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作者:歷史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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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前言

古人對士風與朝廷的關係早有清醒認識,"國家之休慼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振起,機栝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因此士大夫風俗的轉變與朝廷、皇帝的作為有密切關係。若要扭轉士人傾頹、奔競、隨波逐流的風氣,關鍵在於帝王與政府官員身先士卒,甘做表率,明黜陟,嚴賞罰,義利之分不可動搖。

明朝中後期一百多年間都處在"問題皇帝"的統治下。他們或昏庸無能,或治御無方,或沉迷聲色,或溺於嬉戲,完全喪失進取之心,過著極端奢靡腐化、頹廢墮落的生活。皇帝的言行在官僚隊伍傳播開來,官員也紛紛染上這種風氣,進而擴展到整個社會。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士人的觀念為什麼轉變?


士人的觀念為什麼轉變?

從正德年間到明朝滅亡,除了萬曆初年的環境為張居正提供了一個極為短暫的良好政治舞臺外,其他時期朝廷的政治環境都不利於有政治理想的人實現自己的抱負。整個社會從上到下經常處於動盪狀態。

官僚集團對皇帝的荒淫昏庸、倦政遊逸、奢侈搜刮或極言強諫,或冒死瀆陳;皇帝對臣子的章奏或留中不報,或湮沒無聞,甚至罷官免職,廷杖殺身。士人們在黑暗、壓抑的政治中,在醉酒買笑的生活中,再次爆發對自我的體悟。這是繼魏晉士人覺醒後的第二次人的覺醒,具有重要的意義。

明代中後期社會禪風盛行,士人禮佛飯佛,談禪說禪,山人滿天下。顧炎武說"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

明代中後期士人的這種轉向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促成: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一,明代中後期皇帝重道崇佛,逐利之徒紛紛趨炎附勢,投其所好。


一,明代中後期皇帝重道崇佛,逐利之徒紛紛趨炎附勢,投其所好。

太祖、成祖、宣宗都三令五申,頒佈"禁僧"詔令,對僧人度牒進行嚴格限制,仍抵擋不住佛教盛行趨勢。成化年間,憲宗傳升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為太常卿,又賜番僧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慈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領佔竺等十四人誥命,極崇信釋、道二教。孝宗晚年亦崇道教、佛教。世宗一意崇道,躬行齋醮,以青詞作為選官用人標準。

鑑於佛教盛行的盛況,官員們無不憂心忡忡,提出:"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皇帝認同大臣的奏章,"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萬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神宗詔諭禮臣"今後房考官見有離經畔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通過這一奏摺,也可從側面論證佛經在士子間廣為流傳。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二,士大夫文人政治抱負受挫,轉而向老莊釋子尋求精神慰藉。


二,士大夫文人政治抱負受挫,轉而向老莊釋子尋求精神慰藉。

士人無論採取什麼樣的表現方式,外在形式如何變化無窮,其核心只有一個——"為排遣不平"。他們有著清醒的自我意識,並將自我與政治、仕途緊密聯繫在一起,有著追求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精神,但在皇帝權臣的高壓政策下,紛擾的時局命運又使他們對這個時代充滿了憂患之情,充滿了儒家士子功業不成的悲哀。

世宗統治時期,"群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致使"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士風由此鉅變。這股隱逸逃禪之風周流於士人與仕人之中,朝中官員紛紛主動求去。人們的價值評判標準發生劇烈變化,竟然出現按正常標準致仕退休的人被林下之人恥笑的現象,將"致仕"官員視為貪戀權位的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禪宗和道家的出世思想也影響到士人階層,給焦慮失望的士子心靈的慰藉,狂禪之風大行於世。士人學習老莊,過著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逍遙自得的生活,灑脫自在,無拘無束。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三,王陽明及其後學對士人的引導。


三,王陽明及其後學對士人的引導。

明中後期王學的興起,為士人的心理疲憊提供了較為有效的緩解途徑。誠如朝廷抨擊王學的官員所言,陳白沙、王陽明等人"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而李贄等人"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

王學為士人提供了重新伸張自我的空間,使他們逐漸淡化讀書人那種與生俱來的政治使命感,將生活的重心從政治責任轉移到個人身上,沉醉於世俗的享受,過著放縱自流的生活。

明代中後期官員不敢任事,終日無所作為,高談玄論,形成一種空疏之風。文人崇尚清談,追求心性自由,宣揚隱逸所帶來的知足之樂。不少高人隱居山林,不再為凡塵瑣事勞心,飄逸灑脫,林下之風別有韻味。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後世評價晚明士人


後世評價晚明士人

後世無不把明朝滅亡視為"清談誤國"的典型。陳登原在論證"文臣個個可殺"時提供了五個理由:

其一,廉貪盡有區別,無用大體相同;

其二,迎合趨逢之至,發言至失常態;

其三,空談義理,但有一死;

其四,空忙口舌,脫略世故;

其五,竟不知有亡國之痛。

當南明王朝流跑緬甸時,據說"諸大臣皆短衣跣足,混入緬婦貿易,據地雜坐談笑。"諸大臣痛失故國,流走海外,苟延殘喘,苟且偷生,尚能"據地雜坐談笑",國家安得不亡?

他們在空疏蹈虛、空談心性中忘卻自身的苦惱,也忘卻對整個王朝的責任。直到清軍入關,明朝滅亡,他們才從迷夢中驚醒,追悔莫及,痛定思痛,紛紛接受南明王朝的徵召,意欲有所作為。可惜皇帝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國勢已經斷無挽回的餘地,只好以身殉職,血酬舊主。


明朝後期的文人修道學佛,也不願做官,有3個原因


結語:

這些知名士子,無不有從宦經歷,無論是從被貶謫棄官,還是主動掛冠離職,他們經歷宦海沉浮之後,對整個朝廷、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黑暗政治時局中選擇為"自我"而活,放棄治國救民的重任,因而在政局混亂、外敵進犯、內亂頻仍的情況下仍無所作為,導致有識之士抨擊男性在危急關頭遠不及女性,"天地正義僅見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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