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平樂》播出以來，朝堂臣子們的戲碼可是比帝后CP的對手戲還虐還過癮，若是心胸不寬、氣量不大，再或是才華平庸、思路不清、不善言辭，那麼可真是沒有辦法能在宋仁宗時期當朝為官了。
《清平樂》宋仁宗與曹皇后
榜眼郎韓琦任司諫只三年 就以片紙落去四宰執
前一幕韓琦、蘇舜欽和富弼還在商量政務，下一場右司諫韓琦就“片紙落去四宰執”。這位宋仁宗誇讚的“榜眼郎”自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起拜右司諫，在諫官的位置上只幹了三年，卻因紙落四宰執而聞名京師。
《清平樂》韓琦“片紙落去四宰執”
難怪散朝後，夏竦會巴巴地追著韓琦討好。這夏竦誠如韓琦的好友蘇舜欽所言：“是個諂媚權相，斂財好色的胖子”。只看韓琦交的朋友們都有誰，就知道他確實看不上夏竦，他那句：“哪裡人人都如我們小蘇，人如其文的風流倜儻。”佐證了自己的“朋友圈”的超高水準。
確實敢用“子美”作名的，唐代只有詩聖杜甫，到宋代讓蘇舜欽一用倒也使得。蘇子美文采比肩好友歐陽修，與宋詩“開山祖師”梅堯臣合稱“蘇梅”。不過慶曆新政後期，蘇舜欽與歐陽修卻也先後因為被彈劾遭到了罷黜。（@言語一聲兒 宋仁宗慶曆年間因三案貶斥“背誦天團”成就了三篇美文與三處名勝）
《清平樂》韓琦贊蘇子美
說回韓琦，他出任諫官那可真是——敢於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
寶元元年（1038年）韓琦上書《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當時災異頻發，流民湧現，而時任宰相的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即“片紙落去四宰執”。
《清平樂》蘇舜欽、韓琦、富弼
臺諫官員居然如此厲害！不由得引人深思。
為什麼臺諫官員地位極高？劃重點有5條
宋朝的政體實行的是“二權分立”，即“君權”與“相權”分立。為了防止出現過多的像“呂夷簡”這樣的宰相專權的情況，就需要有能制衡相權的機構，於是“臺諫制度”鞏固加強，形成了“執政”與“臺諫”分立。
《清平樂》宋仁宗和韓琦
其實，臺諫自唐朝時就已經設立了。“臺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其主要職務為糾彈官邪，是“監督官吏的官員”；“諫官”指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其主要職務是侍從規諫，是“諷諫君主的官員”。
自宋代開始，開了臺諫合一之端，兩者事權相混，諫官也擁有對百官的監察權。宋代臺諫，實即御史臺、監司、諫官的連稱。《宋會要·職官》載：“天子耳目，寄與臺諫，而臺之為制，則有內臺，有外臺。外臺即監司是也。”
《清平樂》宋仁宗
只不過在宋代“臺諫”的地位被抬得極高。
首先，宋皇室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而且一直得到非常嚴格的執行。在其319年的治國曆程中，只有南宋時期殺了3位諫官。
其次，宋代臺諫具有完全獨立於政府系統的地位。臺諫由皇帝親擢，宰相不僅沒有權力任免臺諫，還要避嫌。仁宗慶曆六年，御使唐詢外任湖州知州，就是“以宰相親嫌罷也”。
第三，臺諫主要行使行政監察、彈劾、司法審查等權力。臺諫有權追繳回皇帝於宰相頒行的詔書、法令；臺諫若“聞風言事”上奏，還有言論豁免權。
第四，宋代的任職官員都認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其實就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都嚴守“遊戲規則”。被臺諫參奏的官員，不論官職多大，都會主動“停職待參”，即主動停職接受進一步調查。如果查出有問題，即便是小問題，也會“自請軍州”，即主動申請調離原來的重要崗位，到偏遠地方任職。而臺諫參奏，經查證有嚴重問題，臺諫官員也會“自請軍州”。據統計在宋仁宗一朝，自明道初至嘉祐末的20餘年間，因臺諫參奏被罷免的宰執有23人。
第五，宋代選用臺諫官員資質高、素質高。宋朝改革科舉制度（@言語一聲兒 看《清平樂》 北宋科舉大場面歷經大改革 入仕之路有坎坷也有驚喜 ），招賢納士，推崇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據統計臺諫官員90%以上是進士出身，對臺諫官員的任命資格要求很高，他們的素質自然也很高。宋仁宗因張貴妃事遭三次直諫 臺諫官員一點面子也不講
諫官不僅對宰相百官管得緊，對皇帝也不放鬆。面對事事監察、又言辭犀利的臺諫，宋仁宗對這種老祖宗留下來的制度那絕對是自覺的尊重與遵守。
《曲洧舊聞》記載：有臺諫上奏宋仁宗說，內廷“嬪御太多，宜少裁減”。一名頗得仁宗喜愛的為他梳頭的宮女不知輕重的發牢騷抱怨，“官員們的家中都有歌舞姬，還會隨著官階提高而增加；可是官家身邊的人不多，還要求裁減，難道只能他們快活取樂嗎？臺諫的話一定要執行嗎？”仁宗說，“臺諫之言，豈敢不行。”
沒多久，仁宗真的遣散兩宮女30人，而第一個被遣出宮的就是那位梳頭宮女。曹皇后知道這件事以後，問仁宗：“掌梳頭者，是官家所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回答說：“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宋仁宗與曹皇后這對CP能穩居高位，果然是心明眼亮，頭腦清醒的！
《清平樂》曹皇后
宋仁宗在曹皇后面前還能穩得住，不過在張貴妃面前又是另一種狀態了。宋仁宗想任命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使，卻遭臺諫官極力反對，時任諫官的包拯、侍御使知雜事何郯等上疏，仁宗就改收了張堯佐的事權，以“富貴保全之”。但是皇恩給了張堯佐“四使”的富貴，又激起臺諫官紛紛反對。作為主力諫員的包拯、御史中丞王舉正等反對抗議，張堯佐上書辭去了“兩使”，仁宗授其閒職讓他在京師領厚祿。
第一次臺諫阻攔剛平，第二年（皇祐三年即1051年）宋仁宗可能是被張貴妃“枕邊風”吹得緊，又冒著激怒臺諫的風險，再次給張堯佐封使。這次知諫院包拯一點面子都不給仁宗留了，他“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這畫面感確實是“包黑炭”的性格無疑了！御史中丞王舉正、知諫院陳旭、吳奎也上書抗議。這次仁宗以下不為例，與臺諫官各退一步，終於結束了此事。
可是第三次直諫的爭紛卻因為仁宗一句“差除自是中書”又開始了。人事任免決定需要宰相副署名才能生效，宋仁宗很帥氣的把這個“鍋”甩到了宰相文彥博的身上。諫官唐介彈劾宰相文彥博與張貴妃暗中結交，要罷免他。仁宗“急召二府”，朝堂之上一番爭辯，唐介還當面教訓文彥博，文彥博則毫不計較。最終唐介被貶到了英州（今廣東英德）作通判，而文彥博罷相，出知許洲。
《清平樂》宋仁宗 張貴妃
“宰相肚裡好撐船。”這句話用在宋仁宗一朝的宰相們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也多虧了宋代的臺諫制度，公議公論、制衡執政權力，還給了仁宗一個清明的朝堂和繁榮的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