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好端端的“庆历新政”,怎么就夭折了 ?

《清平乐》:好端端的“庆历新政”,怎么就夭折了 ?

范仲淹剧照

《清平乐》里著名的“庆历新政”还没有登场。庆历新政是仁宗朝不多的亮点之一,估计电视剧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提起庆历新政人们不免为它的短命而唏嘘,更为这班执意改革、意气风发的士大夫因为策略不当,导致改革失败而扼腕叹息。

庆历三年,宋和西夏战和尚未定局。外患未平,内乱又起。这年五月,士卒王伦率众起义,流民也加入其中。起义队伍出沂州(山东临沂),北向青州(山东益都),然后南下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一直打到扬州。直到七月,朝廷派出大军围剿,才在和州(安徽和县)将叛军击溃。两个月后,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陕西商县东南)率民众起事,转战京西十余个州郡,最后韩琦调集精锐部队才将其剿灭。


《清平乐》:好端端的“庆历新政”,怎么就夭折了 ?

韩琦和富弼


令人惊骇的是,这两支起事队伍所过州县,官吏不是望风而逃,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劳”,充分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废弛与腐败。欧阳修惊呼,类似的军民起事,“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与一伙”。内乱外患的各种深层次问题,诏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仁宗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九月,他颁布手诏,点名要求范仲淹、韩琦、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几日后,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就此拉开了庆历新政序幕。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这次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主要内容包括: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举贡。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桑农。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这十条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整顿吏治(第一、二、三、四五、九、十条),发展经济(第六、八条),加强军备

(第七条)。而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又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加强军备未及开展便胎死腹中;发展经济只在河南5个县做了小规模试点,未及推广;只有整顿吏治的不少具体措施立即施行。这就不可避免的损害了官僚集团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跳出来反对改革。

在反对派中,前朝老臣夏竦(戏里和教习夏玉兰私通的那个人)起到了十分恶劣的带头作用。景祐四年,仁宗想任夏竦为枢密使。台谏官王拱辰、欧阳修等连上十一道奏疏,指责夏竦“邪倾险陂”,对西夏战争“畏懦苟且”。仁宗将夏竦改为亳州通判。夏竦因此与力主改革的范仲淹、欧阳修等由此结下仇恨。夏竦唆使家中女仆,模仿笔体,篡改了改革支持者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信中将“行伊尹、周公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尹和周公都是古代辅佐君主的贤臣,而霍光则是西汉废立国君的权臣。夏竦使用卑鄙手段,挥舞朋党大棒,砸像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者。

庆历四年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治至之世,不为朋党”并不点名的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举贤”。庆历五年春,范仲淹被免去参知政事,富弼也同时免职,杜衍罢相,韩琦也被免去枢密副使。主张新政的人基本被赶出朝堂。“庆历新政”人去政息。

这就奇怪了。改革是国家需要,又有皇帝提倡和支持。宰相章得象“宽厚有容”,宰相晏殊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的举荐人,还是富弼的老丈人,宰相杜衍是支持改革的苏舜钦的岳父,并且对范仲淹、富弼极有好感。改革者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以天下为己任,年富力强,惕厉奋发,怎么好好的一把牌就打个稀烂?让“庆历新政”不到两年就夭折了!

原来,夏竦等人的反对是庆历新政失败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改革派自己的策略出了大问题。

——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夏竦出局,这对夏竦本来就是奇耻大辱。但支持范仲淹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却写了一篇流传一时的《庆历圣德颂》,文中把仁宗启用范仲淹等改革者写成为“众贤者进”,把本来就灰溜溜的与相位无缘的夏竦说成是“大奸之去”。估计夏竦看到这篇《庆历圣德颂》,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这就难怪夏竦的反攻倒算,要从篡改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下手了。

——新政开始不久,知谏院欧阳修上书指出:两制官中奸邪并未尽去,御史台官“多非其才”。这就把两制官和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官都推向了改革派的对立面。王拱辰原本是支持改革的。由于不讲策略,本来是的同一战线的人,却推成了对手和敌人。

——改革派内部也有纷争。在对西夏战争中,韩琦主战,范仲淹主守,仁宗为此大伤脑筋。只好和稀泥,把范韩二人各自支持的尹洙和狄青调离他用。

——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和反改革纷争高潮中,仁宗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做好事,对朝廷何害之有?”不久,欧阳修就进献了著名的《朋党论》。这显然是对仁宗朋党之论而发。《朋党论》是极好的文章,道理也不偏颇。但它触犯了仁宗的忌讳。哪个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这篇文章也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让他们感觉自己成了“小人”。改革派无意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后代有人批评仁宗,说他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其实这怪不得仁宗。当提倡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内政外环的需要。到了庆历四年、五年的时候,与西夏议和已成定局,京城东西兵变民变已经平息。仁宗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党之嫌,迫使仁宗把解决朋党之争提上了首要议程。没有了皇帝支持,庆历新政只能无疾而终了。

《清平乐》:好端端的“庆历新政”,怎么就夭折了 ?

欧阳修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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