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平臺雙雙叫屈,外賣佣金為何陷入兩難境地?

商家、平臺雙雙叫屈,外賣佣金為何陷入兩難境地?

廣東餐飲協會對美團的“發難”還在繼續,並且愈演愈烈。

4月13日,美團對於佣金問題發聲說,2019年美團外賣八成以上商戶佣金在10%-20%。14日,廣東餐飲協會引用海豐縣小餐飲行業協會的報告稱,該協會共有約120家商家上架美團外賣平臺,2019年無一家商戶的佣金抽成低於20%。

餐飲商家對於外賣平臺的指責不僅是美團,2月以後,各地多家餐飲協會相繼發聲,呼籲美團和餓了麼降低外賣佣金。

平臺與商家的矛盾為何這段時間如此密集?雙方各執一詞,矛盾仍未平息,能否有解決辦法?

一位互聯網法律專家告訴經濟觀察網記者,雙方發生衝突的原因,與疫情時期線下餐飲店面臨生死存亡環境有關。但本質原因,和外賣平臺的商業模式有很大關係。互聯網經濟進入到下半程之後,經營的業務越來越沉,當線下成本上升,他們無法內部消化,不可避免轉嫁給消費者和上下游商家,從而造成抱怨,引發成這樣的事件。

商家要求平臺降傭,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認為,這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平臺應不應該降傭?他告訴記者,這會是一個相互博弈的過程。

疫情加劇矛盾

“疫情是加劇了矛盾的出現,”上述互聯網法律專家對記者說,疫情較大幅度提升了外賣平臺的用工成本,同時導致線下餐飲商家只能從線上獲客,這進一步激化了平臺與商家之間的矛盾。

今年2月以後,河北省飯烹協、重慶市工商聯餐飲商會和南充市火鍋協會、廣東餐飲協會等均相繼發聲,呼籲美團和餓了麼降低外賣佣金。

一位經營100多家連鎖店的京津冀快餐連鎖店創始人告訴記者,外賣平臺抽傭在15%到20%之間比較合理,可以達到店鋪盈利的水平。如果超過20%,店鋪就會很難受。

他算了一筆賬,餐飲店毛利率一般為50%到60%,如果砍掉30%以上平臺抽傭費用,商家只剩20%—30%之間的利潤。這個利潤再用來平攤房租的支出和人工水電的支出,商家幾乎不賺錢,甚至賠錢。

一位研究電商行業多年的大學教授告訴記者,疫情前,餐飲店有堂食和外賣兩個渠道,可以支撐外賣佣金。現在疫情原因,商家基本只靠外賣,就很難承受。尤其是大型餐飲企業,人員、店面成本等壓力更大。

對於商家要求降低佣金的做法,劉遠舉認為,是商家的正當權利,“任何時候要求降傭,都是合理的,這可以視為市場行為。”

平臺難題

4月13日,美團首次對商家要求降傭的聲音做出回應,作為外賣平臺,美團認為自己也很委屈。4月13日,美團高級副總裁、到家事業群總裁王莆中在採訪中提到,2019年第四季度,美團外賣平均每單利潤也不到2毛錢,平臺的絕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在幫助商戶提供專業配送、獲取訂單和數字化建設中。

與阿里、京東、拼多多等實物電商的商家入駐費、營銷費收入相比,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臺,主要依靠佣金獲得收入。

外賣平臺佣金由三項資費組成,分別為平臺使用費、技術服務費和配送服務費。其中,配送服務費佔到佣金的80%。如果商家不選擇配送服務費而自行解決配送,幾乎所有商家傭金立刻可以減少到個位數,可能會低於5%。

30分鐘送餐到家的配送平臺是外賣平臺崛起的根本,也是沉重的壓力。美團目前最大成本是外賣小哥工資,2019年,美團收入達到 975 億元,餐飲外賣騎手成本為410.4億元,騎手工資佔總收入42%。

美團無法降傭的深層原因,是平臺商業模式難題。“有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阿里、騰訊、百度之後,新崛起互聯網經濟的平臺模式,本應該是智能、輕型運營的互聯網經濟,但他們正變得越來越沉。”上述互聯網法律專家舉例說,比如美團、滴滴,以及之前熱鬧一時的共享單車行業,都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越來越沉。

業務沉重的結果,導致無法迅速消化上升的成本,平臺就會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或者上下游其他商家,於是引來這些人的抱怨。

該專家認為,要想根本解決這種衝突,需要在商業模式改進。

能不能解決?

平臺遇到商家的指責,美團不是首次。此前,淘寶商家也曾大範圍指責淘寶,造成“十月圍城”事件。最終,淘寶調整了產品,解決了這件事。

美團能不能借鑑淘寶的做法?上述專家認為,因為美團模式很重,調整的空間非常有限。

商業模式的改進,不是一時半刻能夠完成,現在商家和平臺雙方處於焦灼狀態,有什麼有效辦法嗎?

上述專家告訴記者,現在只能通過金融手段支持,平臺引入信貸等其他手段,先幫助商家活下來,再解決其他問題。

但歸根結底,這不是美團一家的事情,“絕不僅僅是靠美團一家解決,可能得是多方面的介入,包括美團、商家,行業協會,甚至包括金融機構,政府的介入,可能會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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