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浙大師生冒雨參加杭州抗日救國市民大會。圖片來源：浙大檔案館）
文｜沈諍
摘要：“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貿然前往，是為不智；臨危急又各鳥獸散，是為不勇；眼見同學落水而不視其至安全地點各自分跑，無惻隱之心，是為不仁。”
浙大一路西遷，一路艱辛，一路堅韌。在遵義湄潭、永興分校流傳著吃飯的“兩點經驗”：蜻蜓點水、逢六進一。所謂“蜻蜓點水”，是指一桌十人飯管夠，只有一菜一湯，還有一碟用來蘸菜的鹽水，每人每次蘸菜只能點到為止；所謂“逢六進一”，是指吃六口飯，才能吃一口菜。
竺可楨體察學生經濟困難，發起和組織工讀，設置獎學金，培植貧寒學生。學生很多來自戰區，沒有生活來源，希望勤工儉學。
他想出一個好辦法，自1937年12月1日起，每天出版500張《浙大日報》，“每張賣一分，給貧苦學生分發之，學生得2/3，校中得1/3。如全體賣去，則校中可得一元五角，學生得三元之數。如十人分任，則每人可得三角也。”（《竺可楨日記》，1937年12月2日）
1936年4月25日，他任校長當天，召集學生訓話的要點之一，就是公開宣示維護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公平。針對“大學費用負擔較大，貧寒好學青年，往往失去上進機會”的問題，宣佈“下年度起，擬設置公費生，全部免費。”很快制定配套辦法，例如入學考試更嚴格，審查家境情形合格，錄取以後，只要學業達到預定的優良標準，四年都免費。（竺可楨《初臨浙江大學時對學生的訓話要點》、《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
他也關愛工作人員。兒子竺安回憶，父親“一生和善親切，從沒有領導架子。”1961年除夕夜，71歲的竺可楨領著一家人去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聯歡會，一路上都沒有讓子女攙扶，卻親手攙扶竺家的保姆。因為保姆是小腳，竺可楨怕她摔跤。（強江海《父親竺可楨：愛得剛剛好》）
自1950年1月起在他身邊工作五年的警衛員樊記順回憶，竺可楨對秘書、司機、公務員和警衛員都非常關心。無論外出開會、參加宴會還是去看戲，總是先問大家吃過飯沒有；晚上開會時間晚，見到正在等候的司機和警衛，總是很客氣地說：“叫你們等久了，冷不冷？餓不餓？”；當時竺的秘書是一位女同志，身體弱、常暈車，竺出去開會寧肯自己作記錄，儘量不讓她跟出去；每逢過春節，竺總是給大家拜年，請大家吃飯，怕和他一塊吃飯拘束，就出錢讓大家聚餐。（樊記順《懷念竺可楨副院長》）
（▲抗戰期間，浙大學生軍訓實彈演習現場。圖片來源：浙大檔案館）
當然，他不會一味地溺愛學生。浙大從泰和西遷至宜山，安排19個學生從水路押送同學們500件行李，因傳聞敵軍來而棄舟先走，導致一船行李全失。
竺可楨在全校的總理紀念週集會上痛批這些學生失責：“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貿然前往，是為不智；臨危急又各鳥獸散，是為不勇；眼見同學落水而不視其至安全地點各自分跑，無惻隱之心，是為不仁”；“此十九人乃你們所公推，是全體學生之樣本，十九個學生之不負責乃是全體學生之大辱，亦是全校教職〔員〕之奇恥。”（《竺可楨日記》，1938年11月14日。陳訓慈當天日記有類似記載）
學生言行有失，他不偏袒。西遷廣西宜山時，泰來飯店毆打電機系四年級學生許懋勳，宜山縣長斥責飯店主人並監禁四小時，浙大學生郭志嵩等仍不滿意。竺可楨勸導不滿的學生：“許之將碗打碎是起釁之原因，故以後學生應大家能自制，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竺可楨日記》，1939年6月2日）
學生如有違道德或校規的行為，竺可楨毫不留情地批評和懲罰。例如，一批學生兩次為伙食費瑣事群毆，有學生鼻莖折且流血，他迅速召集胡剛復、蘇步青等6人，主持行政會議討論，決定嚴懲肇事學生，以肅校風：1名助教停職、1名研究生開除、2名四年級學生勒令退學、2名學生各記大小過各二次。（《竺可楨日記》，1944年2月19日、26日、27日、28日）
他獲悉同學中有無須貸金而申請貸金的情況，1940年12月2日，在總理紀念週集會上致詞，指責這行為“殊屬非是”。因為“國家在此經濟極度困難之際，猶訂有貸金辦法，誠屬殊典，吾人自應鄭重施用”；何況“為人以信實為先”，“貸金雖微，可以喻大，人之善惡，原僅習慣之差”，教育學生“養成一忠誠廉潔、重公帑公物、不自私自利之良好習慣”。（竺可楨《體念時艱安心求學》）
他反覆提醒學生注意修養禮貌，和鄉民融洽相處。“浙桂語音，本多隔閡，鄉民知識，又較低淺，易滋誤會。但如相遇以禮，爭端自難以啟”；“本校同學一向注重禮貌，但有少數同學於若干小處未加註意。須知禮貌一事，為做人一大要節”；“禮節為人生態度表現的一種，處世立身，都不可須臾忽視”。（竺可楨《對待鄉民要相遇以禮》、《參加公共事業與注重禮貌》、《要重視禮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