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坐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这个位置他一呆就是25年。这在清代历史上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因为，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负有拱卫京畿重任。朝廷对这个直督人选的选择慎之又慎，能长时间担任的基本是少数。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朝廷又进行改制，让他兼任北洋大臣，这又使李鸿章成为第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北洋大臣，虽然它是兼职，可有了这个职务，我们就不能称李鸿章为地方大员，而是朝廷重臣了。
晚清时期由于国门洞开，洋人纷纷涌入，对外通商与交涉成为重要事务。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一些新生衙门应运而生。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在这个背景下先后设立。南洋大臣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负责五口通商和对外交涉，委派钦差大臣管理，这在当时是临时性的，后来改为由两江总督兼管，此后成常例，称作“通商大臣”或“五口通商大臣”，这就是南洋大臣的由来。
1861年，北方开放三口，并设“三口通商大臣”。为了区别南方五口大臣，习惯称为北洋三口大臣。由于直隶总督的驻地在保定，而北洋大臣又在天津，所以该职务一开始并非由直隶总督兼任，而是专设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这个职务从设定之日开始，便由崇厚担任，直到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获罪，朝中大臣建议由直隶总督兼任。
1870年11月20日，在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两个多月后，朝廷正式下文，任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命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理。
北洋大臣的任命，使李鸿章的权限得到了很大提升。直隶总督管辖一省，但北洋大臣的权力，却不限于一省。它被授权分管北方各通商口岸，在总理衙门之下，所有洋务、海防等事宜，无不涉及。
“洋务”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对外通商、交涉，及处理与洋商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物，后来扩展至凡涉及西方有关的新兴事业，如电报、铁路、开矿、外语学堂、新式军队训练及各种军事、民用工业等，均在其列。
在军事上，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以直隶总督兼任，兼管河北、热河、察哈尔三区，东北又兼顾吉林、奉天边防，自然是手握重兵。海禁大开以后，京师依为屏障，亦为北方各省进出门户，海防建设和新式海军的建立无不在其掌控之下。
1872年，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清代不设宰相，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俗称阁老、阁臣。李鸿章荣升大学士，在名义上就是跻身相位了。两年后，他又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代的大学士冠之以殿阁名，三殿为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三阁为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保和殿自乾隆中期以后未再用，所以文华殿居首，习称首揆、首辅。李鸿章以汉人补授，实为破例之举。
晚清时期，朝廷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咸丰时期设立的总理衙门实际上和军机处同等重要。尽管李鸿章都没有在这两个位置任过职，但自同光以来，朝廷大政，必先垂询重要疆臣，所以李鸿章坐镇北洋，却能遥执朝政，权威之重，甚至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上。
应该说，自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以后，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淮军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期间，淮军不断壮大，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团练部队逐步发展成国防军，承担起了保卫国防、抵御外倭的重任。
淮军的防区不仅遍布全国大部分省份，而且还延伸至朝鲜、越南等地。淮军将领也开始大批得到提拔，据统计，被提拔为一品大员的共有38人，至于提督和总兵（武职从一品和正二品）一级数量更惊人，约有1300多人，其中700多人全来自安徽。这时的淮军和当年的湘军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是辐射全国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在民国初年依然左右着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