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遭受著一場可怕的疫情。但是儘管病毒本身是不分貧富的，但誰會在這場災難裡丟掉安身立命的飯碗，誰又會變得更富，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預測，美國的貧困率可能很快就會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然而，正如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撰寫的一份新報告中所追蹤的那樣，在新冠疫情危機爆發後的短短三週內，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實際上卻增加了近10％。
簡而言之，極端的財富不平等是美國的“既存狀況”。除非我們有意採取行動——制定旨在扭轉不平等的雄心勃勃的公共政策——否則，疫情肆虐將加劇我們現有的收入、財富和機會的不平等。
我們以前就見過這種情況，在2008年經濟崩潰後的復甦過程中——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其實根本就沒有復甦這回事而。大多數美國家庭都存在著2008年經濟危機遺留下來的後遺症，然後又進入這場流行病危機。只有前20％的美國家庭完全恢復了大衰退前的財富。
但相比之下，福布斯400富豪榜——美國最富有的400位億萬富翁——在三年內就完全恢復了他們的財富。危機後十年他們的財富更是增長了80％以上。
但我們現在看到歷史正再一個更快的速度重複上演。
根據我們的研究，美國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已經超過了一年前。在全球大流行期間，至少有8位億萬富翁的財富又增加了10億美元。
Zoom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袁徵、微軟公司前首席執行官鮑爾默都是這些“疫情投機商”中的一員。袁徵和鮑爾默都是通過視頻會議軟件的迅猛增長而從中獲利的。
但沒人能像亞馬遜的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那樣獲得如此豐厚的收益。自今年1月1日以來，貝佐斯的財富飆升了250億美元，原因是居家隔離後的美國消費者嚴重依賴網上購物、物流配送和流媒體。其個人財富的激增速度在整個現代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超過洪都拉斯去年全年GDP。
簡而言之，當大多數美國人滑向走向比十年前的經濟危機更嚴重的經濟衰退時，一小部分億萬富翁卻像強盜一樣發了大財。
讓事情變得複雜的是，億萬富翁們非凡的財富讓他們對政治進程產生了非凡的影響力，在過去幾十年裡，他們一直在用這種影響力來大幅削減他們的稅單。從1980年到2018年，美國億萬富翁繳納的稅款（佔他們財富的比例）下降了79％，這無疑更令人震驚。
考慮到這一切，危機時期的政策反應往往反映出最富裕階層優先考慮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上一次是在2008年，我們救助了華爾街的銀行，卻沒有救助小企業和普通民眾。
這一次，在國會通過的2.2萬億美元刺激計劃中，普通家庭獲得了一次性的1200美元支票。然而，根據兩位國會議員公佈的分析，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可能會獲得160萬美元的意外之財。
本不該是這樣的。國會設計刺激法案的初衷應該是把更多的錢給普通人。對於收入在7萬美元以下的家庭來說，最初6個月的普遍基本收入是每個成年人1500美元，這將減輕經濟壓力和貧困，並促進陷入困境的當地社區的發展。
由於人們湧向雜貨店、加油站和其他地方企業以滿足他們的剛性需求，發放給工人的錢更有可能很快花完。相比之下，對富人和企業巨頭的救助卻可能最終會被用於股票回購或轉移到海外。
根據稅收政策中心的數據，為了幫助經濟復甦，國會應該對超過200萬美元的收入徵收10％的百萬富翁附加稅，這將在未來10年產生約635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其他措施應包括徵收財富稅和累進遺產稅。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通過確保國會對已經通過的刺激資金進行嚴格監督，並像戰時那樣徵收超額利潤稅，來防範暴利。
最後，為我們這些呆在家裡的人遞送包裹、雜貨、膳食和照料的第一線工人應該得到醫療保險、體面的工資、工作場所的權利和保護——以保護他們的財富和健康。
極端不平等可能已是美國的既定事實。但是，只要現在採取正確的行動，美國人可能就能在度過疫情危機後，走向一個更體面、更公平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