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好端端的“慶曆新政”,怎麼就夭折了 ?

《清平樂》:好端端的“慶曆新政”,怎麼就夭折了 ?

范仲淹劇照

《清平樂》裡著名的“慶曆新政”還沒有登場。慶曆新政是仁宗朝不多的亮點之一,估計電視劇無法迴避,也不能迴避。提起慶曆新政人們不免為它的短命而唏噓,更為這班執意改革、意氣風發的士大夫因為策略不當,導致改革失敗而扼腕嘆息。

慶曆三年,宋和西夏戰和尚未定局。外患未平,內亂又起。這年五月,士卒王倫率眾起義,流民也加入其中。起義隊伍出沂州(山東臨沂),北向青州(山東益都),然後南下海州(江蘇連雲港)、楚州(江蘇淮安),一直打到揚州。直到七月,朝廷派出大軍圍剿,才在和州(安徽和縣)將叛軍擊潰。兩個月後,張海和郭邈山在商山(陝西商縣東南)率民眾起事,轉戰京西十餘個州郡,最後韓琦調集精銳部隊才將其剿滅。


《清平樂》:好端端的“慶曆新政”,怎麼就夭折了 ?

韓琦和富弼


令人驚駭的是,這兩支起事隊伍所過州縣,官吏不是望風而逃,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勞”,充分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廢弛與腐敗。歐陽修驚呼,類似的軍民起事,“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與一夥”。內亂外患的各種深層次問題,詔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仁宗也意識到問題嚴重。九月,他頒佈手詔,點名要求范仲淹、韓琦、富弼條陳奏聞可以實行的“當世急務”。幾日後,范仲淹呈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就此拉開了慶曆新政序幕。

《答手詔條陳十事》是這次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主要內容包括: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舉貢。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桑農。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這十條內容可分為三個方面:整頓吏治(第一、二、三、四五、九、十條),發展經濟(第六、八條),加強軍備

(第七條)。而這三個方面的改革,又以整頓吏治為中心。加強軍備未及開展便胎死腹中;發展經濟只在河南5個縣做了小規模試點,未及推廣;只有整頓吏治的不少具體措施立即施行。這就不可避免的損害了官僚集團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得他們跳出來反對改革。

在反對派中,前朝老臣夏竦(戲裡和教習夏玉蘭私通的那個人)起到了十分惡劣的帶頭作用。景祐四年,仁宗想任夏竦為樞密使。臺諫官王拱辰、歐陽修等連上十一道奏疏,指責夏竦“邪傾險陂”,對西夏戰爭“畏懦苟且”。仁宗將夏竦改為亳州通判。夏竦因此與力主改革的范仲淹、歐陽修等由此結下仇恨。夏竦唆使家中女僕,模仿筆體,篡改了改革支持者石介給富弼的一封信。信中將“行伊尹、周公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伊尹和周公都是古代輔佐君主的賢臣,而霍光則是西漢廢立國君的權臣。夏竦使用卑鄙手段,揮舞朋黨大棒,砸像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者。

慶曆四年十一月,仁宗下詔,強調“治至之世,不為朋黨”並不點名的批評:有人“陰招賄賂,陽託舉賢”。慶曆五年春,范仲淹被免去參知政事,富弼也同時免職,杜衍罷相,韓琦也被免去樞密副使。主張新政的人基本被趕出朝堂。“慶曆新政”人去政息。

這就奇怪了。改革是國家需要,又有皇帝提倡和支持。宰相章得象“寬厚有容”,宰相晏殊是范仲淹、韓琦、富弼的舉薦人,還是富弼的老丈人,宰相杜衍是支持改革的蘇舜欽的岳父,並且對范仲淹、富弼極有好感。改革者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以天下為己任,年富力強,惕厲奮發,怎麼好好的一把牌就打個稀爛?讓“慶曆新政”不到兩年就夭折了!

原來,夏竦等人的反對是慶曆新政失敗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改革派自己的策略出了大問題。

——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夏竦出局,這對夏竦本來就是奇恥大辱。但支持范仲淹的國子監直講石介,卻寫了一篇流傳一時的《慶曆聖德頌》,文中把仁宗啟用范仲淹等改革者寫成為“眾賢者進”,把本來就灰溜溜的與相位無緣的夏竦說成是“大奸之去”。估計夏竦看到這篇《慶曆聖德頌》,心中一萬隻草泥馬奔騰而過。這就難怪夏竦的反攻倒算,要從篡改石介寫給富弼的信下手了。

——新政開始不久,知諫院歐陽修上書指出:兩制官中奸邪並未盡去,御史臺官“多非其才”。這就把兩制官和以王拱辰為首的御史臺官都推向了改革派的對立面。王拱辰原本是支持改革的。由於不講策略,本來是的同一戰線的人,卻推成了對手和敵人。

——改革派內部也有紛爭。在對西夏戰爭中,韓琦主戰,范仲淹主守,仁宗為此大傷腦筋。只好和稀泥,把範韓二人各自支持的尹洙和狄青調離他用。

——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和反改革紛爭高潮中,仁宗問范仲淹“自古小人結為朋黨,也有君子之黨嗎?”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結黨做好事,對朝廷何害之有?”不久,歐陽修就進獻了著名的《朋黨論》。這顯然是對仁宗朋黨之論而發。《朋黨論》是極好的文章,道理也不偏頗。但它觸犯了仁宗的忌諱。哪個皇帝都不會鼓勵臣下公開結黨威脅皇權!這篇文章也觸犯了被劃在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員,讓他們感覺自己成了“小人”。改革派無意中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使自己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後代有人批評仁宗,說他對慶曆新政“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其實這怪不得仁宗。當提倡初銳意改革是出於應付內政外環的需要。到了慶曆四年、五年的時候,與西夏議和已成定局,京城東西兵變民變已經平息。仁宗不僅解了燃眉之急,還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轉機。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黨之嫌,迫使仁宗把解決朋黨之爭提上了首要議程。沒有了皇帝支持,慶曆新政只能無疾而終了。

《清平樂》:好端端的“慶曆新政”,怎麼就夭折了 ?

歐陽修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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