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一、为何“逆全球化”思潮涌动？
1.产业链分工引发欧美制造业空心化 2.量化宽松加剧贫富差距 3.各自为政，缺乏全球领导者 4.疫情之下民粹主义抬头 5.经济衰退加剧逆全球化
二、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
1.全球FDI转向存量格局，我国份额震荡上行 2.疫情下企业经营求稳，部分产业外移将放缓 3.我国具备产业链配套、优质劳动力等优势，中高端产业吸引力不减反增
事件导览
自古以来，庚子年往往不太平，总有突发事件始料未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华夏大地蒙受屈辱；同年，罢工浪潮席卷欧洲，印度爆发大饥荒。1960庚子年，智利发生9.5级大地震，突破历史之最；同年，美国派兵介入越南战争，造成社会动荡。2020庚子年，新冠疫情爆发，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疫情危机之下，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遭遇严峻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不断抬头，“中国赔偿”、“外资撤离中国”等论调甚嚣尘上。例如，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全款出资吸引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日本也计划拿出千亿日元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或其他国家以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在新冠肺炎疫情白热化的现在，国际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滑12.8%，能证明外资确实在退出吗？本篇专题，我们将就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图表1：逆全球化相关论述汇总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民创研究院整理
一、为何“逆全球化”思潮涌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任为标志，逆全球化逐步发酵。随后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贸易摩擦趋向显性化，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贸易体系面临挑战。今年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肺炎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进一步深化逆全球化的根源。
(一) 产业链分工引发欧美制造业空心化
逆全球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贸一体化和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下，对部分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工人失业、收入不平等问题，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兴起。在21世纪全球化的过程中，供应链的全球化，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而在跨国公司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欧美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也开始持续暴露，“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也因此成为特朗普的执政口号之一。
(二) 量化宽松加剧贫富差距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持续释放超额流动性，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而金融资产泡沫持续扩张，导致财富进一步向前1%的金字塔顶端集中。正是在美国贫富差距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桑德斯试图通过向富人阶级征税以缓解阶级矛盾。而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让桑德斯险些异军突起，一度在今年年初的美国大选中领跑党内民调。
(三) 疫情之下各自为政，缺乏全球领导者
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正式提升为”首脑级”会议，主要经济体齐心协力、共克时艰，采取一切必要的应对措施。与同是疫情危机的2014年埃博拉病毒对比：彼时，美国承担起协调全球应对紧急情况的领导角色，首先控制国内疫情，随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组织全球响应。但此次疫情在全球爆发初期，海外经济已受贸易影响，而欧美经济体普遍应对迟缓并错失“黄金窗口期”。在隔岸观火导致恶性影响之后，民粹主义一度愈演愈烈，通过“甩锅”转移舆论活力，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去甚远。
图表2：欧美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重视程度不高，应对迟缓而错失“黄金窗口期”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民创研究院
而即便是一体化的欧盟，在疫情危机之下也变得更加摇摆。4月欧盟首脑峰会未能就经济刺激计划达成协议，疫情比较严重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国家希望可以通过欧洲债券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德国、荷兰等国家则认为欧洲稳定机制中的资金已经足够应对目前情况，因此对刺激计划表示出反对。由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发展程度和疫情形势均存在差异，这种内部结构性矛盾，使得单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往往难以统筹兼顾。疫情之下的各自为政，将导致欧盟内部的分歧扩大，以邻为壑的“国家化”倾向将强化。
(四) 疫情导致经济衰退，滋生逆全球化土壤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从供需两端对全球经济造成剧烈冲击，不论是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这种情况是“1929大萧条”以来的首次。根据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预期，达到了-6.1%，严重程度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而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大约需要2-3年。
图表3：IMF下调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发达国家经济体仅为-6.1%
资料来源：IMF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民创研究院
而在超前消费模式下，欧美消费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导致原先的消费水平无法维持，甚至贷款也难以按时偿还。在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已超过2600万人，已经抹平2010年以来新增就业。在疫情期间，产业链断裂、失业率攀升、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都会成为滋生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的土壤。
图表4：近五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已超过2600万人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二、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外资在撤离中国吗？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各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逆全球化有抬头的可能，我国面临的全球经贸环境挑战加大。而关于近期出现的美国和日本计划将外资撤离中国的新闻，结合一季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速-12.8%，市场对于“外资撤离”的担忧也开始升温，那么外资真的在撤离中国吗？
首先从数据来看，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预计会大幅下降30%-40%，而我国一季度接受外资数据因受疫情影响下降12.8%，与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的下滑程度，总体较为匹配。回溯历史，FDI同比负增长也不是在疫情发生后才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就有过降至-20%以下的情况，2012、2017年都出现过负值，单季度数据难以用作趋势判断。
图表5:FDI增长出现负值并不是新冠出现后才有的，在2008、2012、2017年均有出现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如果，我们再放眼全球FDI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大蛋糕整体趋势就是在收缩，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景气度下滑、投资收益率下降。2008年到2018年的全球FDI流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而在2008年的前20年里这个数据的年均增长率都在20%左右。由此可见，在全球FDI增量转向存量的市场格局下，我国既是资本接受方、也是主要输出方，我国FDI存量的份额总体呈现震荡上行的态势。
所以通过数据的比较来看的话，仅仅通过一季度FDI数据佐证外资退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通过趋势我们只能得出“部分外商确实有退出，但是也有新的外资在不断地进入，这一趋势不是在新冠疫情出现后才开始的”这一结论。
图表6:全球FDI投资2008以来呈现出收缩趋势，但我国FDI的份额总体震荡上行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其次从跨国企业经营层面来看，即便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特斯拉独资建设的研发、制造、销售一体化超级工厂，已经正式落地上海临港并投产。与此同时，从这次疫情的应对可以看出，中国在复工方面所展现出的管理能力，以及员工配合度，均显著强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从特斯拉案例可见，对于新兴制造业的大型企业而言，完善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优质高效的劳动力、庞大的消费市场等多方面考量，是其决定设立上海工厂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的情况下，跨国企业经营的重点在于稳定生产运转、保持现金流、控制设备投资支出。而从危机之下求稳的经营策略来看，原先有搬迁意向的纺织服装等中低端制造业企业，为规避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新的资金投入，部分产业外移将放缓。而在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对于产业链中高端外商企业的吸引力，非但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增强。
至于“全球FDI投资为什么会出现收缩的趋势？”、 “疫情之后全球化趋势会如何发展？”以及“二战后的第四轮产业转移如何发展？”等问题，我们将会在之后的专题中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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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荣华 杨宇豪 宋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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