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利供奉，是佛教信仰中供養禮儀的重要組成，今天所能見到的實例，多發現於寺塔地宮。舍利容器使用最多的便是金銀器，隋唐五代和遼都是如此。宋代舍利崇拜依然興盛，並且它同譯經和伴隨譯經而以朝廷為主導的中印佛教交流聯繫在一起，而瘞藏舍利的舉措不少都有皇家背景，乃至帝王躬親其事。宋代士人也不乏崇信三寶行此以祈福佑者。蘇軾即以蘇轍得自寺僧所贈的三顆舍利施入濟南長清真相院塔地宮，並舍金一兩、銀六兩以為奉安舍利的金棺銀槨。當然舍利瘞埋更多的是民間行為，因此也促進了佛教的平民化、世俗化。涅槃、舉哀、焚棺成為金棺銀槨普遍取用的紋樣，又或以小型涅槃像置於其內（圖一），又製作縮微佛殿安放造像，總之，表現形式更加具象化，佛教藝術中的金銀器製作也因此生出新的特色。
與此前相同，金銀舍利容器的主要品類為金瓶銀瓶，金棺銀槨，銀塔、鎏金銀塔，還有銀殿。日僧成尋記熙寧五年（1072年）他在開封禮拜啟聖禪院佛牙堂所見雲：屆時“敕使自開封，有敕封。簡之，內有七寶塔，高八尺許，塔內有純金筥，方一尺許，以錦綾色色縫物絹等十重裹之，筥內有純金小廚子，云云，以赤錦三重裹之。四面立白琉璃，內見撤銀蓮花座，上置佛牙”，可見當日舍利供養之大概。純金筥，應即金函，宋人或稱之曰匣。純金小廚子，似即金棺。考古發現的寺塔地宮之舍利安放，也大致如此。
一 舍利瓶
宋代舍利瓶以琉璃器和瓷器為多，金銀器相對少。出自山東兗州興隆塔地宮的金舍利瓶，通高12.65釐米，瓜稜式，又仿淨瓶的式樣在長頸處加裝一個圓片，瓶蓋中空，蓋頂是蓮花座上的合十弟子（圖二）。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一件金舍利瓶，外罩鎏金銀龕，下方六角形託座，底端六個如意足，託座上方圓盤裡的金舍利瓶與盤焊接在一起，覆缽式鎏金銀龕開一個尖拱門，此外又有三個劍環式開光，光內鏨鳳凰與花，光外鏨折枝，龕頂打作蓮花一大朵。通高10.3釐米（圖三：1）。舍利瓶外壁鏨銘兩行，曰“衝漢舍瓶”“道清舍金”。盤緣銘曰：“弟子胡用囗勾當僧慶恩可觀景祐二年乙亥歲十二月日造。”同出另一件金舍利瓶，通高7.8釐米，重63克。瓶身與瓶頸分別打製成形，然後接焊，荷葉為蓋，荷莖繞作捉手。腹開三個圓光，光內是高高低低的出水蓮花和蓮蓬，光外魚子地上滿鏨卷草（圖三：2）。據同出的《建塔助緣施主名位》墨書寫本，後件金舍利瓶與鎏金銀盂、鎏金銀請舍利箸，均為北宋慶曆年間法明院比丘利和勸緣製造。“請舍利箸”，頂端仿塔剎之式以仰覆蓮花托寶瓶，通長14.7釐米（圖四），當是用來夾取和貯存舍利，只是這裡僅存一支。舍利瓶一般口徑很小，“請舍利”之際，用箸自然合宜，並且尤見虔敬。不過很多舍利十分細小，實在難以用箸來夾取。如此，必有其他工具。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城遺址出土一柄“千年萬載”銘小銀匙，通長9釐米（圖五），系與舍利銀瓶放在一起，或推測它是用來“請舍利”的。又有出自南京長幹寺遺址的一件被稱作“香匙”的銀鎏金器具，高1.9、長11釐米，平底，一側做出管狀流，其餘三面口沿各有如意耳，與流相對的耳上鏨折枝牡丹，此外兩耳鏨折枝花葉。內底一個手持放光寶葫蘆的仙人，腳前一隻小鹿和他回首對望。上方几朵流雲，兩邊幾枝花葉（圖六）。以此器的形制論，當非匙屬。這一類平底容器，當日習稱盂子。此盂有耳，便於持；有流，便於注。不妨設想，以小匙“請舍利”入盂，持盂將舍利自長流“請”入舍利瓶，應該是合乎情理的。首都博物館藏遼天慶七年（1117年）石經寺釋迦舍利塔記碑，記文說到功德主在建造磚塔之際，“特命良工造銀塔一座，高一尺五寸，金釋迦如來，銀缽、盂子、匙、箸，金淨瓶內有舍利，在石匣中”，以下別舉其餘供具，而石匣中的諸般物事，即盂子和匙、箸，當與“請舍利”的舉措相關。
二 舍利棺
槨上承唐五代，金棺銀槨同樣為宋代金銀舍利容器的主要形式。造型仍是前高後低，銀槨通常下承上設鉤欄的槨床。棺槨前擋或鏨版門，應是取意於佛殿。上方裝置如意式棺頭，彷彿是加意美化的佛龕龕楣，如山東濟寧汶上縣寶相寺塔地宮出土的銀槨（圖七），製作時間為元豐四年（1081）。金棺銀槨兩側的裝飾紋樣，以弟子舉哀圖和涅槃圖為多。此在唐代寺塔地宮壁畫及舍利石函中已經出現，如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壁畫，如臨潼慶山寺塔基地宮出土舍利石函亦即“釋迦舍利寶帳”各面的線刻畫。這兩個題材在宋代卻是金銀舍利容器與石函並用，乃至內裡的金棺銀槨與外重的石函共同構成一組連續的畫面以完成敘事，如兗州興隆塔地宮出土的銀槨與石函。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石志記述當年五月廿二日葬三處舍利於地宮內，其中說道“新施到銀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驗諸實物，所記不差。銀棺一個，高8.1、長10.1釐米（圖八：1）。金棺三個，略有大、中、小之別，但尺寸相差不多。銀棺和金棺的式樣及紋樣佈局大體相近，均為牙床式棺床，前擋鏨兩扇版門，後擋為佛足，金棺棺蓋滿鏨纏枝牡丹。金棺與銀棺的兩個側面都是弟子舉哀圖，不過場景不一。金棺之一，長6.4、寬2.8釐米（圖八：2）；金棺之二，長7.5、寬3.5釐米（圖八：3）；金棺之三，長7.6、寬3.6釐米（圖八：4）。
南京長幹寺遺址出土金棺一，鎏金銀槨一，棺、槨兩端原初皆以銀絲束縛，金棺置於銀槨內。兩器設計構思相同，即均取式於殿堂。銀槨的盝頂罩蓋仿若大殿的坡頂，器身鏨門，便與罩蓋合成一座三開間的大殿。罩蓋兩端分別打作重簷斗栱，上有祥雲繚繞，下即器身版門。門上一對拄劍武士，兩肩火焰合成圓光，那麼當是天王。罩蓋頂面為纏枝蓮，坡面是兩向飛舞的孔雀和折枝花，側邊為手捧果盤穿飛在折枝花間的迦陵頻伽。“殿堂”前後各鏨三個門，中間版門，兩邊拱門。版門上有直欞窗，門扇一對天王。拱門各有蓮花臺上的伎樂，一面是吹笛、奏排簫，另一面是吹笙、擊拍板。下方承以須彌座，仰蓮為上梟和下梟，束腰一週八個如意式開光，內鏤花葉，外環折枝花。疊澀三重，分別飾以仰蓮、纏枝和曲水。通高20釐米，底座長18.4、寬10.4釐米（圖九：1）。金棺物象稍簡省，紋樣略事變化，比如器身兩邊各為三個拱門，罩蓋兩端是纏枝卷草中飛著鸚鵡。通高7.8釐米（圖九：2）。
金棺銀槨的前擋取式於佛殿，河南鄧州福勝寺塔地宮出土者表現形式最為明確。由同出的石刻《地宮記》，可知此塔始建於北宋天聖十年（1032年）。銀槨一具，下方承以銅槨床，槨床長40、寬20、高260釐米，底座已殘失，槨床上面一週欄杆，兩邊的欄杆華版是鏤空卷草，中間為方勝，方勝裡鏨折枝牡丹。銀槨前擋設一個銀材打製的門樓，乃一對方形簷柱承託的仿木結構的屋頂，瓦壟、瓦當、滴水、簷板俱全，門樓之下一個華帶牌，原當懸掛於門樓簷下，華帶牌上鏨銘兩行，即“諸法徒因生，如來說是因，彼法徒緣滅，大沙門所說”。前擋鏨版門及浮漚釘，又門簪、門砧，後擋同樣鏨版門，上方鏨出殿頂。槨蓋滿鏨毬路紋（圖一〇：1）。金棺原置於銀槨內，長19釐米，前寬11、後寬9釐米，前高13、後高7釐米，重620克。前擋鏨一對天王，其上打出一個四阿式殿頂，天蓋地式的棺蓋扣合於前擋處作出尖拱龕楣。後擋鏨銘六行：“維摩院僧趙過，觀音院僧惠應，龍山院僧儀朋、張谷，打造人趙素。”蓋頂鏨一對飛鳳，周邊錐點流雲。兩側棺板分別是涅槃圖和文殊騎獅子，後方邊緣處鏨銘曰“未年三月造”（圖一〇：2）。
從文獻記載來看，涅槃像東晉即已出現在江南佛寺，隋唐的寺院壁畫，涅槃圖即頗有名筆，隋如楊契丹，唐如吳道子、盧楞伽，且若干名跡宋代尚存，如鳳翔開元寺大殿後壁吳道子所繪涅槃像。定州淨眾寺塔基地宮壁畫中的涅槃圖人物眾多，神態生動，而筆意與神采兼有之，可見民間畫筆亦不俗。宋人用於金棺銀槨的涅槃圖自不乏粉本來源，其時當有不少熟悉這一類題材的銀匠。情節的基本構成與場景人物設置大體相近：十大弟子環繞在佛陀身邊，弟子中著重刻畫有表現特徵的典型形象，並加入了涅槃經中頗具特色的情節，諸如先身入滅的須跋，悲哀和跌倒的執金剛神，昏倒的阿難，諫言的阿那律，最後趕來的大迦葉，又從忉利天宮乘雲而至的摩耶夫人。或繁或簡，而細節處理多有不同，且並不侷限於某一部經典，卻是糅合諸涅槃經而創制。世俗化過程中的不斷添加以至於生出若干在涅槃經中尋找不到的內容，則可以認為，涅槃經是在不斷潤色的口口相傳之中存續下來，而圖式來源也是多重的。
前舉鄧州福勝寺塔地宮出土金棺上的涅槃圖情節比較簡單：佛陀右臥於床，身邊六個悲泣的弟子。出自兗州興隆塔地宮的鎏金銀棺，則是紋樣最為繁複的一例。它原是為供奉于闐國僧法藏自西天取得的“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而制。法藏開寶三年（970年）以于闐白玉三百九十斤，又細馬三匹進奉，因得簾前賜紫及光正大師號。之後法藏相繼往峨眉山、五臺山、泗州等地巡迴供奉舍利，以“在兗州住寄歲久，戀皇帝化風，不歸本處”，然而起塔奉安佛舍利，則是他始終的心願。本人未能實現，乃託付小師懷秀，懷秀依然未能完成，遂付與當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終於在嘉祐八年（1063年）建塔於寺。鎏金銀棺以片材打製而成，其表鎏金。四周原有鉤欄，龜背紋華版，望柱頂端為化生童子，但大部已破損。銀棺略呈梯形，前高後低，前寬後窄，通長43釐米，棺頭處高29、棺尾處高12.2釐米。棺兩側均為涅槃圖，內容佈局一致，人物設置稍有變化。左側一幅，臥於矮榻的佛陀是向右側身的“獅子臥”，右側的一幅，佛陀卻是向左側身的“愛慾臥”。似可認為這是設計者為了兩個畫面構圖之對稱，並且如此安排之下，兩幅圖裡，佛陀的頭向是一致的，亦即佛足均在棺尾方向。左側之幅，佛陀身後一排六人或合十悲哭，或捶胸嚎啕，或以手拭淚，是六個弟子。頭前一人為最後的供養者純陀，又一人左手託缽，右手前伸豎起二指，是以缽中之水灑向阿難，當是喚醒和勸止阿難的阿那律，他的手指處便是哭昏倒地的阿難。阿那律上方一人右手持磬錘，左手是蓮花托上的圓磬，為最後趕到的迦葉。又執金剛神亦即金剛力士二，其一手持金剛杵，其一坐地舉拳、金剛杵脫手橫臥其側若不勝悲痛。榻邊撫足而泣者是佛母摩耶夫人。畫面前方為普賢騎象，畫面後方是四頭六臂、頸系骷髏、兩臂託日月的阿修羅。整個畫面皆打作魚子地，上方餘白處滿布纏枝花卉和兩朵祥雲，此外均為金鋌、銀錠、象牙、犀角、寶珠、螺、貝等雜寶（圖一一：1）。右側之幅，前方為文殊騎獅。阿難上方的二人為異域裝束，應是表現前來舉哀的四夷國主（圖一一：2）。銀棺前擋仿若尖拱券門，下方版門兩扇，錐點卷草紋的地子上各有浮漚釘十二排，一對銜環鋪首，環內貫鎖。門兩側各一身合掌立在蓮花座上的供養菩薩。上方如意式棺頭頂端一佛二菩薩，火焰背光上方稍殘，圓形身光的內裡一圈鏨毬路紋，外環一圈錐點卷草，蓮座下方六個龍頭，三龍左向，三龍右向，各個口中含珠，兩邊蓮花座上是手捧果盤的供養菩薩。其下又是兩隻翼龍對捧寶珠，餘白遍鏨折枝花，上緣一側略有殘損，另一側向後翻折，但仍可見上面的紋樣是迦陵頻伽。式如雲朵的垂飾如同建築構件的“雕雲垂魚”，底端升起一枝蓮花，花心立著合掌菩薩，兩側對稱的雲朵中分別鏨出日和月（圖一一：4）。銀棺後擋是山石座上的菩薩，兩側為護法天王，頭光上方是牡丹對鳳，山石座的兩邊各一身供養菩薩，一個盤裡盛寶珠，一個盤裡盛花朵。或認為前擋是表現佛陀入滅前於拘屍那羅城跋提河畔娑羅雙樹間為眾弟子、諸天神最後說法；後擋是表現即將下生成佛的彌勒菩薩。盝頂式棺蓋，頂面四個菱花式開光，兩邊光內為顛倒飛舞的一對伽陵頻迦，中間兩個，一為團龍圖，一為三教會棋圖。兩坡各有六個菱花式開光，光內均為一佛二菩薩。
江蘇句容崇明大聖寺塔建於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金棺銀槨出土時內棺有一尊涅槃像（圖一二：1）。金棺素面無紋（圖一二：2），底座銘曰：“當縣女弟子江氏八娘同男王男佐舍金棺貯佛骨舍利安葬塔宮，願生生安富，乞似龍女獻珠脫體成正覺。大宋元祐癸酉劉滋舍手工。打造匠人袁安奕。”所謂“龍女獻珠脫體成正覺”，見《法華經》卷四《提婆達多品》，乃開示頓悟法門。銀槨上有盝頂蓋，下與須彌座式槨床連做，一側為涅槃圖，一側為焚棺圖。涅槃圖中的佛陀也是左臥，九個弟子榻邊悲泣，一端是駕雲趕來的迦葉，另一端是乘雲而至的摩耶夫人。槨蓋鏨刻嬰戲圖，八個童子吹笛、擊鈸、擊拍板，又或持荷舞蹈（圖一二：3）。
三 舍利塔、殿
金銀舍利容器中，以塔的製作最見打製、攢造之工。金銀塔式舍利容器，目前所知最早的實例，為隋代定州工匠所制，發現於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定州靜志寺塔地宮。五代吳越國王錢俶仿效印度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寶塔，至北宋，阿育王塔的樣式與紋飾早已十分成熟，金銀製品的設計，自有通行的粉本為參照，而妝點華貴、攢造精細，則非其他材質可比。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五代吳越國純銀阿育王塔，即為難得的佳制。上海青龍鎮遺址隆平寺塔地宮出土北宋鉛貼金阿育王塔，通高25、底座長9.5釐米。鉛塔系分片鑄造，然後焊接成型，紋樣透雕，外貼金箔（圖一三）。靡麗侈富者，自推南京長幹寺遺址出土七寶阿育王塔。據最外一重石函北壁所刻《金陵長幹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此係講律演化大師可政，得宋真宗支持，即“尋奉綸言，賜崇寺塔”，遂聚工營造。寺宇建成，乃以“感應舍利十顆，並佛頂真骨洎諸聖舍利，內用金棺，周以銀槨，並七寶造成阿育王塔”，安置於鐵函，於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瘞藏長幹寺真身塔下。七寶阿育王塔通高117、塔座邊長45釐米。塔身下方與基座固定在一起，上方與塔蓋以子母口扣合，檀香木為骨架，其表覆銀皮，通體鎏金，嵌寶處四百五十二，所嵌有水晶、玻璃、瑪瑙、青金石等，多嵌作花朵和各式纏枝花的花心，又瑞獸額頭的摩尼寶，此外則沿邊和包角處。各個部件分別依形打製，包嵌後再以鎏金銀釘固定（圖一四：1）。中空的塔座內安置供養物。塔身中央立剎柱，剎柱底部套疊兩個圓環，圓環上面打作金剛杵、迦陵頻伽和天王，剎柱下方鏨刻施捨人題記（圖一四：2），上方從大到小五個相輪，頂端聳出寶瓶和寶珠。四個山花蕉葉亦中空，內容供養物。山花蕉葉的內側式若拱門，其中一對，起拱處高懸瓔珞傘蓋，下方火焰圓光中是蓮花上的坐佛，其下兩側為天王，下面方框內為施捨人題記。四天王分別擎杵、持劍、持斧、託塔（圖一四：3），那麼應是東方提頭賴吒天王、西方毗樓博叉天王、南方毗琉璃天王、北方毗沙門天王。另外一對是蓮瓣式背光中的立佛，兩側為供養菩薩，下方為題記。外側面十九個佛傳故事。塔身四面四個拐角均為蓮花臺上一身二用（在角為一、在面為二）的大鵬金翅鳥，繡羽低垂，造型如鳳凰，四面四個拱門式開光，光內分別是本生故事，即薩埵太子飼虎（圖一四：4）、大光明王施首、屍毗王救鴿命、須大拏王變相。拱門兩角各有二人合掌禮佛，上方是蓮花上的坐佛，此外的空間滿飾纏枝卷草和摩尼寶，好相端嚴，璀璨照耀。塔身上下各有兩道連珠紋勾邊的裝飾帶，裝飾帶內兩端兩朵嵌寶流雲，中間是嵌寶三股金剛杵。基座與塔蓋下方均為坐佛（圖一四：5），後者兩身坐佛之間是供養人題記，題記中央一個嵌寶獸面，上方為四字吉語—原是從發願文的程式化用語中提取出來—四面分別是：“皇帝萬歲”“重臣千秋”“天下民安”“風調雨順”。
兩宋金銀舍利塔的製作，很有寫實風格，乃至可以視作建造大塔的小樣。南宋洪邁《夷堅三志·己》卷七所記《真如院塔》的故事很有意思：“嘉興城南真如院塔，起於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募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為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焚於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掘鑿其下，於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為精巧，而無所鐫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主者智炬夢一僧紫衣暖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為興復。’既寤，啟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仿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尖，以佛牙、銀佛藏於地中為鎮。”得銀塔一座的“地窖”與藏佛牙和銀佛的“地中”，當指佛塔地宮。此雖小說家言，並略有神異的成分，但素材必是採自實有之事—考古發現的舍利瘞埋情況，竟有不少與之相合，且驗諸出土實物，如此精工之作，並不在少數。
出自定州靜志寺塔基的銀鎏金鏨花舍利塔，高26.3釐米，重360克（圖一五：1）。六角亭閣式，底座是唐五代至遼宋盛行不衰的風翻荷葉，不過這裡風翻的卷邊格外誇張，為求穩固當是原因之一。卷葉錐點葉脈，荷葉上五個開光，光內是鎏金水禽。上方仰蓮托起六角平坐，毬路紋華版、寶珠望柱的一週欄杆。塔身正面兩扇門，門扇三排浮漚釘，門環裡掛著鎖，此外五面鏨刻一佛二菩薩二天王。塔簷上方飾寶珠，下方懸風鈴。剎頂寶珠受花下垂剎鏈與塔簷寶珠相連。塔門下方鏨刻發願文“善心寺尼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並佛弟子張氏等十三人姓氏。同出的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石志記述當年五月廿二日葬三處舍利於地宮內，“又新施到銀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銀塔子二”，此即銀塔之一。銀塔之二，高26釐米，重321克。底為喇叭式圈足，坡面鏨水禽並刻僧尼和信士十三人姓氏及“願以此功德普沾諸有情同歸解脫道囗到涅槃城”。上承仰蓮座，塔身六面，正面門前兩側雕欄各有一身銀片打製的拄劍天王，門側兩面為直欞窗。六角攢尖頂，出簷處鏨銘“銀共重一十兩七分，金一錢”（圖一五：2）。
定州淨眾院塔基地宮出土銀鎏金鏨花塔，高35.5釐米，重510克。六角亭閣式，下承須彌座，須彌座的束腰部分前後各焊一條銀片打製的行龍。塔身二層，第一層出挑平坐，正面為塔門，其餘各面鏨刻僧人像。第二層下接腰簷，上起迴廊，拱門兩邊各有一龍，門內坐佛一身。另有兩枚銀片打製的“善心寺”和“舍利塔”銘牌，表明此塔是善心寺為淨眾院建塔而舍入地宮的舍利寶塔（圖一六）。
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銀鎏金四面七層玲瓏塔，通高34.8釐米。須彌座，束腰四個如意式開光，光內鏤花葉。第一層鉤欄迴護，塔身正面及兩側鏨護法天王，背面鏨施主題記。以上每層四面分別鏃鏤坐佛，仰蓮、相輪、寶珠為塔剎，每層簷角懸風鈴（圖一七）。鏤銀塗金，攢造精妙，前引《夷堅志》所云發現於地宮的七層銀塔“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為精巧”，這一座玲瓏塔似可當之。出自寧波天封塔地宮的銀六角七層玲瓏塔，製作於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年），通高28釐米，雕欄望柱，相輪塔剎俱全，仿真的手法也如同建築小樣（圖一八）。
金棺銀槨的裝飾紋樣常常取意於佛殿，而舍利容器也或直接做成縮微仿真的佛殿，如寧波天封塔地宮與銀塔同出的一座“渾銀地宮”（圖一九），並且內裡也如佛殿一般佈置佛像、供養器等。
銀殿的樣式頗類於《營造法式》卷三二中的“九脊牙腳小帳”。單簷歇山頂，面闊三間，進深兩間，通高49.6、通面闊34、進深24.7釐米。屋簷下懸著華帶牌，上鏨兩行六個字：天封塔地宮殿。抬梁式與穿鬥式的混合構架，簷柱和角柱上的柱頭枋系硬木製成，承託屋面重量。當心間的前後簷柱上架平梁，中開卯孔，上立蜀柱，蜀柱上端以榫頭嵌入脊槫上的卯孔內。立柱凡八根，杉木為芯，外包龍紋或蓮荷紋銀片。覆蓮式柱礎，中間一個圓孔，底有方榫的立柱由此穿過，然後嵌入臺基板的卯孔。四周柱頭枋與闌額之間做出斗栱，為一斗三升式，栱眼壁繪折枝花。九脊頂的正脊兩端各一個飛魚鴟吻，中間一顆摩尼寶。垂脊有鬼面瓦，戧脊有戧獸。搏風版間的懸魚是雕雲雙蓮。簷牙龍頭套獸口銜風鈴。臺基是塗了桐油和石灰的木板，其外包銀，周環雕欄，毬路紋華版，祥雲託月的雲拱，蓮花望柱。格扇門龜背紋隔心。東西兩壁鏨荷首蓮趺牌記，各有銘文七行。
四 餘論
造塔是功德，製作奉安舍利的金銀容器如瓶、棺、塔、殿也是功德，功德主的名姓必要一一表出。表出的形式有多種。南京長幹寺遺址出土七寶阿育王塔每一組圖案的打製都有不同的出資人，在相應的圖案中設計一個合宜的空間，使題記與紋樣融為一體（圖一四：4）。或做成荷首蓮趺牌記的樣子，即下為蓮花托座，上為倒垂荷葉，中間鏨銘。銀牌記不妨單獨成件（圖二〇），又或以這種形式鏨刻於施捨物，兩種做法天封塔地宮都有實例。也有的借用道教齋醮用物如往名山洞府投簡所用金龍銀龍。宜興法藏寺地宮出土五枚銀龍，尺寸相當，身長都在12釐米，銀龍均由兩枚片材分別打製，然後扣合成型，龍身另外焊接火焰一般的兩翼，努目奮睛，口吐長舌，舌尖迴旋處懸綴銀牌亦即施捨人題記（圖二一），五龍所銜五枚銀牌分別銘曰：莊十二孃舍銀一兩、崔大成舍龍一條、沈思明舍乞保男顯僧、費氏舍龍一條保男女三人、張大忠舍銀子一兩。
捐資打造的材料費、手工費，七寶阿育王塔上的銘文記錄最為詳細。塔蓋平頂圍繞塔剎有四個劍環式開光，其中兩個滿鏨銘文，詳細記述施主名姓、捐資數目、打造之名目並銀錢用度之狀。其中述及“買銀八十七兩三分，計錢八十四貫二百四十文足陌。打造銀塔手工錢二十二貫七百五十文足，〔鑲〕珠寶手工三百八十五文足，五貫文足買檀香並手工作塔身，共用錢一百一十二貫三百七十五文足陌”。又“共渡過金二兩八錢半”，“徐俗舍檀香七斤同作塔身，盧承福舍水晴五十個，演化大師將到大聖七寶念珠並水晴珠寶，並裝在塔上，鍾旺舍水晴”。宋代通用省陌（百）制，官方規定以七十七錢為一百，亦即以七百七十錢為一千（貫、緡），“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容齋三筆》卷四），因此貫、緡、千所表示的只是名義上的一千錢。因通用省陌制，在敘述政府收支、皇家賜予等等之錢數時，都不必說明是省陌，但在規定貨物價格或民戶賦稅等等時，為了明確起見，常須說明是省陌還是足錢，省陌用“省”字表示，足錢用“足”字表示。寶塔銘文用這樣的形式，當為表明誠敬。這裡提供的重要信息，一是用銀及當日之銀價，一是製作工費。銀價與傳世文獻所載當日銀價的每兩千錢相差無多。至於工價，買檀香並手工作塔身，五貫文；鑲珠寶手工三百八十五文足；打造銀塔手工錢二十二貫七百五十文足，顯見得銀塔的打製，技術含量最高，工費最昂。大中祥符元年，十文錢在秋收豐產地區可買糧一斗有餘。同時代的金銀器打製之工費，依此可推知大概。
宋代金銀器的設計與製作，從造型到紋飾，都已經完全中土化，這也是金銀舍利容器的演變趨向。不必說，佛教題材的世俗化是明顯的，表現內容自然也不是與某一部佛經嚴格對應，粉本來源更非一途，乃至加入了工匠的發揮和創造。當代生活經驗便是工匠的創意來源之一。金棺銀槨的紋樣設計取意於殿堂，或即與同時代的墓室壁畫構思相通。出自兗州興隆塔地宮的石函，其中一面線刻僧人啟門，它與墓室壁畫的婦人啟門當是同源。早期涅槃圖中天人和信眾奏樂起舞供養讚歎的景象，在南京長幹寺遺址出土銀槨圖案中表現為蓮花臺上的伎樂；出自句容崇明大聖寺塔的銀槨，則在蓋面鏨刻奏樂舞蹈的孩兒，自是取用於其時流行的嬰戲圖。金銀塔、殿和舍利容器的設計又多從當日的建築形式擷取造型資源，如塔剎、須彌座，屋脊、版門、鉤欄、雕雲垂魚，即便用作輔紋的圖案，諸如折枝、毬路、方勝、纏枝卷草，也與建築中的小木作不無關聯。而這些圖樣均納入《營造法式》。《營造法式》初成於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至徽宗朝，又詔李誡重新編修，於崇寧二年（1103年）刊行。雖然它成書並不早，但作者編寫的工作方法是“考究經史群書，並勒人匠逐一講說”，“考閱舊章，稽參眾智”，因此梁思成在《營造法式註釋》中言道，“李誡編寫《營造法式》，是在他自己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參閱古代文獻和舊有的規章制度，依靠並集中了工匠的智慧和經驗而寫成的”。李誡既曾“勒人匠逐一講說”，則工匠講說的這一部分必是流行於當時。書裡記述的裝飾紋樣，雖然今天見到的刊本圖樣因輾轉摹繪已不免失真走形，但大致輪廓尚在，從中可見不少紋樣唐五代即已出現，遼和北宋共同沿用，至此書纂就而彙總成式。本文敘述器物樣式和紋飾，使用的名稱即多采用《營造法式》中語，一是以此貫注筆者的理解與闡釋，也是意在揭示造型和紋樣與當代世俗生活的密切關係。
發現於寺塔地宮的金銀舍利容器，或自身有銘記述供養人名姓及器具製作年月，或同出有石函、石碑記述舍利供養事蹟，因此地域與時代都很明確。根據目前的發現，金銀舍利容器的製作以北宋為多，而器皿與首飾的發現，卻是南宋為多。作為金銀器史的一部分，兩宋舍利容器集中體現的打製與攢造的技藝，同樣是這一時代金銀首飾的特色，二者自然是相通的。那麼從金銀器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批資料更有一重實物標本的意義，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更為豐富，如七寶阿育王塔那樣詳細記述捐資和造價情況的銘文，則尤可珍視。(作者：揚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