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陸挺
當前，疫情還有很大的風險。一方面國內的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局部還有一些小問題，每天都有幾十例新增確診病例，有些地方還處於變相的封城狀態。另一方面全球疫情還處於爆發期。現在判斷全球經濟在二季度和今年下半年的情況，首先要看疫情什麼時候能夠真正結束，什麼時候會有疫苗或者有特效藥，什麼時候歐美國家的經濟開始恢復正常運行，什麼時候這些國家能夠開放起來？從目前來看，二季度並不樂觀。野村證券對全球二季度的預測相對悲觀，預計歐美等主要經濟體二季度GDP同比下降15-16%，日本下降8%左右。
如果全球疫情在五六月份得到基本控制，下半年全球經濟會呈現V型反彈和復甦。但如果疫情並沒有真正的解決，今年秋冬季還有二次復發的可能，全球經濟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壓力。在疫情有很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我們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不要設立全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我建議不要設立全年的GDP增長目標，工作重點放在“六保”。或者可以採用前幾天劉世錦教授提出的辦法，確定相對經濟增長率的目標，即中國增長速度與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的比值或差值。根據全球經濟增長率的大小，制定我們增長率的目標。這樣可以在制定增長率目標時將疫情對全球經濟衝擊的風險內生化。
假定今年疫情在5-6月份結束，二季度GDP實現正增長的難度較大，但下半年會呈現比較強力的V型反彈。為什麼二季度GDP正增長難度較大？一是國內疫情還沒有完全解決，供給側方面還有一些問題，比如電影院還沒有開放，很多地方的餐飲業還沒有百分之百的恢復正常，很多工廠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復工復產，即使目前還有訂單。二是外需不振。按照歷史數據來推斷，除中國以外的全球GDP增長速度每下降一個百分點，我國出口將下降三到五個百分點。所以，我估計今年二季度我國的出口增長可能要下降30%甚至更多。雖然三月份我國出口量得到恢復，但是不能掉以輕心。主要是因為二月份的封城導致之前的訂單並沒有完工，三月份存在趕工效應，所以三月份的數據比較好，但不代表未來一到兩個季度的數據好。我認為，最糟糕的數據有可能出現在未來三到五個月。如果二季度我國出口下跌30%，將影響我國1800萬人的就業，影響GDP增速4-5個百分點，因此，二季度GDP恢復同比正增長難度較大。
當前既有供給側的衝擊，又有需求側的衝擊，必然會導致二次衝擊。我們不應過多指望消費需求在短期內出現巨幅反彈。同時，今年製造業的投資可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今年一季度製造業投資同比下降25%左右。未來幾個季度由於出口下行壓力加大，將對我們製造業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投資會考慮未來三到五年的情況，而我們都知道這次疫情一定程度上會帶來逆全球化和中美脫鉤的加劇。雖然具體程度不是特別確定，但是趨勢和風險是毋庸置疑的。這個問題不是短期的問題，而是中長期問題，因此，它對投資會產生影響，投資考慮的正是中長期問題。
政策方面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第一，要以紓困為主，需求刺激為輔。以前歷次的寬鬆政策的時候，都是以需求刺激為主，紓困為輔，但這次要倒過來，很重要的原因這次面臨的疫情衝擊是供給側方面的，所以要以紓困為主，需求刺激為輔。重點不在新基建上，關鍵還是要紓困，關鍵要保市場主體。
第二，財政和貨幣政策兩手抓。紓困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但在今年的特殊情況下，應該儘量由貨幣政策來幫忙。因為紓困的資金來源對地方政府來說是個難題，很多地方政府壓根沒有足夠資金。如果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時不動用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有可能會使得利率顯著上行。
第三，在刺激經濟的過程中配套進行改革。在過去需求刺激力度加大時，往往最關鍵的發力點就是房地產。我們都明白房地產在今年這一輪寬鬆中的地位比較尷尬。一方面，如果不動用房地產很難真正拉動起經濟；但另一方面，我們的房地產還沒寬鬆，有些地方的房價已經開始上升，市場的各個方面已經蠢蠢欲動。所以從這方面來看，政策的手腳確實被捆住了。如果再效仿2015-2016年的大規模刺激政策，導致大量的信貸流向房地產，會帶來後續很多社會問題和金融問題。因此，在這方面的改革就顯得尤為重要。我認為通過供給側的改革，在一二線城市增加土地供給，增加房地產供給，既能拉動經濟，又能夠防止房價過快上升。
要實現“六保”，第一，要強調紓困和救濟，保民生非常重要。我國大量的農民工和流動人口是不計算在調查失業率中的，但其實他們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人群，他們失業導致的生活質量下降對社會穩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前日，我國將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上調5%，這一政策很好，但是我們要看到，在中國領不到退休金的人佔老人比重的70%左右，在疫情衝擊下很多人丟掉工作之後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所以，保民生方面非常重要。
第二，就業方面可以借鑑美國的小企業薪資保護計劃（PPP）。PPP旨在幫助小企業在疫情爆發期間維持支付員工的薪資。當企業沒有訂單和生意時，政府通過轉移支付保住就業，從這個角度來看，保就業和保民生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如果沒有政府那筆錢，企業會解僱那些工人，政府就要在其他的渠道把失業的人救助起來。在這些方面可以適當地向部分發達國家學習。
第三，儘管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相關係數很高，但是不同拉動經濟的方法對就業的影響係數差別很大。比如，如果此時大力推行新基建，建設大數據中心等項目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就比較有限。但此時如果刺激勞動密集型企業可能會顯著帶動就業。所以，從設計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建議如果政府要去刺激需求的話，刺激與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相關的需求可能會最有效。同理，當我們把紓困的資金轉移支付給這個社會最貧困的失業人群，將帶動他們必需消費品的需求，往往這種需求帶動的產業也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當我們刺激如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時，它們更多的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對帶動就業的影響非常有限。
最後，需求刺激必不可少，但是一定要關注投資的有效性，不要做無效投資和重複投資。投資有效就能夠防止這一輪刺激不會對明年和後年的中國金融系統產生過於負面的影響。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在基建投資方面，更多要強調在人口比較密集的、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區域，如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建設。此外，房地產還是要有所作為，最後真正想要拉動經濟還是離不開房地產。所以在人口比較密集的一二線城市，要考慮增加土地供應，通過改革的辦法，讓土地供應和人口掛鉤，和戶籍掛鉤，進而把經濟拉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還能夠促進一些就業，尤其是建築行業的就業。
注：本文系作者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0年4月）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野村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文章來源：新浪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