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日本GDP構成已趨於多元化，使得多年來工業一家獨大的局面得以改觀，服務業後來居上，在GDP中高佔70%的份額，而工業所佔GDP的比重已經下滑至25%，顯然與服務業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與農業還是有一比，農業所佔GDP比重還不到5%，可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雖下降不少，但並非無足輕重。目前，由於全球化、一體化加快，使得國際競爭愈演愈烈，日本作為嚴重依賴資源進口的國家，為了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便逐漸走精細化、高端化發展道路。
除了船舶製造、機械製造及鋼鐵業等主打產業外，汽車及新材料為主的高端產品製造都在工業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據統計，2019年日本52家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僅汽車製造就有6家，豐田、本田、日產三家的營業額都在1000億美元以上。如果算上汽車關聯產業如汽車玻璃、金屬材料及汽車電子等，則這方面的產值在工業領域中的比重高於50%，足見汽車工業的支配性地位。
至於新材料產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日本電子電器及半導體制造一直在世界獨佔鰲頭，後來由於美韓的影響，開始轉向新材料開發。如今包括半導體芯片在內的19種電子元器件核心材料中，日本所產的14種一直在全球市場中佔據半壁江山。除此而外，機器人產業也譽滿全球。日本工業產品製造高端化由此可見一斑。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其實日本工業能走到今天的地步，與明治時期初級工業化的建立不無關係。
發揮農業潛力，確保"殖產興業"政策如期落實
明治政府成立後，面對貧窮落後的局面，決定實行工業革命，為此出臺"殖產興業"政策。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這兩項主要條件，明治日本都不具備，怎麼辦？
一直以來，日本都是農業國，於是政府高層便著眼於農業，讓農業來解決工業所面臨的實際困難。
1873年，政府統一國家稅制，頒佈新土地稅法，開始對境內每一塊土地進行丈量，在確定其面積的同時確立土地所有權，併發給地主契約，這樣土地私有權得到全面落實。而後，政府又及時對不同地塊的市場價值進行評估，從而將土地價值的3%作為田賦的徵收比例。
新稅制打破了以往田賦受物價波動而受到的不利影響，從此政府的財源更加穩定。但政府並沒有就此滿足，為擴大財源，還積極開徵醬油、清酒、食用鹽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稅，並推動農產品茶葉、蠶絲大量出口，鼓勵農業富餘人員出國勞務，如此一來，發展工業的資金日益充盈。
但政府並沒有立馬投入工業建設，而是先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在相繼將交通、電信、郵政、銀行等公共工程建起來後，這才大手筆發展和經營工業企業。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政府先後開工建設了首批工業企業，如造船、採煤、棉紡、絲織、玻璃、採礦、工程、製糖、啤酒等，並進而高薪聘請外籍人士擔任技術顧問或參與管理，十多年後，日本本土第一代經理人及工程人才誕生，數量可觀的產業工人隊伍亦隨之成形，與此同時，政府利用經營不善之機，乘勢將一手打造的國營企業賣給商人運營，從而達到預期設想的"殖產興業"之目的。
面對落伍的日本，明治政府深感進行西式工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長期以來農業國的基本地位成了日本發展工業的短板，但政府並沒有因此而氣餒，而是繼續從農業尋求工業的突破口，為此制定了新稅制，確立了田賦比例，並設立消費稅，還積極鼓勵農產品出口和"農民工"出國創匯，這就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資金保障。
政府知道，要發展好工業，配套的基礎設施必不可少，於是擠出一部分資金用於基本建設，從而為工業發展提供了便利。基於此，第一批工業企業相繼建成，通過引進外籍人士參與管理和技術指導，日本自己的管理和技術人才以及一定規模的產業工人隊伍從無到有，這就為下一步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做了有力鋪墊，對現代工業製造高端化無疑有開創之功。
一些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工業化，促進了近現代日本工業的崛起
日本是島國，資源十分有限，而發展工業的資金又極其不足，這就有必要立足本國資源，發展特色產業。
早在十八世紀末，日本農村利用接近原料、水力及農村市場的優勢，發展了新興製造業，其中紡織業最為出色，以致於個別從事紡織業的小鎮僅百年時間就將規模擴大了3倍。據該鎮文獻記載，"
紡織商匯聚於此，僱傭婦女紡織謀生。附近地方人士亦蜂擁至此鎮，於此租房居住，有時甚至遠租至周圍窮鄉僻壤的地方。"據悉，當時工廠僱傭的紡織工人數量不等，30人、50人乃至上百人都存在。鑑於此，加大紡織業發展力度就成了新政府的優先選項。截至1911年，紡織業工人達到了47.5萬人，其中女工佔到了8成。1868年生絲產量只有230萬磅，15年後已躍升至1020萬磅，增幅近5倍。就出口而言，到1913年，生絲出口比19世紀90年代增長了4倍，大部分手工製作已被淘汰，代之以先進的機器製造，年均75%的產量銷往世界各地。相對於織絲，棉紡業亦逐步實現機械化，其產能的近50%出口到周邊國家。
除了紡織業，依託本國資源的產業還有采煤及有色金屬的開採。日本九州島及北海道的煤炭資源豐富，而煤炭是當時工廠和海港蒸汽船不可或缺的燃料。除煤炭資源外，日本的足尾銅礦儲量也很大，1896年的金屬產量相當於10年前的7倍，礦工人數是除紡織業之外的第二多。該銅礦及其冶煉是20世紀初全球最大的銅生產基地之一。
上述紡織業、採礦業都是立足本國的資源發展起來的"明星"產業，在日本近代工業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它們如此大的產能也離不開交通運輸，如果運力跟不上，同樣影響工業革命的進程。於是鐵路建設便成為又一重中之重。從1872年東京至橫濱首條鐵路建成起，鐵路建設一直在進行中。1890年鐵路運行里程也就2000公里，10年後翻番，達到了5500公里，鑑於日本山地多、平原少的實際情形，可見其鐵路建造技術日臻成熟和巧奪天工。當然受惠於鐵路體系化、規模化，原材料、產成品運輸成本大為降低，這就增強了日本工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明治政府首開風氣之先，大力進行工業革命，不過在發展過程中亦能根據日本的自身情況，有選擇地建設能夠帶動工業發展的先導產業，紡織業和採礦業就是明治政府基於本國資源發展起來的重點產業，前者大量出口為日本賺取了鉅額外匯，為其他工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畢竟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要從國外引進，後者巨大的產能為全面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動力，畢竟工廠的生產都離不開能源。
此外，鑑於火車運量大、速度快的優點，鐵路也被政府列為重點建設對象。有了數千公里的鐵路運輸系統，一切原材料、產成品由於減少了轉運環節，提高了運輸效率，降低了成本，這樣日本工業從一開始就具備了競爭優勢，為工業產品的轉型升級走向高端化創造了可能。
私營企業如雨後春筍，促進了工業企業製造邁向高端化
明治政府通過"殖產興業"政策，造就了一大批私營企業，其中三井、三菱、住友、富士、豐田等在發展過程中，事業越做越大，而造成它們突飛猛進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首先，體制因素。明治日本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化，為私營企業走向壟斷鋪平了道路。三井旗下不僅有三池煤炭，還有芝浦製作所、鍾淵紡織及王子製紙等多個工業生產企業。三菱也不賴，除了海運，還在造船、鐵路上有自己的重要特色。日本是一個後進國，要想趕超西方，並在國際上富於競爭力，則發展新工業是不二選擇。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在短期內動員資本、人才及技術力量，而該任務的落實，離不開大的組織，在日本，新工業的達成便來自於政府與財閥企業的通力合作。
其次，國家因素。前文說過，明治初期，政府為落實"殖產興業"政策，進行了各項基本建設，這就減少了日後私營企業的發展障礙。不久，國家以提升工業層次為名，直接參與其中，使得製造業逐步轉向資本密集和高技術生產。1896年，政府在出資建設八幡制鐵所的同時，還對海運業、機械製造、工程及造船等私人工業予以資金貼補，引領私營企業走高技術發展之路。
再次，競爭因素。為增強企業競爭力，明治時期不少財閥企業選派優秀年輕人到海外學習，學成後，他們都被安排在企業管理或技術崗位上，於是，面對政府鐵路或海軍採購事宜，國內工程及造船公司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角逐，此外由八幡制鐵所衍生出來的多傢俬人鋼鐵廠還與原廠開展強有力競爭。競爭機制的存在，有力推動了工業企業向高端化進軍。
明治政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將一大批國營企業低價出售給私人經營，此前曾投入巨資興建基礎設施，後來還不斷與大企業合作，對它們提供幫助並培養其競爭意識，這使得工業企業如虎添翼，不斷成長壯大。
有著良好的國內發展環境和先期養成的競爭習慣，一些日本工業企業在面對激烈的國內外競爭時，能夠直面挑戰，不斷開創新局面，時刻關注市場動向，主動謀求戰略定位，基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逐漸趨向於高新技術研發、高端化工業製造，最終形成今天的局面。
結語
二十一世紀是科學技術與人才競爭的時代，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工業發展與時俱進，形成了以汽車工業、新材料產業為支柱，鋼鐵製造、機械製造、光學材料為主打的格局，在此情形下，日本的工業產值在國家GDP構成中佔據著僅次於服務業的較高比例，且汽車製造、新材料等還在國際上遙遙領先，日本工業的高端化由此享譽全球。
實際上，現代日本工業高端化的取得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因可循的：其一，明治初期通過對農業潛能的挖掘，為"殖產興業"政策的有效落實作了有力鋪墊。可以說，沒有來自農業提供的雄厚資金保障，日本的現代工業或許遙不可及；
其二，明治政府立足於國內資源，著力發展紡織業、採礦業及鐵路運輸業，這三者在日本早期工業革命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紡織產品大量出口換來了發展其他工業必須的外匯，這些外匯可以購買先進設備，引進人才和技術；而煤銅礦的巨大開採量則為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動能。鐵路運輸里程的不斷擴大，則將不同工業企業、企業與港口碼頭連成一體，降低了運輸成本，提高了競爭力；
其三，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造就了眾多財閥企業，這些財閥得益於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國家的扶持及政府競爭意識的引領，使得發展相當順利，並能放眼世界，不斷調整工業生產轉型升級，從而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高端化工業生產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