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飛
圖：來自網絡
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農村，因為偏僻成了很多“問題”老師的貶謫地。我讀小學時剛好遇上這些“有問題”的優秀老師，他們的教育對我產生深刻的影響，是我人生寶貴的財富，也是一段美好的記憶，至今我仍深深地懷念著他們。
當時的農村是沒有幼兒園的，孩子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記得第一節課，老師問大家姓名，很多同學以為是問生肖（潮汕話“姓什麼”跟生肖的“肖什麼”讀音很近），有的說是豬，有的說是狗，搞得老師哭笑不得。
一年級很多老師已記不起來了，但方老師卻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過了這麼多年，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彷彿她就在我眼前。
方老師非常慈祥，常帶著微笑，講話輕聲細語，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像個可親的大姐。方老師是普寧洪陽方氏，聽說是當地名門望族，從小就有家庭老師，國學功底紮實，頗有大家閨秀的氣質。她是我們的班主任，教我們語文，板書很整齊，寫字娟秀端正，講課循循善誘，常結合課文的字、詞給我們講故事，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聽完好像就懂了、記住了。
記得有一節課，她在講拼音，我在玩耍，她點名提問我，我不知道她問什麼，就把那一課的詞語都讀了，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個詞是“留心聽講”。方老師沒有打斷我，笑眯眯的看著我，好像我如此“留心聽講”還能讀得頭頭是道，令其有點驚訝。之後她很關心我，還讓我做班長。可是我十分調皮，沒有做好表率，反而常帶頭鬧翻天，以致其他老師頗有微詞，方老師有時會提醒我，卻從沒責罵我。
在那以“成份”論身份的年代，方老師雖然品教皆優，卻只能是一個代課老師，有些人有時候還會揶揄她“地主婆”。但方老師心態很平和，似乎並沒有任何的委屈和不滿，或許我們這幫農村孩子成了她內心最大的寄託。
方老師的愛人是我們學校教導主任林老師。林老師不苟言笑，平時很嚴肅，我們都有點怕他。他很會管理學校，有他在，學校就安定。
林老師教我們五年級的數學。他講數學給我很多啟迪，最深刻的是，他說公元前幾百年，西方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當時記不住名字）說：“世界是數組成的”、“數學是最高貴的”。世界怎麼可以是數組成的？數還有貴賤的說法？我十分疑惑，可那時對老師很崇信，也不敢斷然去否定，只是覺得很不可思議，心想難道房子、飯菜也是數組成的？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這一命題帶給我長久縱深的思考，影響我的一生，使我對很多問題有不一樣的看法，直到今天數碼時代的來臨，我們才驚歎古哲人的偉大，更被林老師前瞻性引導所折服。
林老師不僅數學好，還是一位通才，幾乎什麼都會，其他老師有事，經常是他來代課。有一次他代上美術課，畫了幾個幾何體素描，惟妙惟肖，立體感很強，我們好生羨慕，拿起畫筆躍躍欲試，可不知如何下手。林老師看出我們的窘態，遂順勢教我們用“透視法”觀察物體、用“明暗法”表現物體，讓我們找到了“門道”，這樣大家畫得像模像樣，我更因此喜歡上了美術。
聽大人講，林老師是師範學院的高材生，本來分配在縣城重點中學，因為與“成份”不好的方老師相戀，所以一起被貶到我們的村莊。小孩子不懂什麼愛情，可因為覺得方老師很好，也在內心對林老師多了幾分敬意。
音樂老師也姓林。那時的小學只考語文、數學，其他科都是副科，音樂、美術更是象徵性。可林老師教音樂，卻把這個可有可無的科目教得有聲有色。
他就地取材，將當地的風土人情編成歌，如“水南埔，三百畝，三日無雨火燒埠，三日落雨水成湖……”（用潮汕話）等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至今我仍能隨口哼歌幾曲，感覺一點也不比白居易的詩詞遜色。
課堂上他常用一架破爛的風琴給我們伴奏，有時風琴壞了就用口琴，用“伴奏”來帶領我們唱歌，防止我們跑調，這種反客為主的霸道伴奏，也是對付我們這些樂盲的好辦法。
林老師除了給我們上課，還常組織村裡的青年男女大合唱、演小品、排戲劇，每逢重大節日或有革命活動就在大隊的戲臺演出，給落後的鄉村帶來不少歌聲和歡樂。現在想起來，林老師是多麼有才，多麼了不起！
教歷史的吳老師是個“右派”分子，這個“右派”為人十分正派，且敢於直言，兩個眼睛炯炯有神，咄咄逼人，那目光似乎就是歷史的審視。他常說歷史是判官，時間會校驗一切是非曲折，教導我們要“樹正氣 致良知”。他有僑親，常穿一些舶來品，衣著一絲不苟，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因此有人給他起個外號“西”，是西式、新潮的意思。
“西”老師上課，從不看課本，好像課本那些記述太乏味。他常給我們講典故：“要離刺慶忌”、“熊掌難熟”、“請君入甕”、“土木堡之變”……每個故事都講得繪聲繪色，十分生動逼真。有時還穿插一些西方神話，最有趣的是講丘比特：調皮的丘比特用金箭射阿波羅，讓他愛上達芙妮，卻用鉛箭射達芙妮，讓她厭惡愛情，最後達芙妮為逃避阿波羅的追求變成桂樹，這就是桂冠的來歷。聽了這個故事我們自造弓箭，扮丘比特，射來射去，有時看到有豬來，就對著同學射“金箭”，然後笑那同學愛上豬，玩得真過癮。
教二年級數學的是黃老師。他腳很長，有調皮的學生就戲謔稱他“長腳黃”。黃老師因為喊“毛主席萬歲”時，中間打了個噴嚏，被視為不忠不敬，從縣城流放到我們村。
黃老師是所有老師中最令人生畏的，他非常嚴格，嚴得近乎“酷”。每次上課他都帶著一支小木棍，誰“搗亂”就打誰的手心或者小腿，雖然不會有傷，但非常疼，我們都很怕他。
記得有一次他在上數學乘法表，我和鄰桌几個趁他在黑板寫字，偷偷的在玩，當時隔壁桌的同學說一句話：“華國鋒檢查當兵配烏欖”（不知道那弄出來的一句話），並拍了一下我前面的同學的肩膀，那同學也沒有反抗，我也跟著這樣做，沒想到他竟然哭起來。這一哭驚動了黃老師，黃老師問明“元兇”，將小木棍朝我打過來，我一閃避開了，卻激怒了他，看他氣勢洶洶朝我走來，我馬上拔腿往外跑。我跑了，黃老師將門關上，似乎不給我回去。我在課室外走來走去，也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剛好方老師看到，她過來問我，我將情況告訴她，以為她會罵我，可她並沒有批評我，而是進課室跟黃老師講什麼，一方溝通後方老師叫我回課室，但黃老師有個前提：就是要背好了乘法口訣才能坐下。我生怕挨那小木棍，硬著頭皮，全神貫注的看了幾遍，沒想到竟然很快就背了出來。
黃老師的嚴，對我們這班常把課堂變“戰場”的毛孩子來講，剛好可以治治我們的野性，使我們分點心去讀書，很多人就是怕挨他的小木棍把數學讀好。當年全縣競賽，我們班成績都很好，我竟然還考了滿分，而另外還有一位同學考了第六名，這是黃老師“嚴酷”的回報，也是那隻小木棍“恐嚇”的結果。對比現在老師的放任，我更懷念黃老師的“嚴酷”。
最憂鬱的是“眼鏡老師”，稱為“眼睛老師”是他在我們學校只教了一個學期就調走，我確實記不得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戴著一幅眼鏡。
眼鏡老師是潮陽人，聽說家族出了兩個國民黨將軍，革命來了大都跑到海外，留在大陸的有幾個給槍斃掉。眼鏡老師的父親是位很老實的醫生，所以他才免受牢獄之災。
眼鏡老師畢業於中山大學物理系，他教我們四年級的數學和自然。記得他教數學有很多解題的怪方法，對難題挺管用，類似現在奧數。有時他出一些很特別的題，你用常用的方法解不了，然後他提示你倒過來、轉個彎，或者合起來、分出去，問題就解決了。這些怪方法打開我們思維的另一扇門，使我們知道解決問題有多種路徑。他教自然時說：“自然界就是電的世界”，我覺得似是又非，並沒有多想。我們最喜歡看他發電，他弄一些舊電池什麼的，搭些電線，還真把小燈泡點亮，讓我們覺得很神奇。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他那憂鬱的表情。他戴一副近視鏡，眼神很迷茫，嘴角常有一種苦笑的感覺，很多時候好像比別人更清楚，卻欲言又止。他除了在發電時有點精神，平時總心不在焉，也沒有親切感，整個人似乎與周圍隔了一層薄薄的雲霧，他在雲霧裡想出來又想逃離，猶豫中帶著幾分無奈與苦悶，現在想起來他的內心該是多麼無助和悲涼！
相比眼鏡老師的憂鬱，蘇老師卻最讓人感傷。蘇老師沒有教過我，因為我上學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之所以要講他，是村裡的人常提起他，說他是我們學校的大才子，而他倒在黎明前，更令人無比惋惜和悲慼。
記得蘇老師常來我們家喝茶，有時還帶一些宣紙和色料來教我大哥畫國畫。聽大哥講，蘇老師出生在資本家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會寫很多種文章，賦寫得很好，大哥曾抄了幾篇，可惜沒有保管好，已經找不到；他還會寫訴訟狀，這是專業的法律文書，很少人懂；更神奇的是他會講流利的外語，這在當時於國家都是一流的人才，何況一個偏僻的村莊學校。
蘇老師的死，是在1976年盛夏的一個晚上。記得當時村裡正在放電影，大家都在廣場觀看，電影散場後，有人在附近的一顆大樹底下發現蘇老師上吊死了。當時我還小，也不懂什麼，奇怪的是，看到村裡好些婦女，與蘇老師非親非故，竟然嚎嚎大哭，那些婦女邊哭邊訴說：有的說蘇老師幫他們寫過信、寫過請帖，有的說蘇老師幫他們孩子起名字，有的說蘇老師幫他們寫過申訴書……好像蘇老師幫過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所以蘇老師的離去她們倍感痛心。幾個月後革命結束了，可惜蘇老師沒有熬過最後的黑夜。在那荒唐的年代，試問有多少人像蘇老師一樣，在絕望中蕭然逝去！
我大哥保存了蘇老師一張黑白照片，每年那天都會拿出來，熱淚盈眶對照片說些“悄悄話”，我每看到此，也不自覺的哽咽。但願蘇老師在天堂做上帝的老師，讓我們的社會少些悲劇。
那個非常時代，許多英才流落窮鄉僻壤，他們遭遇不幸，而對我們這些鄉村的孩子卻是格外的幸運。這些優秀的老師激發我廣泛的學習興趣，打下我紮實的知識基礎，給我的思維插上翅膀，並教誨我秉承良知、獨立思考，對比今天鄉村裡的孩子，哪有如此福分！所以對那個年代，我不得不保持一種謹慎的思考，或許這是黑夜裡一縷別樣的陽光。
我祝願老師們幸福，也期望鄉村的孩子們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可這——昨天我們沒做到，今天依然沒做好！明天是否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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