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日本留學，魯迅一方面受到日本人的輕視的眼光。另一方面看到的是中國同胞不成器的醜態。用八年的青春，從中國到日本，從仙台到東京，四處尋求生路。算是處處碰壁的經歷，在這裡接觸了日本的思想文化，看到中國社會的現實，也形成了心裡落差。
1901年接觸西方文學，瞭解西方思想文化，當他讀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瞭解到西方進化論，由於中國傳統的歷史觀念比較單一。其基本思路是，今不如昔，表現的是對歷史進程的悲觀描述，這種歷史悲觀主義對魯迅的精神產生重壓。而當他接觸進化論之後，他增加了對於社會和人生的新認識，對於自己生存價值的新的判斷，於是奮起反抗舊制度和創造新社會。他開始生髮出拯救國民的熱情，而不是默默忍受，產生奮起反抗的衝動，開始思考理性的人生，中國國民性所缺乏的誠和愛。探究國民性病根所在，開始用文字書寫自己的志向，作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現了對於民眾的輕蔑，也就是對於民眾接受啟蒙的不自信。魯迅也並非是聖人，他在面對社會現狀的同時，他也產生了各種矛盾，對於信仰的懷疑。現實中病態人心對他產生強烈的刺激，甚至陷入綏惠略夫式的絕望。魯迅受到傳統的倫理觀念的影響和習慣意識的產生，由此形成一種甘於忍受的心境，但是在去到東京留學之後，他產生了更多的理想和抱負，渴望成為救國救民的一份子。即使受到外域思想的影響，但是中國幾千年的文人傳統已經刻在了他的骨子裡，他註定難以擺脫循環史論的影響，陷入社會的沼澤裡，吶喊著，又彷徨著。
魯迅的母親在魯迅日本留學的時候，卻為他包辦婚姻。實際上，給魯迅帶來了精神上的枷鎖和重壓，他同樣是被舊社會倫理傳統迫害的年輕人，朱安是可憐的，魯迅又何嘗不是受害者，他自始至終還是擔起了家庭的責任。
魯迅在結婚後又再次回到日本東京，計劃創辦雜誌《新生》，因為缺少經費和稿件，遭遇流產，《域外小說集》滯銷，使他的理想破滅，產生猶豫和懷疑的想法，也打壓了他內心的希望，他的狂熱日漸消減。這是魯迅第一次想要通過創辦雜誌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卻遭遇失敗，也給魯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更是加深了他內心的悲觀主義。
他體現的是內心的一種虛無感，總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挫折在一直折磨著他，更有心中不斷冒出的“鬼氣”在深深地試圖腐蝕他的精神。魯迅選擇戴上面具，既樂觀又悲觀，可以說魯迅的一生，都在和自己作鬥爭，是選擇奮力抗擊應對一次次的精神危機，剖析內心，還是躲在角落裡沉默不語，他選擇了前者，他的一生是矛盾的，也許要說魯迅知道死之前，都沒能戰勝精神的苦難，但是在理想的一次次破滅，現實殘酷的打擊下，魯迅依舊選擇勇敢的站起來，他是孤獨而寂寞的，他度過了一個有倍感痛苦卻有意義的人生。
要說哪個年份對魯迅的影響最大，其實每一個時期都格外重要，他經歷越多，思想鬥爭也就越激烈，如果是孤立的看待某個時期，反而難以理解魯迅的一生，他的思想，他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