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危機
北宋中期，統治集團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北宋統治者實行“不抑兼併”的政策，加速了土地集中，出現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資治通鑑》卷二十七，雍熙三年七月甲午）這種尖銳的階級對立局面。
2.農民反抗鬥爭不斷。宋仁宗時，農民不斷起來反抗，遍及中原邊地。
3.冗官、冗兵、冗費。北宋時，統治者用“分化事權”的辦法，防止文官武將專權，結果形成冗官局面。統治者用募兵、養兵的辦法，緩和農民的反擾，造成兵員劇增。擴編後的軍隊，素質低下，臨陣多敗，形成“積弱”；伴隨冗宮、冗兵而來的是國用大增。宋仁宗時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形成“積貧”的局面。
4.遼朝、西夏的威脅。宋朝中後期，邊疆的少數民族先後進入封建化時期，其中在宋朝東北部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和党項族建立的西夏，先後進入了強盛時期，對宋朝構成了較為嚴重的威脅。
二、澶淵之盟
在五代十國後晉時期，後晉建立者石敬瑭曾把北方的幽雲十六州割與契丹族建立的遼朝。為了收復幽雲十六州，北宋與遼朝進行了長期戰爭。自宋太宗趙光義起，北宋曾多次與遼朝交戰，但一直未能收復失地。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朝戰勝了遼朝，宋真宗（趙恆，公元998年—1022年在位）與遼朝在澶州簽訂了停戰和議，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宋為兄，遼為弟），規定宋朝每年贈遼朝10萬兩白銀、20萬匹絹，史稱“澶淵之盟”。1042年，又增10萬兩白銀、10萬匹絹，並改“贈”為“納”。北宋每年向遼朝交納“歲幣”，雙方互不侵犯。
“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朝經過多次戰爭後所締結的盟約。對於北宋來說，“澶淵之盟”是個不平等和約，但是微不足道的歲幣換得了北宋幽燕地區的和平，使北宋可以將主要精力放在內政建設和西北戰事上。對遼朝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合適的條約，因為當時遼朝內部暗流湧動，及時從與宋朝的糾纏中脫身是明智之舉。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來看，“澶淵之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結束了遼宋之間幾十年的戰爭，使此後遼宋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有利於邊境地區的生產和發展，有利於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統一。
三、慶曆新政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曆二年（1042年）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朝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在慶曆四年（1044年），宋朝和西夏訂立和約，史稱“慶曆和議”。
和議規定：西夏皇帝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朝每年給西夏7.2萬兩白銀，15.3萬匹絹，3萬斤茶，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慶曆和議”訂立後，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
北宋與其他少數民族王朝議和後，邊境相對相安無事。為了擺脫危機，鞏固封建統治，宋朝統治集團內部一些人提出了變法的主張。
早在宋太宗、宋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提出了變法主張。1025年，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後，范仲淹在應天府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採納。慶曆年間，宋仁宗迫於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意見。慶曆三年（1043年）9月，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並提出10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
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同年，宋仁宗頒佈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曆新政”。
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到治平三年（1066年），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朝、遼朝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生產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響。
四、王安石變法
北宋內外交困使一部分比較開明的統治者要求變法改革。北宋經宋仁宗、宋英宗至宋神宗時，社會趨於穩定，經濟規模空前，文化盛極一時。1067年，宋神宗即位，決心變法。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被召到開封，主持變法。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相，推行新法。宋神宗趙頊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1069年以後陸續實行。1069年春，宋朝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訂變法。
概括而言，王安石變法大體可分為兩方面，即“富國”和“強兵”。
（一）富國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兩次舉行放款，民戶自願借貸，第一等戶每次所貸不得過15貫，第五等戶和客戶不得過1貫半，借貸期限為半年，出息2分。當時，民間的利息很高，一年以5分為常，甚至有超過兩倍到三倍的。
2.農田水利法。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等高下分派。凡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在法令頒佈之後的7個年頭裡，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達1萬多處，灌溉民田36萬多頃。
3.募役法。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募役的費用，由管轄區內的主戶按照戶等高下分擔。原來有差役負擔的人家所交納的叫“免役錢”；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寺觀戶及坊郭戶、女戶、單丁戶、未成丁戶，也都得按照戶等出“助役錢”，其數目比免役錢減半。
4.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100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商販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裡的貨物到各處銷售，半年出息一分。這個新法，後來又在杭州、成都、廣州、揚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實行。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政府也從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潤，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5.方田均稅法。為了保證封建國家財政收入，需要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問題，北宋實行清丈土地。清丈後，將田地的畝數、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並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均定稅額高低。在清丈過的地區，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多少減較了一些負擔。
（二）強兵
1.置將法。針對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局面，把禁軍固定在一定轄區，由固定的將官，就地加以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當時稱為“置將”。置將法的推行，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
2.保甲法。這項措施把農村民戶加以編制，10家為1保，5保為1大保，10大保為1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選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加強了地主階級對農村的統治權。同時，規定在農閒時集合保丁，練習武藝；每一大保須於夜間輪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農民進行反抗活動。
另外，王安石編纂了《三經新義》，頒佈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註釋，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但由於保守勢力過於強大，王安石兩次推行新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宋哲宗元祐年間，英宗皇后高氏徹底廢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復了原先的統治方式。至此，北宋開始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