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死21傷
這是倒在李曉明槍口下的數字。
30位受害者的名字、年齡、性別對李曉明來說不重要也沒所謂，因為這是無差別殺人。
如果子彈再多一些，倒下的應該還有更多的數字。
變態殺人魔，這個詞放在他身上，毫不過分。
死刑，是受害者家屬的期盼，是媒體和民眾的呼聲，當然，更是法律公正的判決。
那對於變態殺人魔的家屬而言呢？
他被執行死刑之前的兩年，日日夜夜，他的父母和妹妹，反覆對著自己、對著牆壁、對著空氣追問：為什麼？是我們做錯了什麼嗎？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
李曉明拒絕他們的探視。與律師的幾次見面，也是冷酷無情，對作案動機隻字不提，只決心等待死刑應約而至。
為什麼要傷害無辜，答案除了他自己，再無人知曉。
媽媽說：也許當初讓他去學了自己喜歡的機械專業，他就比較不會這麼不開心。
爸爸說：那也沒用，就不該讓他念這麼多書。
妹妹說：最後一次跟哥哥聊完天，她約哥哥去看電影，哥哥只是問了她是哪家電影院。要是當時她能多跟哥哥聊會兒天，是不是哥哥就會打消這個念頭。
他在被執行槍決前，留下短短几行字的遺書裡說：堅持要做一件大事，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我做了我覺得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我應該也是一樣的選擇。
死刑，也是他想要的結果。
他用完結9個陌生人生命的方式，來完成自己要做的大事，最後再把自己的生命親手獻祭。
如果不是鮮血淋漓的9+1條生命在提醒我們這是一起難以理解動機的刑事案件，他態度堅定得簡直讓人誤以為這是一場行為藝術。他用這種極端殘忍血腥毫無人性的方式，藉助媒體和公眾的力量，完成了對自己的“造神神話”。
這是一部臺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開篇故事，還原真相的過程，字字句句都在拷問觀眾：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李曉明在電影院掃射觀眾時，子彈面前，每個在場的人是死亡還是生還，憑運氣。我們每一個人在真實生活中遇到類似李曉明事件時，都有可能無辜喪命。
這並不是杞人憂天，因為這是根據“521臺北地鐵殺人案”改編而來。
真實案件中的兇手鄭捷為了“做大事”，為了尋求先被注射麻醉劑再槍決，可以大幅減輕痛苦的死亡方式，2014年5月21日，在一列班車上，拿出了早已準備好的刀具，無差別選擇殺人對象，平均2.6秒砍一人，造成4人死亡，21人受傷。最終他如願被判處死刑。
反過來想，一個普通人去作惡，中間又隔了多遠的距離呢？
可能只需要一句狠毒的咒罵，就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可能只需要一次再一次的挫敗，就能造成絕望之堤崩潰，讓人起了歹意和作惡之心。
這些事例在新聞和各種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電視劇中並不少見。
可是不拿刀就不算作惡嗎？不流血就不算傷害了嗎？
更普遍的情況可能是披著網絡的馬甲，肆意發洩情緒網絡暴力他人，千言萬語從四面八方凝聚成看不見的兇器，刺向一個陌生人的要害。
因為這樣作惡無罪，不需要付出代價，甚至更有人作惡而不自知。如果真的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最多也只是閃過的一絲愧疚。
正如這部電視劇中，每個事件發生後鋪天蓋地的各種評論一樣，也許只是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評指責，也許只是希望正義得以聲張，熟不知，情緒佔領高地時所發出的評論戾氣逼人……
李曉明被執行槍決後，他的家人去認領遺體時被記者偷偷跟拍，隱匿了兩年之久的李家人再次被扒光，置身於記者們的長槍短炮中，淹沒在網絡輿論的聲討和道德審判中。
他的妹妹衝到電視臺追問：為什麼要跟蹤我？為什麼要露出我爸媽住的地方？
她不明白，為什麼哥哥已經被執行死刑了，所有人還不放過他的家人。
走前，她抬頭才看到，周圍全是圍觀的人，臉上漠無表情，身後還有正在拍攝的攝像機，無比絕望。
她歇斯底里地喊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