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思維看當代中國哲學研究
作者：孫正聿，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吉林大學理論思維講習班導師。
來源：《哲學研究》2020年第1期
摘要：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在推進社會解放思想的進程中實現了自身的思想解放，變革了以素樸實在論為基礎的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以機械決定論為基礎的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和以抽象實體論為基礎的本質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這也構成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新起點。“問題導向”的理論思維，提升了當代中國哲學捕捉和把握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洞察力、分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概括力、闡釋和論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辨力、回答和解決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想力，賦予哲學範疇和哲學命題以新的時代內涵和思想內涵，為構建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思維的堅實基礎。
關鍵詞： 當代中國 哲學研究 理論思維
“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習近平，第20頁)。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及其理論創新，是同它的理論思維的“起點”、理論思維的“變革”和理論思維的“提升”息息相關的。改革開放40年來，理論思維的變革和提升，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新起點，為構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思維的堅實基礎。
一、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起點
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是在推進社會解放思想和實現自身思想解放的雙重化進程中展開的。哲學自身的思想解放，不僅是哲學推進社會解放思想的前提，而且是哲學自身發展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現在:從兩極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當中解放出來;從唯上唯書、教條主義的研究方式當中解放出來;從自我封閉、排斥外來的學術視域當中解放出來;從照本宣科、僵化枯燥的話語方式當中解放出來。哲學自身的思想解放，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起點。
哲學研究中的非此即彼、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集中地表現在把複雜的哲學問題和哲學派別衝突簡單化、抽象化和庸俗化，以“貼標籤”的論斷代替具體的研究。哲學是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它所研究的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真理與價值、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標準與選擇、自由與必然等全部哲學問題，無不包含著人類實踐和認識的極為複雜的難題，並因此引發包括唯物主義哲學與唯心主義哲學在內的複雜的派別衝突。哲學的派別衝突是在不同的時代展開的，哲學的歷史演進是在不同時代的派別衝突中實現的。在哲學發展進程中所展開的派別衝突，總是以先前的哲學問題和哲學成果為基礎，聚焦於人類在其發展中所面對的時代性的實踐和認識的難題，因此，每個時代都有反映自己時代水平的哲學派別衝突，特定時代的唯物主義哲學總是同自己時代的唯心主義哲學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離開特定時代的哲學問題和哲學論爭，就會把複雜的哲學問題和哲學論爭簡單化、抽象化和庸俗化，並因而把豐富多彩和不斷深化的哲學思想變成某些簡單的論斷和凝固的教條。在哲學的發展進程中，哲學不僅是在不同派別的哲學論爭中發展的，而且是在同一派別的不同形態、不同水平的哲學之間的變革中前進的。唯物主義哲學從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發展到近代的機械唯物主義再發展到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唯物主義，已經從舊唯物主義變革為新唯物主義。超越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從簡單化、抽象化的哲學論斷走向具體的、深化的哲學研究，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新唯物主義的理論思維開展哲學研究，這是當代中國哲學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論思維的起點。
哲學研究中的非此即彼、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是同唯上唯書、教條主義的研究方式密不可分的。哲學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任何重大的哲學問題都源於時代性的重大現實問題，任何時代性的重大現實問題都深層地蘊含著重大的哲學問題。近代以來的哲學之所以日益凸顯以“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為基本問題的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直覺與邏輯、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真理與價值、個人與社會、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關係問題，之所以構成以唯物論與唯心論、經驗論與唯理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之間的關係為主要標誌的哲學派別衝突，其真實的根源就在於近代哲學在時代的變革中經歷了由中世紀的“信仰的時代”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冒險的時代”再到17世紀的“理性的時代”、18世紀的“啟蒙的時代”、19世紀的“思想體系的時代”的歷史性轉換。現代哲學之所以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轉向”和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之所以形成以科學哲學、文化哲學、社會哲學、經濟哲學、價值哲學、政治哲學、生態哲學為主要標誌的“部門哲學”或“分支哲學”，之所以日益凸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自由主義與群體主義、堅守形而上學與拒斥形而上學、國家利益優先與人類利益優先為主要標誌的哲學派別衝突，真實的根源就在於人類在“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頁)的進程中實現了文明形態的變革，從而實現了表徵人類文明的哲學理念的變革。實踐的發展，文明的變革，哲學理念的創新，要求哲學研究必須面向自己的時代，研究和回答自己時代的重大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不僅實現了當代中國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而且推進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空前的思想解放，總體上從唯上唯書、教條主義的研究方式當中解放出來。“問題導向”的理論思維成為當代中國哲學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論思維的起點。
從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和教條主義的研究方式當中解放出來，其直接體現就是從自我封閉、排斥外來的學術視域中解放出來。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哲學本身具有兩個主要特徵:其一，哲學是人類文明的理論表徵，是在理論上對人類文明進步的總結、積澱和昇華。哲學是歷史性的思想，哲學史則是思想性的歷史，歷史性的思想總是生成於思想性的歷史之中，因此，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不能離開表徵人類文明進步的世界性的哲學史。其二，哲學是以時代性內容、民族性形式和個體性風格求索人類性問題，哲學理論的範疇體系和表達方式具有顯著的民族性特徵，哲學命題的思想內涵和價值訴求則具有深層的人類性特徵，因此，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不能離開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對人類性問題的探索。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在已有的“漢譯名著”的基礎上，大量地引進、翻譯、評介現代外國哲學的學術著作，具體地研究以胡塞爾、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弗洛伊德、波普、庫恩、德里達、福柯、羅爾斯、諾齊克、哈耶克以及盧卡奇、葛蘭西、柯爾施、阿多諾等為主要代表的現代西方哲學的各種哲學流派和哲學思潮，為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輸入了新鮮的和厚重的學術資源。批判地汲取這些學術資源，反思這些哲學流派和哲學思潮所表徵的人類性的時代性問題，拓展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視野，也從理論思維上推進了當代中國哲學的思想解放。
語言是思想的現實。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在從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教條主義的研究方式和排斥外來的學術視域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不僅梳理出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內涵的學術命題和學術觀點，而且提煉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內涵的新的學術命題和學術觀點，迫切需要以富有思想內涵和時代內涵的哲學範疇體系構建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學術體系是話語體系的思想內容，話語體系則是學術體系的表達方式。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人類性的哲學問題總是展現在具有民族特徵的概念框架、範疇體系和話語方式之中。如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對話”中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並形成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當代中國哲學的話語體系，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主要的努力方向。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體系，既要深刻地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內涵和時代內涵，又要切實地體現中國哲學範疇體系所蘊含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還要積極地汲取現代外國哲學所提出的哲學命題和哲學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話語體系，則不僅要求突破“從概念到概念”的“經院化”的哲學話語體系，而且必須改變“原理加實例”的“庸俗化”的哲學話語體系，以“有理”“講理”的方式激發人們的理論興趣、拓寬人們的理論視野、撞擊人們的理論思維、提升人們的理論境界。這就要求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從僵化枯燥的話語方式當中解放出來，以馬克思主義基於實踐觀點的理論思維，不斷地探索和構建具有主體性和原創性的當代中國哲學的話語體系。
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任何民族和任何時代的哲學，都是經由哲學家的理論思維所創建的哲學，都是哲學家以其理論思維對人類文明的總結和昇華所構建的哲學。哲學家個人的思辨和體驗，與人類的思想和文明，共同熔鑄於作為歷史性思想的哲學理論之中，並展現在作為思想性歷史的哲學史之中。每個時代的人類都有該時代的特定的人類歷程和理論資源，時代性的人類歷程又總是表現為哲學家對它的獨特的生命體驗，時代性的理論資源又總是表現為哲學家對它的獨特的理性思辨，由此構成的就是各異其是且豐富多彩的具有“署名”意義即“有我”的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的“哲學”，既是哲學家以“個人”的名義講述“人類”的自我意識，又是哲學家以“人類”的名義講述“個人”的自我意識。哲學家在何種程度上把握到時代性的哲學問題，並在何種程度上對時代性的哲學問題作出理論回答，決定著該種哲學理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在人類思想史上，之所以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之所以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是因為馬克思以其人類解放的價值訴求、基於實踐觀點的理論思維和勇攀高峰的科學研究，把時代性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昇華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沿著馬克思開闢的哲學道路構建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就要堅持不懈地“守正創新”，充分發揮哲學工作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維去洞察、概括、反思和回答時代性的重大現實問題所蘊含的重大哲學問題，以艱辛的理論探索和豐碩的理論成果構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當代中國哲學。
二、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變革
當代中國哲學思想解放的直接結果，就是實現了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變革。這種理論思維的變革集中地體現為:變革了以素樸實在論為基礎的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變革了以機械決定論為基礎的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變革了以抽象實體論為基礎的本質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理論思維的變革，實現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哲學理念的創新。
在當代中國哲學思想解放的進程中，最為突出的是變革了以素樸實在論為基礎的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界特殊地關注和堅持不懈地展開了對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的研究。這種關注和研究決非偶然，而是由於這份被恩格斯稱作“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3頁)的《提綱》，在世界觀的高度變革了全部舊哲學的理論思維。在《提綱》的一開頭，馬克思就尖銳地提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看待現實、事物、感性，而沒有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4頁)這意味著，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它“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方式去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也就是僅從“被動”的或“給予”的角度去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這就是哲學意義上的以素樸實在論為基礎的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
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方式去看待人與世界之間的主客體關係，而沒有從主體的方面去看待人與世界的主客體關係。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地提出:“凡是有某種關係存在的地方，這種關係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對於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係不是作為關係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1頁)人對世界的關係，是以人作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主體為前提的，是以人的目的性、對象化活動為基礎的，是以“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為內容的，是以“人給自己構成世界的客觀圖畫”為導向的。主體對客體的關係，不僅包括主體對客體的認知關係、價值關係和審美關係，而且是以人的感性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文明”為現實基礎和真實內容的。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不僅交織著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複雜的認知關係、價值關係和審美關係，交織著主體的意識內容與意識形式、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外延邏輯與內涵邏輯、知性思維與辯證思維、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矛盾關係，而且包含著列寧所指出的“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包含著“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列寧，第411頁)離開主體對客體的極為豐富和極為複雜的矛盾關係，以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去對待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就會把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抽象化和簡單化，並因而把全部哲學問題抽象化和簡單化，把哲學的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和學術觀點變成枯燥的條文和現成的結論，從而陷入列寧所尖銳批評的把哲學理論“當做實例的總和”(同上，第407頁)的做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界以實踐觀點重新理解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的能動的反映論，從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出發，具體地探索人的認識活動中的反映與創造、選擇與建構、直覺與邏輯、思想與反思的辯證關係，不僅深入地探討了主體對客體的認知關係、價值關係和審美關係，揭示了知、情、意的複雜的矛盾關係，而且深入地研究了作為特殊的主客體關係的主體間關係，揭示了主體之間的複雜的社會關係和文化關係，從而凸顯了以人的主動性、豐富性和創造性為基本內涵的“主體性”問題，深刻地改變了哲學研究的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
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與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是互為表裡並且相輔相成的。因果關係，既是事物之間、觀念之間、事物與觀念之間的最基本、最直接、最簡單的關係，又是事物之間、觀念之間、事物與觀念之間的最重要、最間接、最複雜的關係。以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去看待因果關係，A事物引發B事物，則A為因而B為果;B事物又引發C事物，則B又為因而C則為果;由A、B、C而又引發一系列繼發事物，則構成前後相繼的線性因果鏈條。以這種思維方式去看待和解釋因果關係，就是典型的(也就是直觀的)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如同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首先是基於作為“共同經驗”的常識思維。在以常識即“共同經驗”為中介所構成的人對世界的關係中，人作為既定的經驗主體，世界作為既定的經驗客體;主體是以“直觀”的方式把握世界，客體則是以“給予”的方式呈現給主體。在這種“直觀—給予”的主客體關係中，人和世界都是既定的、穩定的、確定的存在，事物之間、觀念之間以及事物與觀念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對應的、線性的存在，由此就構成了把握世界的直觀反映論和解釋世界的線性因果論。
以機械決定論為基礎的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既是根源於作為共同經驗的常識思維，又是形成於近代以來的科學思維。按照恩格斯的總結和概括，19世紀以前的近代科學，主要是“蒐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它的主要特徵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個部分，進而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解成不同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種做法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就是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研究對象當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把對象看作永恆不變的東西。這種把事物當成“既成事物”的研究方式被移植為哲學的理論思維，就構成了以機械決定論為基礎的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從19世紀開始，人類的自然科學研究，已經由主要是“蒐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發展為“整理材料”的科學，關於“過程”即“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偉大整體”的科學。正是針對自然科學的這種基本狀況，恩格斯提出，“經驗的自然研究已經積累了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領域中系統地和依據其內在聯繫來整理這些材料，簡直成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樣，在各個知識領域之間確立正確的關係，這也是不可推卸的。於是，自然科學便走上理論領域，而在這裡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在這裡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84頁)對此，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對於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繫，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同上)在“廣闊的研究領域”即科學研究中，不僅自然科學研究離不開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而且社會科學研究同樣離不開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同上，第247頁)這表明，“研究”人的活動與歷史規律、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歷史的進步與倒退、人類的現實與未來，離開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同樣“沒有達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正是在對相對論、量子力學以及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現代科學的哲學反思中，在對人的歷史活動與歷史的發展規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辯證關係的哲學探索中，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變革了以素樸實在論為基礎的直觀反映論的思維方式和以機械決定論為基礎的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真實地確立起辯證法的理論思維。
在哲學發展史上，以抽象實體論為基礎的本質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是全部“形而上學”的理論思維即本質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思維方式。本質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把事物的現象與本質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又把認識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還把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試圖尋求與現象相分離的本質、與主觀性相對立的客觀性、與相對性相割裂的絕對性，把某種抽象的“實體”作為最深層的本質、最徹底的客觀性和最完美的絕對性，從而形成了以抽象實體論為基礎的本質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正因如此，馬克思以前的全部舊哲學———包括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都把哲學定位為對終極之真、至上之善和完滿之美的尋求。這種絕對的、終極的、至上的真善美，構成了馬克思所揭示的使人“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正因如此，馬克思提出，近代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揭露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不僅如此，馬克思進一步提出，“為歷史服務的哲學”要在揭露“神聖形象”的基礎上，揭露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不是尋求“解釋世界”的“終極真理”，而是以“改變世界”的自覺“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這是對以抽象實體論為基礎的本質還原論的最為徹底的超越，也就是對全部舊哲學的“形而上學”的最徹底的超越，由此構成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觀點的理論思維。對此，馬克思明確地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同上，第60頁)馬克思的基於實踐觀點的理論思維，就是從人的目的性、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即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關係去看待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相對與絕對、自由與必然等全部哲學問題。它不僅把人與世界之間的全部矛盾的現實根源歸結為人的實踐活動，而且把解決人與世界之間的全部矛盾的現實基礎歸結為人的實踐活動，從而構成“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1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超越直觀反映論和線性因果論的思維方式，特別是超越“形而上學”的本質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確立馬克思的“改變世界”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這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所實現的最深層的理論思維的變革。
三、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提升
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的思想解放及其所實現的理論思維的變革，真實地提升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這種提升，突出地表現在:提升了當代中國哲學捕捉和把握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洞察力;提升了當代中國哲學分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概括力;提升了當代中國哲學闡釋和論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辨力;提升了當代中國哲學回答和解決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想力。以時代性的人類性問題為實質內容的“問題導向”，構成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思維的新起點。
哲學研究之所以必須是“問題導向”，是因為理論是思想中的現實，哲學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哲學研究的最堅實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就是從時代性的重大現實問題中捕捉和把握其蘊含的重大哲學問題。這就要求哲學研究首先必須提升其捕捉和把握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洞察力。究竟如何把握“我們的時代”?究竟怎樣看待“中國道路”?究竟怎樣實現“文明形態變革”?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明確地提出，“我們的時代”是歷史已經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時代，而他們所處的“我們的時代”的主要特徵則是“東方從屬於西方”。以20世紀40年代中期“二戰”結束為標誌，在“人民要革命，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新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不斷地改變了“東方從屬於西方”的世界格局，使“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我們的時代”，具有了新的深刻的時代內涵。從時代的和世界的視野看，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問題，而且是中國所面對的世界性的和時代性的問題;當代中國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是中國所開拓的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道路;當代中國所積累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並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建設經驗，而是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僅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而且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既需要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為導引的人類文明形態變革，催生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的哲學理念創新。以時代性的重大問題為導向，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為人類文明形態變革提供創新性的哲學理念，這是當代中國哲學理論創新的堅實根基和重大使命。
“問題導向”的理論洞察力的提升，直接地體現為分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概括力的昇華。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提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99－100頁)分析經濟形式需要理論思維的抽象力，分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同樣必須依靠理論思維的抽象力。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我們的時代”，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時代性的特徵與趨向?對這種時代性的特徵與趨向應當作出怎樣的概括和表達?從時代性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變革上看，“我們的時代”的特徵與趨向，顯著地表現在從“東方從屬於西方”的“殖民時代”到“東方崛起”的“後殖民時代”、從以“機械化”為標誌的“工業時代”到以“人工智能”為標誌的“後工業時代”、從以尋找“絕對”為標誌的“形而上學時代”到以尋求“相對之絕對”為標誌的“後形而上學時代”。“後殖民時代”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要求互利互惠的經濟全球化和合作共贏的政治多極化，因此必須突破“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以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理念推進人類文明形態變革，正在和必將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後工業時代”深刻地改變了當代人類的存在方式，科技創新成為文明進步最重要的驅動力。在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進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工作方式、消費方式、交往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以日常經驗科學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為法治化、農村生活城市化為主要標誌的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成為“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進程中的普遍化的人類存在方式。當代人類存在方式的變革，必然導致社會思潮和精神文化的變革，並由此引發反映和表達時代精神的哲學理念的變革。同一性與差異性、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相對性與絕對性、多元性與統一性，不僅成為當代哲學探討的重要哲學問題，而且在這種探討中凸顯了當代哲學的核心問題———標準與選擇的問題。以“形而上學”為標誌的前現代哲學之所以被稱作“傳統哲學”，就在於全部的傳統哲學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位為尋求某種絕對的、確定的、終極的真理，由此就把世界分裂為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非此即彼、抽象對立的存在。這就是統治人類思想幾千年的非歷史的理論思維。在這種非歷史的理論思維中，人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的根據和標準，就是某種絕對的、確定的、終極的真理，由此構成的就是“沒有選擇的標準”。從“形而上學”到“後形而上學”的哲學理念的變革，就是以歷史性的理論思維把哲學所尋求的真善美理解為時代水平的人類自我意識，把哲學所尋求的真理理解為“相對之絕對”———歷史性的相對和時代性的絕對，把人類自身的存在理解為“超越其所是”的創造性的和開放性的存在。然而，現代西方哲學在“拒斥形而上學”的過程中卻形成了從“沒有選擇的標準”到“沒有標準的選擇”的哲學思潮，並由此構成了“沒有標準的選擇的存在主義的焦慮”。從世界性和時代性的宏大視野看，無論是當代人類選擇什麼樣的文明形態，各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還是每個個人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迴避地蘊含著“選擇的標準”。“沒有標準的選擇”是非現實的虛假的選擇。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根本標準，這應當是當代中國哲學確立的根本性的哲學理念。
捕捉和把握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洞察力，分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概括力，需要訴諸於闡釋和論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辨力。理論思辨力，就是以理論思維的概念、範疇和邏輯去把握、分析、判斷和論證問題的能力。列寧指出，“思維的範疇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規律性的表述”(列寧，第87頁)，“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同上，第90頁)，因此，這樣的範疇就“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還包含著特殊東西的豐富性的普遍”(同上，第98頁)。對此，列寧進一步引證黑格爾的話說:“凡是沒有思維和概念的對象，就是一個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個名稱;只有在思維和概念的規定中，對象才是它本來的那樣”。(列寧，第242頁)對於如何使用概念把握對象，列寧又進一步提出，必須達到“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對立面同一的靈活性”(同上，第112頁)，“這些概念必須是經過琢磨的、整理過的、靈活的、能動的、相對的、相互聯繫的、在對立中是統一的”(同上，第154頁)。這就是辯證思維的“運用概念的藝術”(同上，第277頁)。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在捕捉和把握時代性問題、分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的進程中，不斷地提升了“運用概念”的理論思辨力:不僅從反映與創造、選擇與建構、直覺與邏輯、思想與反思的辯證關係去看待人的認識活動，從目的性與對象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理想性與現實性、有限性與無限性、自由與必然的辯證關係去看待人的實踐活動，從理論源於實踐與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推進理論與理論引導實踐的辯證關係去看待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而且特別注重研究“現實的人”與“現實的歷史”、“人的歷史活動”與“歷史的發展規律”、“資本的邏輯”與“文明的邏輯”、“社會的全面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的辯證關係，切實地提升了闡釋和論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辨力。
理論洞察力、理論概括力和理論思辨力的提升，從理論思維上提升了回答和解決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想力，賦予哲學範疇和哲學命題以新的思想內涵和時代內涵。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持續深入的“中、西、馬”對話中，中國哲學界聚焦於對“哲學”本身的理解，不僅從“何謂哲學”與“哲學何為”的相互盤詰中追問“哲學”，從哲學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的相互印證中追究“哲學”，而且著力地從哲學與宗教、藝術、科學的相互關係揭示“哲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的獨特的理論性質和理論功能，從“哲學”與“部門哲學”———科學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等———的內在關係中尋求具有標誌意義的“我們時代的哲學”。對“哲學”本身的追究，不僅昇華了哲學思維的理論自覺，而且賦予“哲學”本身以新的思想內涵和時代內涵，從而拓寬和深化了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哲學思維的理論自覺，直接地引發對包括“存在”“矛盾”“實踐”“真理”“價值”“本體”“反思”“自我意識”等哲學基本範疇的重新審視和重新闡釋，對“主體與客體”“同一與差異”“相對與絕對”“自在與自為”“必然與偶然”“自由與必然”等哲學主要問題的重新審視和重新理解，特別是引發了對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關係問題”的重新理解和重新闡釋。在這些重新審視、重新理解和重新闡釋中，不僅推進了對構成人類思想和人類文明的基本信念、基本方式、基本邏輯和基本觀念的前提批判，而且深化了對構成人類思想和人類文明的最深層的基本觀念———哲學理念———的前提批判。這種“前提批判”，變革了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的“哲學”，也變革了“哲學”所表徵的人類自我意識，賦予人類思想和人類文明以新的思想內涵和時代內涵。馬克思說:“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頁)不僅是反映和表達時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推進人類文明形態的變革，這是“為歷史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使命，也是“面向未來”的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根本取向。
參考文獻:
[1]列寧，1974年:《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習近平，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