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幸园
《北拳汇编》说：“少林派亦称外家，赵匡胤其开山始祖也。匡胤挟有奇技，秘不示人。醉后曾与群臣具言其奥蕴，寻悔之，又不欲食，卒置其书于少林寺神坛中。其法以硬攻直进为上乘。”明朝名将戚继光所撰《纪效新书》说：“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名势。”近人郭希汾著《中国体育史》称：“则太祖之精于技击，断然无疑，或少林拳术，得太祖而益精，亦未可知也。”上述资料都表明少林派南拳的“太祖拳”，其创始人是宋太祖赵匡胤，这是公认的事实。
明朝之时，除戚继光外，尚有二位文武双全的历史人物，他们都留有关于少林武术的专著。一个是江苏武进人会元唐顺之，著有《武编》十二卷，另一个是泉州人俞大猷著《韬铃续篇》、《剑经》各一卷。《剑经》续篇为赓续其师泉州人赵本学《韬铃内篇》之作，《明史》卷九八·艺文志所录明朝兵书类共五十八部，泉人占了三部，实际上赵本学还有《赵注孙子兵法十三篇》三卷没有包括重内。作为僻处东南沿海的泉州府，明代对兵法拳理的理论研究之盛，也是公认的事实。
北宋之时，已有部份宋太祖的子孙居留泉州，南渡之后，管辖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从河南商丘迁江苏镇江。最后迁至泉州。因为泉州当时是国际贸易大港，税赋的巨大收入，足以养活这些皇族。他们有“宗廪”可维持富裕的生活，除了读书当官外，其他人平居无事，练拳耍棒，既可健身，又可娱乐。他们祖宗传下来的“太祖拳”，自然风行不息，世代相传。《天源赵氏宗谱》记载了：“食宗廪不仕，号无闻野人。”“希树，食宗廪不仕，号南亩野人。”几十个这类的人。及至宋亡之后的元朝还有“由美字徽卿，少读书，通孙吴（兵法）术。元季世乱，藩臬交剡荐补泉州司产参军。适陈友定叛，率众攻城，元戎委领兵守东北，誓以死守。……”明代有“古礼，字和用，官名礼。明太祖开国有功，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授铁券，自南京寿州分封泉州永宁卫千户，世袭罔替”。《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九和赵氏族谱都记录了赵礼之子赵观，孙赵桢，曾孙赵彬、玄孙赵瑄，来孙赵震……一直到最后一个明万历间袭职的赵宗鼎为止，清代亦有“彦梅，榜名金斌，登顺治庚子科（公元1660年）武举人，任南京金山卫领运千总”。
南宋之时，北方为金人所据，增加了宋室的忧患意识，皇室、练武之道亦是忧患意识的一种反映。况且有祖宗传下来的拳法，还有祖宗传下的高等政治地位，贵族院又在泉州设分院，对南少林武术在泉州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公认的事实。宋皇族喜爱体育运动，宋徽宗喜欢踢球，著名小说《水浒传》说当时误国奸臣俅高，就是靠陪宋徽宗踢球起家的。这个例子可以使我们推想当时泉州南外宗皇族，对太祖拳及南少林武术的影响程度。
近人顾留馨《太极拳研究》说，“就现有武术史料来看，戚继光是研究和整理民间武术的杰出人物，……他的武术为军事服务，军事又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当时两位抗倭名将俞大欣和唐顺之的抱负相同。戚继光不仅虚心学习临阵实用的武艺，整理了各家拳法。还向俞大猷学过棍法，向唐顺之学过枪法。”这里有条史料，可以证明当时泉州人与唐、俞两人和嵩山少林的关系。《明史》卷二八七载：“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年十八举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进士。肄力古文，演进详瞻，卓然成家，与唐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据王慎中《遵岩集》卷三《赠唐太史养疾寺居五首》，有“毒龙降沼底，菩虎戏床前”、“此时方战胜，玉体合如何”等句。卷六《谪昆陵发都下》（昆陵即唐顺之）有句：“在野自疑非虎兕，此身已解作龙蛇。”说明慎中虽和顺之是文学之友，但对唐之武术亦颇欣赏。俞大猷（字志辅）则是慎中的同乡后辈，感情至好。同书卷六《送俞志辅赴阙自效》云：“手拂龙泉生勇气，胸藏豹略畅兵机。”又卷十一有《送都指挥俞君志辅序》，卷廿四有《与俞虚江书》提到：“唐（顺之）先生德学重海内，又有古法，不轻为人作。……吾于文不敢让唐先生，待虚江（俞大猷）益多……”可知慎中与唐俞两人非泛泛之交。嘉靖年间不但俞大猷去过嵩山少林寺传艺，连王慎中也去过北少林寺，其《遵岩集》卷七有《游少林寺四首》、《初祖洞赋得四物》共四首。这八首诗只是文土的写景抒怀，没有涉及武术，但明代不少泉州人到过嵩山少林寺，文官武将均有，这也是不易之事实。
泉人习武，史有可稽。《明史》卷九一·兵志三说：“泉州、永春人尚技击，漳州人习藤牌，漳、泉人善水战。”技击即是拳术。又明遗臣泉州人黄景昉《温陵旧事》称：“吾泉郡拳棒手扑，妙绝天下。”因漳泉人练武成风，后来郑成功反清驱荷，收复台湾。施琅攻台，统一中国，其士兵多是泉漳人。没有群众性的练武，就没有兵源。小小的漳泉人练武，竟关系到明清之际我国的国家大局，诚非少林武术的始料所及。这与泉州有个训练与传播中心——南少林寺之关系，恐非只靠考古发掘单项所能解释的事实。如果此寺在莆田，郑、施的主要兵源何以不在莆田，为什么《明史》忽略了莆田呢？
泉州的东禅寺即南少林寺，文献记述明确，遗址无误。近阅明代泉州理学名臣陈琛（即陈紫峰）《陈紫峰先生文集》卷五，有《己丑夏游东禅寺述怀十首》，己丑为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时王慎中才中进士三年，因该诗系述怀性质，对东禅寺的景物只有几笔带过，如“喧嚣城市不成眠，力疾出城觅洞天。遥畏长途逢北客，曲循幽径入东禅”、“扫榻中堂自在眠”、“桃花流水肥红鱖，钓艇横波泛地仙”、“谁料游山能败屐，白莲先己欲参玄。”等句，可以证明当嘉靖初年，此寺仍然景物清幽，规模宏大，可以避嚣，可以泛舟，可以登山，所以《丽史》中的伊楚玉才会来这个南少林寺读书。看来陈紫峰在寺中还住宿过，自由自在地睡在中堂的。《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载：“法果，居东禅寺。遇清明，率其徒沿途拾露骸葬漏泽园，年九十坐化。郡守熊尚初匾曰义僧。”按熊尚初是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任泉州知府，以法果年岁推之，至少在东禅寺当了六十年以上的和尚，他的生活时代离陈紫峰游东禅寺早一百年，则在倭寇之前，东禅少林寺的规模宏大，文献可徵，毫无疑问。蔡永蒹所说“树林掩映少林寺于山麓”之语，亦不过分。可惜近二百年来，寺圯地缩，只剩一个小庙。加上这几年城市迅速发展，该处已成市区，遗迹便荡然无存了。
近年学术界论争颇多，然亦有无谓之争，不联系事物之有关方面，作综合的文化现象来研讨，孤立谈问题，不把争论的学术水平提高，甚至属于中古史之事，舍文献而不稽，舍既成的定论而不顾，别出心裁，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欲用发掘考古解决问题。得一二实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事物何由何时而生？伴生何事何物？何由何时而灭，茫然不问，前因后果为何均不必考究，无源之水，无根之草，就说是科学结论而推倒前论，怪哉！关于莆田新发现一所古代练武的禅宗寺院，本是一件对福建佛教史、武术史有贡献之事，应该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不料未生子先呼名，先定该寺是南少林寺，然后以此假定之名进行发掘，肯定它就是南少林寺了。大胆假设，大胆证明。若结论不伤及他人也罢，但又动员舆论，否定泉州有南少林寺，此则泉州理应申辩了。
忆笔者在抗战后期，曾在建阳上大学，读历史地理学系、参加地下党，其时朱熹讲学的考亭书院尚保存完整。十多年前再过考亭，则一片荒地，遗迹破坏殆尽。朱子学最近很吃香，兼有旅游价值。泉州如果有人觊觎朱熹之价值，趁建阳考亭书院废圯之时，也宣传朱熹的书院是在泉州的安海，因朱熹之父朱松确于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任安海镇监，朱熹中进士后首次当官任同安主簿，常至安海讲学，朱熹之子朱在，宋嘉定间任泉州通判，于安海建“石井书院”。至今安海宋建的朱子祠仍在。以这些理由要与建阳争考亭，那简直狂妄至极，令人不可容忍了。年老智昏，偶触于怀，随便联想，望诸君见谅。
本文到此结束。还有一件事附此提一提：上述的“太祖拳”，王慎中与唐顺之俞大猷的关系，游过北少林寺，东禅寺的记游诗等史料，供判断南少林寺址时参考。泉州之著名寺院皆有重名。开元寺大门不挂开元寺，而挂“紫云”二字。承天寺大门不挂承天寺，而挂“月台”二字。原来的东禅寺面旁门挂“少林古迹”四字，所以紫云寺即开元寺，月台寺即承天寺，少林寺即东禅寺，此乃泉州之传统通例，外地人不甚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