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後，一改依靠士族門閥子弟壟斷官位的前例，對開科取士十分重視，對廣大熱心仕途的布衣寒族有強大的吸引力，難怪唐太宗在看到新科進士從皇宮門口魚貫而入時，說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但是，由於唐代科舉制度還處於初創完善階段，存在內在制度缺陷，科舉取士錄取人數有限，再加上存在干謁行卷的行為，使得大量舉子落第。為了追求治國安邦進入仕途的夢想，諸多落第文人抱著“不及第不歸家”的理念，長期寓居於長安備考，時間甚至長達數十年，他們的“京漂”生活可謂飽嘗世間冷暖。下面就結合唐代史書及相關文人記載，聊一聊唐代科舉制度下落第文人的“京漂”生活，瞭解他們在長安期間的酸甜苦辣，揭開他們生活的神秘面紗。
唐代落第文人長期“漂”在長安的背景
隋唐時期是中國中古社會的重要階段，雖然以“五姓七宗”為代表的士族門閥仍然佔據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相對優勢。但是，隋文帝創立並由唐朝承襲發揚的科舉舉士制逐漸成為了王朝選拔治國人才的重要渠道，科舉制度對仕途的重要性甚至吸引了大批士族門閥出身的世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許多有志於仕途的文人都夢想著通過寒窗苦讀，實現自己“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魚躍龍門之變。
但是，由於唐代科舉考試還處於初創完善階段，還存在不少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唐朝科舉取士錄取比例較低，《通典》卷十五雲；“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這據統計，唐朝200多年共錄取進士6610人，許多年份的進士科錄取數量不過一二十人，遠遠不及宋朝平均每科進士錄取人數數百人，堪稱科舉歷史上錄取難度最大的朝代。就使得許多俊才沒有機會從科舉考試突圍而出，這些文人不甘心失敗，屢屢應試不第不願罷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大量落第的文人寓居在長安，造就了唐代歷史上重要的“京漂”一族。
落第文人“漂”在長安的原因
落第文人之所以沒有在落第之後，返回家鄉備考或從事其他生計，其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方面原因，歸納下來，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唐朝舉行省試和殿試與州試之間的時間比較緊湊，許多舉子離家路途遙遠，客觀上使得落第文人如要回家備考，要耗費大量寶貴時間在路途上，實在是划不來。按照當時的科舉考試安排，每年一到冬天，通過州試的文人們陸續向長安進發，準備在第二年的春天參加省試。這就要求這些文人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到達京師。距離長安不太遠的地方如三輔、河東、中原地帶的文人還好說些，時間比較從容，但對於那些來自巴蜀、嶺南地區的文人來說就需要長途跋涉。因此，唐朝朝廷對不同地區的文人應試規定了不同的報到時間。根據《唐六典》中的記載，朝廷照顧到各地舉子的路程遠近不同，規定距離長安五百里以內的士子十月上旬報到，五百里外一千里內的十月中旬報到，一千里以外的十月下旬報到。這些赴考的舉子們大多都在離考點、也就是禮部南院最近的崇仁坊安頓下來。在報到之後，這些舉子們要在長安城熬過漫長的冬天，為開春的考試做最後的衝刺。考慮到往返家鄉和長安之間的路途遙遠，許多落第文人不願意每年把大量時間花在路途上，他們乾脆選擇留在長安，集中時間備考為來年的省試作準備。
唐長安城示意圖
二是唐代科舉考試前盛行的干謁“行卷”之風，使得落第文人不得不花費精力奔走於權貴門下希望得到推薦，好為來年的省試助力。由於唐代的科舉制度尚處於草創階段，許多內容尚不完善，考生考試是不糊名的，主考官除了評閱試卷之外，還存在考慮考生平時作品和社會聲望決定是否錄取的可能性，甚至還存在當時有社會聲望或位高權重的人物與自己共同決定錄取名單的現象，即所謂的通榜。這就造就了唐代文人託關係干謁的現象。落第文人之所以會選擇留在京師，除了集中時間備考溫書之外，一項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需要向社會名流和權貴人物推薦自己，將自己最得意的詩文撰寫在卷軸上，然後託人呈送給他們，這就被稱為“行卷”。 在唐代，士子固然有求於權貴清流，但雙方之間卻也存在互利認同關係，士子需要得到權貴清流的提攜認可，而權貴清流也需要士子們的讚譽，即“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這是一種普遍的時代價值觀。大文學家韓愈就是一個舉子們爭相行卷的對象，《唐國史補》記載：“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 柳宗元在《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中就曾回憶道：“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這種舉薦對科舉錄取人選很有發言權，甚至足以內定名次。正如白居易《見尹公亮新詩偶題絕句》；“袖裡新詩十首餘，吟看句句是瓊琚。如此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字書”。縱有清詞麗句，還需要權貴清流的一紙薦書相助，否則，即使“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
趙璘《因話錄》曾記載，廣平郡的程昔範來到長安後將三卷文章行卷給韓愈，韓愈看後大加讚賞，對主持科舉考試的主考官說：“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有了韓愈這樣的大家推薦，程昔範次年立即進士及第。《唐摭言·公薦》和《新唐書·吳武陵傳》中就記載，太學博士吳武陵在臨考前向主考官禮部侍郎崔郾推薦有王佐之才的杜牧，並誦讀了那首著名的《阿房宮賦》，希望能讓杜牧做狀元，但崔侍郎說第一名到第五名都已定好了，吳武陵直言相對：“那就讓第五名跟杜牧比一比做賦。”崔郾認輸，直接向在座的所有人說：“剛才吳太學把進士第五名贈給了我。”
進士考試
三是落第文人沒有進士及第無顏回鄉見江東父老，這也是他們落第後執意選擇留在長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唐代，門蔭制度仍然盛行，真正的權貴子弟不必吃科舉考試的苦，他們可以通過門蔭的方式步入仕途，起點高。走科舉仕途的文人大都是一般地主出身或貧苦家庭出身，他們往往把進士及第看作是自己乃至背後的整個家族未來的生存發展希望，這既是他們期望進士及第的動力，也是他們落第之後羞於回鄉的沉重壓力。為了自己的顏面和家族親人的期望，許多落第文人即使是家鄉離長安不算太遠，也不願意返回家鄉備考，寧願寄居於長安。以大詩人杜甫為例，才華橫溢的他30多歲來到長安，不斷向社會名流和權貴人物行卷，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但是收效甚微，屢試不第，在他“京漂”7年過程中，他始終沒有返回家與自己的妻兒團聚，無顏見人是促使他作出這一選擇的重要原因。
“京漂”生活對落第文人的影響
不論在什麼時候，背井離鄉、拋妻棄子漂泊在京師，生活大都不是賞心悅目的，處於落第狀態的文人更是如此，他們往往會在長安連考數年甚至數十年，生活之艱難，精神之寂寥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京漂”生活對落第文人也不可避免地帶來的深遠影響。
一是“京漂”的物質生活相當艱難，使得他們飽嘗生活困苦。“京漂”生活的成本代價是高昂的。隋唐時期，隨著南北朝大分裂狀態的終結，以及科舉制度的興起，為了在仕途上獲得便利，原本據守鄉里的士族門閥紛紛舉家遷徙長安和洛陽附近。史稱：“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於京畿。”這就使得長安物價高昂，有限的社會資源與龐大的常住人口，雙雙拉高了消費水平。據貞元年間在長安應舉的張汾自稱，他一年的花銷是2000貫，即200萬文。這或許是特例，但京師物價之昂，也可見一斑。當年詩人顧況調侃年少的白居易，說“米價方貴，居亦不易”，雖是戲言，卻也是長安物價高昂的真實寫照。
《唐語林》卷三載：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況睹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也。”因為之延譽，聲名遂振。
白居易
即使是已經進士及第為官的名士們都生活困頓，如韓愈在京任國子博士時，月俸2.5萬，“舉族仰薄俸，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遭到學生嘲笑：“冬暖而兒嚎寒，年豐而妻啼飢。”就更不要說那些坐吃山空，主要靠家中財力支持的落第文人了。因為自身條件的不富裕，大多數落第士人多居住在京城或離京城較近的地區，一方面是為了減少路費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先熟悉環境，但是一般情況下游歷所居住的條件非常艱苦，這些身在他鄉暫居的舉子生活得過的很困難。晚唐時期文人孫樵曾經這樣描述過自己當年在長安應試不第的日子：
長安寓居，閻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氣索，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吒駭唧唧。
——《寓居對》
二是“京漂”生活對落第文人的精神生活帶來了揮之不去的創傷。與物質生活的困難相比，落第文人遭受的精神創傷更加深刻。諸多有才華的舉子多年不得如願考中進士，在長安寄居，內心聊寂。杜甫在40歲那年，也就是“京漂”了6年之後，他進獻的《三大禮賦》終於受到了唐玄宗的讚許，命其待制集賢院。“待制”相當於獲得了當官的資格，但還得等候任用。這一等又是四年，直到44歲時才被授了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職。然而，杜甫上任沒幾天，就爆發了安史之亂，他又失業了。
晚唐詩人溫庭筠的兒子溫憲寫道：“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唐詩紀事》卷70）。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他們寒窗苦讀多年，忍受多次落第帶來的精神折磨，最後大都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太平廣記》卷74 《陳季卿》記載，家在江南的陳季卿在長安十年不第，“志不能無成歸”，只好在長安給別人抄書為生。時間久了，他很是想家。有一天他來到樂遊原上的青龍寺，遇到一個來自終南山的山翁，山翁聽說他想回家看看，但又怕耽誤了考試，山翁就作法讓陳季卿回家一趟，與妻兒兄弟見上一面。他在家呆了沒幾天，想到考期快到，就不得不回長安。臨走前分別給妻子和兄弟寫詩，他動身是在“一更後”，“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 這便是死守長安的舉子們的真實寫照。
三是備考“京漂”不得不面對的干謁“行卷”之舉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干謁現象的盛行也造就了唐詩中別樹一幟的類別——干謁詩，為唐代詩歌增添了亮麗的一抹色彩。雖然干謁詩總體質量參差不齊，但是還是湧現出不少傳世名作。如唐代朱慶餘所作的《閨意上張水部》：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這首詩表面意思是：昨天晚上舉行婚禮，點上紅燭進入洞房，第二天一早要到堂上拜見公婆。新娘梳妝完畢羞答答地低聲問丈夫：我畫的眉毛顏色深淺合乎現在的流行樣式嗎？如果不知道這首詩的寫作背景，誰都以為這是一首描寫新婚夫婦閨房樂趣的詩。但細看一下題目，就可以知道另有深意。此詩又題作“近試上張水部”，意思是快要考試了，作此詩呈給水部員外郎張籍。張籍是唐代著名詩人，當時又是朝廷官員。因此朱慶餘寫這首詩呈送給他，希望得到他的賞識，為接下來的科考鋪平道路。
另一方面，干謁之風盛行，引發了政治風氣和士人風範的墮落。許多落第文人為了仕途進步，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如何討好權貴清流，對其卑躬屈膝，引發了當時不少有識之士對此現象的擔憂。唐代宗時期，主管貢舉的禮部侍郎楊綰嚴厲斥責干謁之人，他認為如不革除干謁之弊端，“則太平之政又乖矣”。《文獻通考》也對干謁舉子沉迷於結交討好權貴發出感慨；“風俗之敝，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從干謁奔競引發對時代治亂的擔憂。
比較典型的是唐穆宗長慶元年的科舉舞弊案。當時科舉取士由禮部侍郎錢徽和右補闕楊汝士做主考官。楊憑以珍貴書畫賄賂宰相段文昌，請求為自己的兒子楊深之幫忙，段文昌便把此事當面託付給錢徽，並寫了親筆保薦信。翰林學士李紳也把舉子周漢賓推薦給錢徽。錢徽接了太多的人情託付，實在是顧及不過來，只能按照利害關係分配名額。最終發榜之時，楊深之、周漢賓均落榜，上榜的都是朝廷權貴子弟。段文昌看到自己沒辦成事，面子上過不去，就向唐穆宗報告：“今年禮部科舉取士不公，所取之人都沒有真才實學，都是走後門的權貴子弟。”唐穆宗就問翰林學士李紳和元稹，兩人都同意段文昌的看法。於是，唐穆宗就下令由中書舍人王進和白居易主持複試，結果走後門的權貴子弟全數落第，只有裴譔因為是名相裴度的兒子，“特放及第”。唐穆宗為了維護科舉考試的尊嚴，下令貶錢徽為江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四是屢試不第的文人最終對唐王朝徹底失望，轉投地方藩鎮效力或趁勢造反。由於落第文人數量眾多，有的在長安考了一二十年都沒能考上，長期留在長安也不是長久之計，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懷著對朝廷的不滿情緒離開長安，內心深處埋藏著對安史之亂後日益衰弱的唐廷的仇恨。一方面，到了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局面逐漸形成，地方官僚勢力開始籠絡德才兼備之士，以充實自己的勢力，部分落第文人為了生計，投奔了勢力強大的地方藩鎮，成為了這些節度使的謀主，在唐廷衰落的情況下，他們往往傾向於慫恿鼓動節度使們對抗朝廷，成為動搖帝國根基的推手。這其中以後梁太祖朱溫的謀士李振最為典型。李振出身寒門在年輕的時候聰明好學，和其他人一樣參加了科舉考試，但第一次竟名落孫山。李振不服氣，又連著考了幾次，仍是榜上無名。這使他對科舉考試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對官僚們更是極為怨恨。不得已之下投軍效力，憑藉自己的才幹得到了宣武節度使朱溫的信任，成為他得力謀士。因為自己原來曾幾次應試沒有被錄取，一直懷恨在心，在李振的謀劃下，他對朱溫說：“這些官僚自命不凡，說自己是什麼清流，現在最後將他們投入黃河，讓他們永遠成為濁流。”朱溫大肆殺戮朝臣，釀成了著名的“白馬驛之變”，後來又勸說朱溫廢黜唐朝皇帝，大大出了一口惡氣。
另一方面，險些推翻唐朝統治的黃巢雖出身私鹽販子世家，卻也是希望進入仕途，為此多次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第，心中憤懣，寫下過《不第後賦菊》：“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唐末亂世之際，趁勢而起，險些推翻唐朝統治，無獨有偶，晚唐著名文學家皮日休也因為曾進士不第，再加上受到當朝權貴人物的歧視，最終加入了黃巢陣營，黃巢稱帝后，皮日休為翰林學士，黃巢起義失敗後，皮日休不知所蹤。
結語
唐朝承襲隋制，將科舉取士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渠道，科舉取士至此成為了唐朝之後封建王朝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在唐代，科舉進士及第就像一塊磁鐵一般，不僅吸引了大批飽學之士參加科舉考試，而且連那些士族門閥出身的貴族子弟也寧願放棄門蔭選擇科舉體系進入仕途，科舉取士也為唐王朝提供了一大批人才。但是，由於唐朝科舉制處於初創完善階段，存在內在制度缺陷，科舉取士錄取人數有限，再加上存在干謁行卷的行為，使得大量舉子落第。出於多種考慮，眾多落第文人不甘心就此落第，選擇繼續留守在長安繼續備考，有的長達一二十年。落第文人的“京漂”生活也對這些落第文人乃至王朝的興衰產生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
參考資料：《新唐書》、《唐六典》、《太平廣記》、《唐語林》、《唐國史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