國成立以後，巴西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移民新政策，比如：為移民提供補貼、允許宗教信仰自由等。
為了吸引更多的歐洲移民，巴西人在歐洲各個港口設立招募站，站點一般都選擇在航空公司旁邊和車站旁邊，以便能夠及時的運送移民，巴西的宣傳內容主要突出巴西的”新形象“，此外 ，19世紀末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縮短了跨洋航行的時間，歐洲到巴西的形成由19世紀的3個月縮短到了20世紀的2個星期，節省了路途時間，，第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降低了旅途中移民的死亡率，再加上歐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使歐洲大批民眾開始失業，19世紀90年代的時候巴西的外來移民人數達到歷史巔峰。
19世紀中後期，巴西的移民問題與廢奴問題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隨著種族主義及其思想文化的傳入 ，移民對於巴西而言不再只是經濟符號，同時也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符號，而巴西關於華工以及歐洲移民的爭論，歸根結底還是社會新舊兩種社會力量的較量。因為，首先，種植園園主主要最看中的還是移民的勞動力成本價值，無論是華工還是歐洲移民，他們都只將它看做是奴隸的替代品，種植園園主的移民政策和廢奴主張一樣都是逐漸漸進的。
在這場民族認同的爭議當中，巴西的民族認同在不斷的塑造”他者“和固化”我們“的過程當中逐漸清晰，苦力不僅僅是人口問題，更是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正如巴西獨立運動的不徹底性和經濟發展的依附性，這種萌芽中的巴西人的民族認同也缺少獨立性，它衣服與歐洲文化，是一種歐式巴西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西人在文化思想上面的自卑心理。
參考文獻
《巴西通史》
《巴西史》
《血與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