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市檢察院成立了一支“特種部隊”——網絡信息犯罪專業辦案團隊。首批成員共33人，來自全市兩級檢察機關，都是法學理論功底紮實、辦案經驗和打擊網絡犯罪領域專業知識豐富的檢察干警。他們平時分散在各自崗位，一旦遇到涉網犯罪疑難案件隨時集結，目標很明確：打造網絡犯罪治理一流團隊。
法與治，歷來相輔而行。法律監督機關的重任，“互聯網之都”的熱土，如何“擦”出市域治理現代化的火花？杭州檢察機關找準了新路徑——提供更優的檢察產品、法治產品。
辦理的網絡犯罪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導性案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提起全國首例保護公共衛生安全領域民事公益訴訟……無論是不斷聰明起來的司法辦案，還是越來越精準的服務理念，都蘊藏著推進和實現市域治理現代化的“金鑰匙”。
寬嚴之道，守望公平正義
從檢30年，辦理刑案近3000件，“全國檢察業務專家”桑濤是杭州市檢察院的一位“標杆式”檢察官。不過，擔任網絡信息犯罪專業辦案團隊負責人後，他仍然感受到了壓力。
數據顯示，2019年，杭州檢察機關共起訴涉互聯網犯罪2623人，較去年上升59%，連續3年呈增長趨勢。打擊互聯網犯罪，是市域治理現代化必須面對的一道考題。
“網絡犯罪具有遠程性、專業性、隱蔽性、蔓延性等特點，查辦時面臨證據收集固定難、定性處理難、認識統一難等問題。”桑濤認為，組建專業團隊，整合各方力量，融合法律與技術，旨在及時有效打擊網絡犯罪，有效實現網絡治理現代化。
身處瞬息萬變的互聯網時代，檢察機關的職責和定位沒有變——通過更高質量的辦案和監督，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這是杭州檢察機關的共識。
4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嚴厲打擊網絡犯罪，共同防控網絡風險”主題新聞發佈會，發佈第十八批指導性案例。由杭州市餘杭區檢察院起訴的葉某某、張某某提供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譚某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入選。
這是全國首例“撞庫打碼”案，指導意義在於，對有證據證明用途單一、只能用於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司法機關可依法認定為“專門用於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懲治網絡犯罪，檢察機關底氣更足。
“嚴”中也有“寬”。杭州某網絡公司員工吳某某對此感觸深刻。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吳某某利用公司一款遊戲相關代碼漏洞開發出外掛程序，先後通過遠程控制胡某某、李某某的電腦，複製分解出售遊戲裝備，累計非法獲利170餘萬元。案發後，3人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賠償公司損失150餘萬元。
2019年12月，杭州市濱江區檢察院以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對吳某某批捕。不過，吳某某的公司負責人卻向檢察院懇請，吳某某能否被取保候審。
為什麼？原來，吳某某是公司核心技術人員，被批捕後公司的反外掛系統停滯。“為保障互聯網企業正常運行，同時鑑於吳某某主動自首，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已賠償公司損失並獲得諒解，今年1月，在濱江區檢察院的建議下，公安機關對吳某某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承辦檢察官潘菲介紹。
寬嚴之間，正義天平愈發威嚴，網絡空間更加清朗。而這背後，是杭州檢察機關全力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決心和自信——更加重視懲防體系建設、注重實務研究，杭州市檢察院運行網絡犯罪研究“一中心一基地”，讓檢察辦案跟上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的時代潮流。近日，杭州市檢察院聯合市公安局出臺《關於建立懲治網絡犯罪偵訴協作機制的意見》，採取定期開展案件信息通報、提前介入重大案件、共同研究新類型網絡犯罪等措施，進一步規範網絡犯罪治理案件辦理工作。
破立之間，維護公眾利益
時隔半年，提及全國檢察機關首例向互聯網法院提起保護英烈名譽的民事公益訴訟案，很多人仍然津津樂道。
2019年11月，瞿某某通過互聯網侵害革命英烈名譽案，在杭州互聯網法院公開在線審理並當庭宣判：判令其停止侵害並在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
“瞿某某通過網絡平臺發佈和銷售侮辱、詆譭革命先烈的貼畫，關鍵證據屬於電子數據，容易被篡改或刪除，傳統取證手段效率低，可靠性也難以保障。”辦案檢察官馬睿說。值得一提的是，這起案件的關鍵證據是由西湖區檢察院運用區塊鏈技術固定，最終得到法院採信，為今後區塊鏈技術取證標準提供了示範樣本。
“近兩年檢察機關公益訴訟工作得到社會廣泛關注，主要是因為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關注水、空氣等環境質量問題，更關注食品藥品安全，關注社會公平正義，而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工作在這些領域都有廣泛涉及。”杭州市檢察院檢察長陳海鷹介紹。
檢察機關如何服務經濟社會大局、保障民生福祉？公益訴訟正是一大著力點。
數據統計，2019年，全市檢察機關共啟動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1033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25件，在全市集中開展網絡餐飲安全、農貿市場管理、城市汙水治理等公益訴訟專項行動。杭州市檢察院還與黃山市檢察院建立公益訴訟協作機制，與林業、漁業等部門探索增殖放流、補植復綠等生態修復補償機制，實現跨省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2017年7月實施的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行政、民事公益訴訟的職責。2018年4月底，杭州市檢察院成立了公益訴訟檢察部門，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四大檢察”格局至此形成。
“四大檢察”全面協調充分發展的關鍵，就在於打通各種職能間的制度壁壘，強化公益訴訟檢察與其他3種職能間的關聯。而深深紮根的互聯網思維，為破題提供了“源頭活水”。杭州檢察機關探索創新多元化辦案模式，利用APP、區塊鏈、遠程視頻等科學技術，破解線索收集、取證固證等難題，提高互聯網公益訴訟辦案效能。
3月31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在線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由余杭區檢察院提起的蔡某、姚某銷售偽劣口罩民事公益訴訟案。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全國首例法院審理的銷售偽劣口罩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杭州市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主任周姝說，這起案件首次明確檢察機關通過公益訴訟保護公共衛生安全，首次探索將公益訴訟賠償款用於疫情防控的公共衛生安全支出——蔡某、姚某支付的82.35萬元賠償款由公益訴訟起訴人代領後，轉交依法成立的全國性公共衛生類社會公益基金組織，專門用於疫情防治的公共衛生公益事項支出。
2019年以來，杭州檢察機關共提起互聯網領域民事公益訴訟案件6件，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6件，制發行政訴前檢察建議60件。
加減之法，彰顯治理智慧
一款手機小程序，解決了一所小學全體家長的煩惱。
日前，由杭州市檢察院聯合阿里巴巴開發的“檢察監督線索舉報”支付寶小程序——“未成年人保護專項”收到一條線索：小學附近竟然開了多家成人用品商店。
很快，這條線索被鍵對鍵移交到學校所在的下城區檢察院。檢察官現場走訪發現，被舉報的成人用品商店離學校大門不足200米，而學生的上學路上還有多家成人用品商店，部分店鋪甚至沒放置“未成年人不得進入”標誌。檢察機關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學校門口200米內的成人用品商店全部被關停。
據統計，“未成年人保護專項”小程序自1月14日上線以來，共收到各類舉報線索50餘條，其中有效信息30餘條，內容涉及監護侵害、網絡詐騙、校園設施及周邊等多個領域。
助力市域治理現代化，先把“內功”練好。杭州檢察機關以標準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為路徑，探索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信息化手段在司法辦案中的應用。主動融入杭州市“移動辦事之城”建設，杭州檢察機關以“捕訴一體”輔助辦案系統為基礎，推進信息化向辦案終端延伸。
“犯罪嫌疑人陳某某，我們是杭州市上城區檢察院的檢察官，下面對你進行訊問，請如實回答問題。”
日前，丁海英檢察官和同事在單位通過遠程提審系統，對關押在杭州市看守所的一起口罩詐騙案犯罪嫌疑人進行遠程提審，這是自2015年杭州14家基層檢察院實現高清遠程提審、遠程開庭、遠程送達的“三遠一網”全覆蓋後，基層檢察院首次通過遠程提審調度平臺系統實現跨區提審。
“之前的系統存在一定侷限性，基層院幹警只能實現本區域的遠程提審。”杭州市檢察院檢察技術處主任胡建斌介紹，通過系統升級，全市檢察干警可以對杭州市範圍內任意一家看守所發起遠程提審，不再受區域、空間、時間限制，實現跨區縣（市）遠程提審統一管理。自3月6日啟動以來，全市檢察機關已實現遠程提審98次155人。
視頻圖像證據是否真實可信，鑑定結論誰來監督？這些都是刑事案件中經常會碰到的問題。杭州市檢察院設立全省檢察機關首個“圖像證據實驗室”，依託高科技“鷹眼”揭開案件真相。
江山賀村鎮某超市門口發生一起盜竊案。監控顯示，犯罪嫌疑人“小蘿蔔頭”（綽號）偷走一輛摩托車。據嫌疑人同夥劉某某的供述，偵查機關認定“小蘿蔔頭”為王某某，但王某某拒不認罪。進行技術性證據審查的任務，跨市域交給了“圖像證據實驗室”技術人員。
“我們發現‘小蘿蔔頭’和王某某的人像比對存疑。眉形、鬢角走向有差異，更重要的是側臉人像對比中兩個人的上下頜骨突出程度不一致。”杭州市江乾區檢察院檢察技術部主任徐衍說。最終，檢察機關決定對劉某某、王某某存疑不起訴。
起訴案件中，人像同一性鑑定等視頻圖像技術性證據十分重要。而司法實踐中，這一鑑定大多由第三方社會鑑定機構出具，缺乏監督。“圖像證據實驗室”運用技術工作一體化機制，開展圖像證據檢驗鑑定。杭州市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表示，“積極開展圖像證據司法鑑定，是推動圖像視頻技術應用於執法辦案相關要求的重要舉措，對維護公共信任秩序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依託“城市大腦”，增加大數據科技元素，減少繁瑣程序和低效勞動，杭州檢察機關變得越來越智慧，在助力市域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腳步更加堅實。 來源：浙江檢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