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双休日，是兽爷一篇《疫苗之王》疯狂传播，几乎在朋友圈霸圈。
但实际上这篇文章是由一些公开资料整合分析来的，并没有实锤证据。兽爷运用了分析大法，将长生生物的狂犬疫苗和百白破疫苗这两次质量问题，结合江苏延申当年的特大疫苗造假案，将注意力转移到控制中国疫苗产业的三个自然人身上。他们通过低价收购国企，继而扩张，然而推动上市获得巨额财富，然而上市了也不收手，长生生物继续作假，一幅为富不仁的奸商嘴脸跃然纸上。
这样的逻辑推理实际是有问题的，但民众的想象力也是无限的。在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之后，大家的信心防线已经被实质性摧毁，民众再无法相信一个善良的世界，而是以“人性本恶”来推导一切。疫苗事件再袭，关乎每个人，尤其是孩童的生命，谁能不恐慌害怕呢？
从目前披露的材料看，长生生物大概率是生产端记录造假，运用大容量容器进行发酵，以降低成本，同时也造成了药效的部分下降，专业名称为“效价指标不合格”。这种造假方式也和之前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的造假方式同出一辙。
中国疫苗的监管可谓非常严格，但同样方式的造假依然层出不穷，为什么呢？
这和疫苗产业的商业销售链条有关。
中国从1978年实行儿童计划免疫，将疫苗分为一类和二类。对于一类疫苗，实际上实行的政府支付的采购方式，国家统一免费分配发放；对于二类疫苗，采取民众自费的方式。但是，无论是政府采购，还是民众自费，都很难绕过防疫体系，即现在更名后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个体系是至上而下全覆盖的。
对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民营公司来说，最佳的运作路径是：以低价投标一类疫苗，中标后获取进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资格和白名单，然后通过销售公关策略，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销售更高价、利润更高的二类疫苗，从而获利。
本次长生生物出问题的百白破疫苗属于一类疫苗，狂犬病疫苗属于二类疫苗。长生生物一类和二类疫苗的生产量约各占50%，但主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却来自二类疫苗。长生生物同样拥有5.83亿、人均2300万的销售费用，费用明细没有披露，但理论上这部分费用也应该来自二类疫苗。
长生二类疫苗中的狂犬疫苗价高质劣，又贵又需要多打一针，但却卖的却挺好，比价低质好的销售好多了。
居民有选择和辨别力，想选择价低质优的疫苗产品，但是疾控体系内的接种点却只有价高质劣的单一选项，只能被动接受。
这是最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通过垄断渠道，出售最差、最贵、利润最高的产品，是获取利润最快的方式，且渠道和生产方双方都可以同时获利。
这和我去家门口的药店买药，卖药都会推荐给我那些药价昂贵，但实际没什么作用的中成药一个道理，因为这些药的利润最高。至于这些药治不治我的病，药店老板不关心，他只关心他能否赚钱。
同样，长生生物的老板在有了垄断销售端的支撑之后，就敢在生产端做文章：质量稍微下降一些，只要不搞死人，就可能多一些利润。况且，老板还有远大抱负：长春8亿投资的四期厂房、连云港20亿投资的面对海外出口的工厂都在建设之中，这都需要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需要现在的现实来点小妥协。
2016年，山东出现了5.7亿元的非法疫苗大案，就是基于上述原因，在二类疫苗的流通环节出问题的案子。这个案子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案子出现后，国务院立刻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把制度修改了。截至到2018年3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到2016年1月与“山东疫苗案”有关的刑事判决书91份；涉及18个省份，共137人各因非法经营、滥用职权、毁灭伪造证据、贪污、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等5项罪名获刑，其中涉及国家公职人员64人。
山东非法疫苗案同时深远影响了中国的医药流通产业，在该案之后，国家八部委下发通知，实行医药产业的“两票制”，即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减少压缩药品流通环节。
山东非法疫苗案使得2000多家疫苗流通企业一夜之间消失，但却没有根除疾控体系的垄断。铲草未除根，在流通力量消失之后，生产企业就可以直接和疾控体系勾搭了，在以前由流通企业完成的腐败任务，现在必须扛在生产企业的肩上了。
所以，长生生物去年5.83亿的销售费用的去向必须彻查。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垄断必然滋生腐败。疾控体系至上而下的全覆盖体系很重要，关乎每位公民的健康。但这样的体系不该任由二类疫苗去产生利润，尤其不该产生垄断的利润。
在服务民众公益和赚取垄断利润之间，应该是单选项，不相容。
放开二类疫苗市场，公开、透明，由全民监督，并实行严格的惩罚机制，应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经此事件，我们要相信未来之改变，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