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有一大特色，是有太多隱秘言論，需要藉助稗官野史這等“小說家者言”的形式，去曲為轉達的。
古代中國，寫史是一個危險的行業
它不直說，並非“逃避現實”，而多是“不合時宜”。這是過去的中國文人，尤其狡慧的強項，也是本土歷史演義\歷史小說異常旺盛的一大要因。這個現象，扯句學術黑話，就是民間講史、通俗寫史，論根底絕非只是文字娛樂，而是關涉到一項至為隱晦的映射傳統。
何為“春秋筆法”，何為“重言十七”，孔丘與莊周老師都三緘其口，可這必然就是解釋。
所謂“歷史小說”，本質不在“小說”，而在“史論”。它是巧用“野史曝言”之具，對往昔社會作出評議，同時暗喻出對當下人事的看法，繼而警醒讀者。
《明朝那些事兒》作者當年明月:我寫的是正史，我讀古書15年才寫了這書
這心思，是無囿在古今、不困於新舊，也即大家掛在嘴邊的“以古鑑今，察往知來”，是對心智官能的莫大訓練。你看我們的歷史演義，從《左傳》到《三國演義》，從吳晗的《海瑞罷官》到熊召政的《張居正》，再到這些年風行草從的《雍正皇帝》、《明朝那些事兒》，這些你以為人家寫來純是自娛自樂自嗨自淫？別天真了好麼，失去清醒與明睿去讀史書、去看演義小說，多半也只會越讀越漿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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