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唐肃宗李亨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立为太子以后,适逢唐玄宗先后宠信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深受政治迫害,而后又遭遇"安史之乱"的动乱之苦,

成为唐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不在长安登基的皇帝。


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文武失德"的政治危机让唐肃宗印象深刻,以至于对相权膨胀与军权旁落极为敏感和忌惮。为此唐肃宗一改唐初抑制内廷的政治准则,而着力于提拔内廷势力,引入宦官后宫来对抗外朝,构建一个内廷外朝相制的二元政治体制。

自肃宗朝起,以后宫、宦官为代表的内廷势力,作为维系皇权的特殊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甚至愈演愈烈,左右了肃宗朝政局,形成了特殊的"内廷政治"。

杜甫以"诗史"留名于世,其诗反映了当时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成为重要的历史史料。杜诗《忆昔二首》作于广德二年(764年),时值唐肃宗驾崩、唐代宗即位第二年,杜甫在这首诗中即叙述了肃宗朝内廷势力庞大而祸乱朝政的政治危局,以此劝诫代宗能够吸取肃宗朝内廷干政的教训,致力于安邦兴国、恢复往日繁荣。


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杜甫雕像

一缘起:相权将权的"文武失德"

唐肃宗李亨(711—762年),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立为太子。自立为太子至灵武即位,肃宗李亨便卷入了玄宗朝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之中,尤受相权之迫害。

《旧唐书·肃宗纪》载:

"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及立上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

由此可见,前太子李瑛的政治教训以及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宰相先后迫害的政治处境,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心怀怨恨,并在即位之后旋即展开政治报复。

肃宗曾与近臣李泌谈及李林甫,直言"欲敕诸将克长安,发其冢,焚骨扬灰",故在收复长安之后所颁布的大赦诏中更是特别指出"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


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影视作品中的安禄山

正是因为太子时期的肃宗李亨深受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政治迫害,让肃宗怀恨在心的同时,也对唐初强大的相权印象深刻,李林甫、杨国忠任宰相之时,独断专权、专横跋扈,"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忌惮"。

唐肃宗在即位之后,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对相权则更加敏感,宰相房琯"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宰相李岘"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岘",诸如相权独揽或者膨胀的事例都让唐肃宗对相权有着深深的忌惮。

唐肃宗除了有意削弱相权外,更提防军权旁落,特别是"安史之乱"的深刻教训让唐肃宗一直心有余悸。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帝国"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凡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边境节度使军队独立性和实力均大大增强,逐步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

当时尚是太子的李亨就早已意识到边将军权之大,对唐玄宗进谏"自古幄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却未为唐玄宗所重视。而安禄山本人身兼数镇节度使,依仗唐玄宗宠信,从不将太子李亨放在眼中。《新唐书·安禄山传》载:

"令见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语之,禄山曰'臣不识朝廷仪,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岁后付以位'。谢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万死。'"

当时尚是储君的李亨不仅需要提防李林甫、杨国忠这类文臣的迫害,竟又受到边将胡人安禄山的羞辱与轻视,自是心中激愤难平。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旨讨伐杨国忠为由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玄宗缔造的"开元盛世"在这场兵祸中毁于一旦。

在杜诗《忆昔二首》中就鲜明道出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社会生活的变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杜甫画像

杜甫在诗中怀念开元盛世之景,户口充实,农业丰收,手工业与商业均十分发达,社会秩序安定,男耕女桑,各得其所,宫中乐曲荡漾,一派升平之象。

然而"安史之乱"后,田地荒芜,物价昂贵,布匹万钱,宫室被焚,一切破败不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杜甫诗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安史之乱"带来的沉重破坏,给了诗人极大的心理落差。与杜甫一样,肃宗作为"安史之乱"的经历者,乃至后期的平定者,同样目睹了兵祸带来的混乱无序与沉重破坏。

安禄山刚起兵时,进军速度极快,洛阳、潼关先后陷落,消息传至长安,"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百官朝者十无一二"。后唐玄宗畏惧兵势西幸川蜀,太子李亨同样经历了这场逃亡,逃至咸阳望贤宫时,"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至金城,"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而后诛杀杨国忠,李亨前往灵武即位,"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至新平郡,"时昼夜奔驰三百余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

肃宗本人亲身经历了这场"安史之乱"所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甚至成为唐朝唯一一位不在长安登基的皇帝,这段流亡经历加上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艰难,让肃宗遏制武人的想法不断加重。

"文武失德"所带来的现实政治困境让唐肃宗对外朝政治力量充满了极端不信任感。为了能够巩固皇权,肃宗有意提拔宦官,甚至后宫也得以干政,内廷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不断兴起,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成为了唐代中后期政治混乱的最大根源。

二构建:后宫宦官的"内廷政治"

后宫干政可以说是李唐皇朝的政治传统,武则天甚至从皇后的身份转变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唐玄宗时期尤宠杨玉环,同样无法避免杨玉环对政治的干涉。至于唐朝宦官干政自玄宗朝起就初露苗头,《新唐书·宦官传》载:

"祸起开元""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硃紫千馀人"。

已经打破了"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的政治守则。然而肃宗朝之前的都非皇帝有意推动,只有自肃宗起,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地让内廷频频介入朝堂,以实现内廷与外朝分庭抗礼。

肃宗即位后,着力于在制度上限制相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重用宦官,组建起内朝机构,以达到分割相权的目的。


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影视剧中唐朝太监

杜诗《忆昔二首》道"关中小儿坏纪纲",所书的正是曾经"得侍东宫"、而后因在马嵬驿兵变以及拥立肃宗即位于灵武的政治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而深受肃宗信任的李辅国。肃宗即位后,李辅国成为肃宗构建内廷政治极为重要的一环,肃宗刚即位于灵武时,

"擢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凡四方章奏、军符、禁宝一委之"。《忆昔二首》云"千乘万骑入咸阳",指的正是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收复关中,肃宗回京。

然"帝还京师,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使,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少府、殿中二监,封成国公,实封户五百。宰相群臣欲不时见天子,皆因辅国以请,乃得可"。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亦载:"及还京师,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

李辅国作为肃宗近侍,在肃宗收复长安后,权势进一步扩大,身兼数职,无论是军权、政权,还是财权,皆有所染指,甚至凌驾外朝之上,宰相群臣面见天子都需经由李辅国同意,

宦官权力第一次在唐朝朝堂政治中空前膨胀。

若说李辅国是肃宗用来制约相权的"棋子",那么宦官鱼朝恩则是肃宗用来防止军权旁落的重要"抓手"。除去李辅国"专掌禁兵"外,肃宗还特地提拔了近侍鱼朝恩。

肃宗至德初年,鱼朝恩就是将领李光进军队的监军,至"京师平,为三宫检责使,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统帅禁军的重要人物。肃宗在任命鱼朝恩为统领中央禁军后,鉴于安禄山谋反的前车之鉴,又恐惧各地方节度使手握军权而谋不轨之事,"上谓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道出了肃宗对武将深深的防范,后肃宗果然命鱼朝恩监军各节度使以加强对边将的监视,如平定"安史之乱"时,"九节度围贼相州,以朝恩为观军容、宣慰、黜陟使。观军容使自朝恩始"。

《资治通鉴》则更为直接地道出了肃宗因出于对武将的忌惮而重用鱼朝恩,"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黜陟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

肃宗鉴于玄宗朝相权膨胀、军权旁落的教训,正是通过这一系列重用宦官的手段来实现巩固皇权的目的。

至于肃宗朝后宫干政虽未见肃宗一手推动,却依然可见肃宗听之任之,毫无阻拦之意。杜诗《忆昔二首》道"张后不乐上为忙",所书"张后"正是肃宗宠爱的张皇后。在太子李亨原配死后,当时还是良娣的张皇后得以"专侍太子,慧中而辩,能迎意传合",并在玄宗西幸途中的马嵬驿兵变与肃宗即位灵武两大政治事件中均发挥过作用,《新唐书·后妃下》载:"中人李辅国密启,娣又赞其谋,遂定计北趣灵武。"可见张皇后干涉朝政其实在李亨尚是太子之时就已经初露端倪。

从杜诗《忆昔二首》看肃宗朝内廷政治

武则天

当时张皇后陪同肃宗李亨流亡,"驻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敕止,对曰:'今岂自养时邪?'"正是凭借着与肃宗流亡的患难经历和迎合肃宗而得到的宠爱,使肃宗非但没有阻止张皇后干涉朝政,反而听之任之,以至于助长了张皇后的政治野心。

至肃宗还朝,张皇后进一步染指朝政,"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桡权",如肃宗至德二年(757年),"群臣上帝尊号,后亦讽群臣尊己号'翊圣'","翊圣",即辅佐天子。幸得中书舍人李揆劝阻"自古皇后无尊号,惟韦后有之",张皇后竟然意欲比肩中宗朝想效仿武则天当皇帝的韦皇后,其政治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为了巩固权势,张皇后甚至意图染指肃宗立储之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载:"张后生兴王佋,才数岁,欲以为嗣。"《旧唐书·李揆传》亦载:"代宗自广平王改封成王,张皇后有子数岁,阴有夺宗之议"。而久经政治考验的肃宗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对张皇后这种无理的要求竟然不是果断拒绝,而是"疑未决"。

最为重要的是,后宫与宦官开始联合,庞大的内廷政治势力自肃宗朝起开始在唐朝政治舞台上挥之不去。张皇后"稍稍豫政事,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桡权""又与辅国谋徙上皇西内"。肃宗本人欲见太上皇玄宗,也因"内制于后,卒不敢谒西宫",而这根本原因就是"后能牢宠"。肃宗对张皇后的宠爱是张皇后能够不断染指朝堂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三变异:内廷干政的"政治祸端"

肃宗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以重用宦官来牵制相权军权,同时出于对张皇后的宠爱,而对后宫干政听之任之。在达到初期巩固皇权的目的后,却又因为内廷政治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最终反过来威胁了皇权,酿成了严重的政治祸端。内廷擅权也成为了唐朝中后期最大的朝堂弊病。

这种政治祸端首先体现在内廷政治势力开始逐步凌驾于外朝,远远偏离了肃宗当初想要两者互相牵制的构想。肃宗重用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集团,使得宦官权势达到了唐朝建国至肃宗朝以来的最高峰。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载:"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又置察事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听察细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或推断未毕,辅国追诣银台,一时纵之。三司、府、县鞫狱,皆先诣辅国咨禀,轻重随意,称制敕行之,莫敢违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谓之五郎。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礼,谓之五父。"

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开始在肃宗朝形成,并进而成为影响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毒瘤。面对李辅国乱政,百官皆不敢违逆,称其为"五郎",外朝宰相如李揆等皆屈从,竟然对李辅国行子弟礼。随着李辅国权势日重,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已经无法分庭抗礼,甚至肃宗朝数位宰相皆受李辅国构陷而被罢相。

乾元二年(759年),宰相李岘因"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而被李辅国忌恨,最后李辅国利用凤翔七马坊押官案件而罢李岘相并贬为蜀州刺史。

上元二年(761年),李辅国请求肃宗命自己为宰相,时任宰相萧华"颇拒之",后李辅国"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在自己无法为相后,又一手推动自己的亲信元载为相,史称"引元载代华"。除操纵朝堂之外,宦官染指军权,对平定安史之乱造成了极大阻碍。之前说到九大节度使围攻相州而不设元帅,却让鱼朝恩为军容观察使,最终大败。

宰相张镐收复两京、河南、河东诸县,战功卓著,对当时史思明诈降早有警告,身在前线的张镐"揣知其伪",上书肃宗"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然却因与李辅国有矛盾,从前线范阳、滑州等归来的宦官"皆盛言思明,叔翼忠,而毁镐无经略才",最终张镐被肃宗罢相。然而张镐的先见之明果然应验,史思明复叛,对唐军平叛造成了重大打击,杜诗《忆昔二首》云"邺城反复不足怪",说的正是史思明复叛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肃宗轻信宦官而忽视张镐所言。

再者,李辅国宦官专权,离间肃宗与玄宗、儿子之间的关系。李辅国曾进言肃宗"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而后又"矫诏移上皇居西内",此事竟然得到肃宗默许,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肃宗亲子建宁王李倓自玄宗西幸之时就陪同肃宗,"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却因为上言张皇后与李辅国内外勾结、专权自恣而被构陷,"建宁恨不得兵权,颇畜异志。肃宗怒赐倓死"。

一是肃宗亲父,一是肃宗亲子,皆因李辅国谗言而疏离,甚至有功如亲子建宁王李倓因此身死,不得不悲戚。

而后,宫廷靖难。应宝元年(762年),肃宗病危,在外朝已经无法对内廷构成巨大威胁的政治现实下,内廷内斗开始频繁激烈,后宫与宦官两者为了争夺肃宗死后的权力开始频频出手。

掌权的张皇后与李辅国矛盾激化,在联络太子诛杀李辅国未果后,转而支持越王登基为条件以合力诛杀李辅国,却不想被宦官程元振发现后密告李辅国,《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对这一段有着十分清晰的记载:

"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年,更有隙。……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谋,密告辅国,伏兵于陵霄门以俟之,太子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傺、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系之。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时上在长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于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上崩。辅国等杀后并傺及兖王僴。……己巳,代宗即位。"

李辅国本就执掌禁军,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李辅国与张皇后之间的矛盾早就不可调和,于是先发制人,出兵护卫代宗登基,囚杀张皇后。肃宗在这次政变中受惊吓而死,这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次由宦官主导和发动的宫廷政变,对后来唐朝宦官废立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肃宗为太子时受李林甫、杨国忠迫害,受安禄山轻视,又经历"安史之乱"的逃亡之苦,即位后重用宦官,放任后宫,将内廷引入朝堂,以期形成内廷外朝相制的二元政治局面。

肃宗的本意是为了削弱相权,防止军权旁落,从而起到巩固皇权甚至是杜绝"安史之乱"复发的作用。然而在实际中,宦官权势与日俱增,后宫频繁干政,最终压倒外朝,反过来威胁皇权,成为唐朝中后期朝堂上最大的政治毒瘤。

杜诗《忆昔二首》深刻回顾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社会,鲜明指出了肃宗朝内廷政治所导致的朝堂乱局,目的在于鼓舞代宗能够吸取肃宗的教训,防止内廷干政,致力于恢复玄宗盛世。然而杜甫在当时终究人微言轻,虽指出朝堂内廷祸政,却并未为唐朝统治者所重视,而后宦官乱权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唐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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