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233—297），字承祚，三國時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陳壽少年時就好學，且“聰警敏識，屬文富豔” [1]，年輕時就研讀了古代歷史名著《尚書》《春秋》《史記》等書，並早就對蜀漢地區鄉邦文獻進行蒐集、整理，從而撰寫地方史著。陳壽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響最大的是記述自公元l84年黃巾起義以後至280年晉滅吳約一百年曆史的史學著作《三國志》。三國時期是個歷史頭緒眾多、各色內容繁雜的時代。陳壽沿用司馬遷開創的紀傳史體例，把這個時代歸納為一書，比較客觀地勾勒出這一時期歷史的真實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對三國曆史特別是劉備創建的劉氏政權的歷史進行撰述時，陳壽所遇到的困難和壓力甚大；但是，他以一個“良史”必須忠實於歷史的道德品質，確實頗費了一番“匠心”，終於巧妙地設計出一套可以稱為“瞞天過海”的撰寫方案，從而完成了《三國志》。
一、陳壽撰寫三國曆史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陳壽撰寫三國時期的歷史，面臨著兩大困難：一是三國鼎立的客觀事實當以誰為正統；二是對劉備建立的“漢”政權如何撰寫和表述。第一個困難的解決是“不敢”有爭論。陳壽身處晉代，當然只能維護“魏—晉”這條政權傳承線。但陳壽在表面以“魏”為正統的前提下仍然儘可能地去客觀如實地記載歷史的原貌。第二個困難的解決辦法則更是相當地艱難了。
劉備建立的“漢”政權雖然存在了40餘年，但是因為一直沒有設置史官，自然也沒有人編寫過這個政權的史書。陳壽本為蜀人，從小就受學於同郡的著名古史學家譙周，而譙周早就預料陳壽日後必以才學成名。陳壽年輕時，曾經出仕為劉氏政權的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群臣曲意阿附。陳壽潔身自好，不與同流合汙，因而多次被免職。不過在此期間，雖然劉氏政權作為官方來說沒有史官也沒有積累史料，但陳壽出於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卻很注意採集和掌握有關其歷史的材料。這為他以後撰寫這個政權的史書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公元263年，劉氏政權被曹魏政權所滅亡；兩年後，曹魏政權即被司馬炎篡奪並改“魏”為“晉”。劉氏政權消亡後不久，陳壽因父親去世而在家守喪。守喪期間，他因病調治藥丸，竟被責為逾禮，以致入晉後多年遭閒置。後來由於司空張華的揄揚，他才被舉為孝廉，歷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平陽侯相等職。
陳壽早年在譙周的影響下讀過不少歷史書，研究過寫史書的方法，並有一定的寫作實踐。他曾據《巴蜀耆舊傳》寫成《益部耆舊傳》十篇；又受《古史考》的影響寫成《古國志》五十篇。當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滅掉孫吳政權後，三國鼎立的時代正式結束，全國復歸統一。陳壽這時48歲，開始著手整理三國史事，編著大型史書《三國志》。
撰寫曹魏政權和孫吳政權的歷史，對陳壽而言並不十分困難。這不僅是因為這兩國積累有自己的史料，而且當時已經有人寫出了各種有關魏、吳的歷史著作，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陳壽可以參閱並在仔細鑑別的基礎上再補充史料即可。難的是劉氏政權的歷史不好寫。雖然陳壽早已為此作了準備並積累了一定的資料，但如何對自稱為“漢”國的劉氏政權歷史的表述犯難。因為，“晉”是“繼承”（實際是篡奪）“魏”而來的，而“魏”又是“繼承”（實際上也是篡奪）“漢”（這裡指的是“東漢”）而來的。封建時代特別講究所謂皇權的正統性，所以“魏”“晉”對政權明明不是“繼承”而是“篡奪”卻偏要美其名為“禪讓”。也正因為這，對劉氏政權的國號“漢”，曹魏政權是從來不承認的。現在陳壽如果忠於客觀歷史而如實撰寫，繼魏而來的晉朝統治者自是不能接受。陳壽為此大費躊躇。他既要忠於歷史，又要讓晉朝統治者予以認可，這就得靠他的“匠心獨運”了。
二、在表面以“魏”為正統的前提下實寫三國鼎立的事實
陳壽撰寫三國時期的歷史，採用的是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所開創的紀傳體。所謂紀傳體，就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體裁。具體講，就是用“本紀”敘述帝王，兼以排比大事情；用“傳”（包括“世家”）記述王侯封國和人物；此外還有“表”和“書（志）”。司馬遷身處西漢武帝時代，自然要以“漢”為正統，對“漢”之前的歷史，司馬遷是以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等來排比大事情的，而將在那時與之並立的國家都放入“世家”或“傳”。陳壽繼承了這一撰寫方式，但又有創新。
表面上，陳壽是以曹魏政權的歷史為正統的。在《三國志》的三“書”中，他只在《魏書》中安排了曹魏政權的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奐）這四個“本紀” [2] 來提挈這一時期歷史的大事，全書其他的都是“傳”；但是在實際上，他將三國曆史是分別撰寫的，三個國家的歷史獨自成書。
書名並列分署為《魏書》《蜀書》《吳書》，全書又統稱為《三國志》，這就真實、準確地反映了當時三足鼎立的形勢。能這樣編寫，說明陳壽是有創見的，並且也是有膽量的。儘管漢魏移鼎，乃至魏晉相替，檯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權更迭，但終究是以臣凌君，得國不純，這也就成為統治者的道德法理軟肋。陳壽是晉朝的官，而晉又是承襲曹魏而統一全國的。當時的朝中多為故魏遺臣，曹魏是否為正統，直接影響到晉朝是否正統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味迎合晉朝統治階級的需要就必須貶低劉漢、孫吳這兩個政權的歷史地位，而去違背三足鼎立的歷史真實；反之，如果要反映歷史真實，把三國地位並列起來，就會觸犯晉代魏而居於正統地位這一政治現實。為了解決這一矛盾，陳壽在形式上做了變通。他將《魏書》居前，對曹魏的幾個帝王加“帝”字；而對劉漢、孫吳兩個政權的皇帝不立“紀”隻立“傳”，稱“先主備”“後主禪”“吳主權”等，皆不加“帝”字，但記事方法卻仍與曹魏幾個帝王的“本紀”基本相同，均按年敘事。這實際還是把劉漢、孫吳放在與曹魏同等的地位上了。
三、在以“蜀”代“漢”的幌子下儘量保存“漢”國的資料
作為三國鼎立之一的劉漢政權，是以“興復漢室”為立國之基的，這還不僅僅是因為劉漢政權的開創者劉備是漢王朝的遠枝後裔，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劉備是“帝室之胄”這個政治上的有利條件，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在那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時代，就可以居於“正統”的地位，利用相當神聖的皇權去吸引人心，招攬人才，使其成為奪取政權的有力武器。這實際上是劉備集團在當時的形勢下為謀國所能選擇的最佳策略。所以，在三國中最後謀得一塊地盤的劉備集團，是始終抓住“漢”字不放的：先是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奪得巴、蜀、漢中後，自稱“漢中王”；傳聞漢獻帝遇害後，就自立為國，國號就是“漢”。當然，作為當時的其他也有野心的謀國者，尤其是當時已經統一了北方，佔了大半個中國，完全有可能實現全國重新統一的曹魏政權，是深知劉備集團這張牌的厲害的，所以他們始終不承認劉備集團的“漢”國，而蔑稱為“蜀”。
前面說過，陳壽撰寫《三國志》，倘若忠於歷史，承認劉備在西蜀所建立的政權為“漢”，就必然否定曹魏禪代的合法性。曹魏若系篡貳，晉朝的合法性也便成問題，這叫“偽魏即偽晉”。陳壽投鼠忌器，不得不將“敵國之醜稱”的“蜀”字落到國號為“漢”的劉氏政權頭上（曹魏政權歷來就是以“蜀”稱劉氏“漢”政權的，這在《三國志·魏書》中隨處可見），將記載劉氏政權歷史的與“魏書”“吳書”並列的應當稱為“漢書”的那部分改稱為“蜀書”。雖然陳壽在大的環節上不得不無奈地以“蜀”字代替“漢”字，但是細讀《三國志》，可以發現，陳壽在原始資料的記載上是處處保存了劉氏政權為“漢”國的充分依據。
《三國志》從全書來看，表面上是以曹魏為正統，實際上用“互見法”顯示劉備所建政權為“漢”。在《三國志·蜀書》中，陳壽不僅記載了諸葛亮等人建議“漢”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劉備“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因此仍應定國號為“漢”；而且全文保留了劉備即漢中王和皇帝位時的告天地之文，其中的“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和“漢有天下，歷數無疆……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後，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劉）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劉）備惟否德，懼忝帝位……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 （劉）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阼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3]等語，充分表明劉氏政權是紹繼兩漢政權的。這即是說，陳壽至少在《三國志·蜀書》中是以“漢”為正統的。
四、對陳壽的良苦“匠心”應多理解少苛責
魏晉以來許多史書寫得蕪雜，“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而《三國志》敘事簡潔，用詞精練，取材也審慎，不鋪陳堆砌，所以一問世就得到好評。魏晉時期士大夫中間流行品評人物的風氣，《三國志》對此有所反映。而書中對人物的評論既表現了人物的特點和地位，又塑造了人物的個性和才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如稱曹操是“人傑”“命世之才”“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4]；稱劉備是“英雄”，“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機權幹略，不逮魏武” [5]；稱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 [6]；稱諸葛亮是“臥龍” [7]，等等。人們稱讚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8]。當時諳練魏事、正在著《魏書》的夏侯湛見到陳壽的書後，“便壞己書而罷”。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也說：“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悅）、張（華）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可見，陳壽是可以與司馬遷、班固相媲美的。
但是，歷史上也有一些人，對陳壽在十分特殊的環境下撰寫《三國志》所承受的困難以及不得不採取巧妙“匠心”以應對的情況缺乏認識，對《三國志》做出了一些不恰當的批評。如：責難《三國志》以魏為正統，帝魏不帝蜀；指責《三國志》曲筆太多，迴護過甚；說陳壽對歷史人物評價有時不公。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確實以魏為正統。陳壽如果硬要去偽魏，那豈不就是偽晉嗎？那麼《三國志》也就不會像後來那樣得以公開並流傳千古了。陳壽能夠在以“蜀”代“漢”的幌子下儘可能地保存所有“漢”國的資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後來有些史家，一反陳壽做法，撰寫三國時期的史書以劉漢為正統、以曹魏為篡逆，即帝蜀而偽魏。其實，這和他們所處的政治形勢有關。也就是說，在他們那個時代，例如在南宋時，帝蜀偽魏才符合封建統治的需要，如果史家要帝魏同樣行不通。今天我們當然也沒有必要以此去苛求歷史人物了。
至於《三國志》的曲筆、迴護，的確存在。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就專門列出《三國志多回護》一篇，對陳壽的迴護進行了批評。如：齊王曹芳之被廢，完全由於司馬師的策劃，事前太后一無所知，但《齊王芳紀》反說太后之令，因齊王無道不孝，所以應被廢；對曹魏、劉漢之間的戰爭，凡曹魏取勝者則大書特書，而劉漢勝魏卻十分簡略。這說明陳壽在《三國志》裡確實替魏、晉統治者隱惡揚善，沒能完全做到據實直書。這當然也是當時政治環境使然。如果陳壽過多地去暴露魏、晉統治者的“惡”和“醜”，當時的統治者還會認可他的書嗎！《三國志》雖有不直書的問題，但就整體而言，是堪稱良史的，其瑕並不足以掩瑜。
《晉書·陳壽列傳》以諸葛亮為例指責陳壽對歷史人物評價不公，稱其原因是諸葛亮斬馬謖時，陳壽父親受牽連而坐罪，陳壽便心懷私怨有意貶抑諸葛亮。其實，陳壽對諸葛亮是極為稱讚和敬佩的。在《三國志》諸人物傳記中，寫得最好最傳神的就是諸葛亮和曹操。當代學者易中天先生在央視百家講壇“品三國”轟動一時。他實際上就是依據《三國志》中的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物傳記展開品評的。在《諸葛亮傳》中，陳壽不僅借司馬懿之口肯定諸葛亮為“天下奇才”，還多次直接褒評諸葛亮的才識與功業，如說“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在傳後更評論諸葛亮“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所以“終於邦域之內，威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這就是說諸葛亮因刑賞出於公心，從不徇私情，所以深得民心。至於批評諸葛亮“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9]，乃因諸葛亮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才能遠遠高於軍事方面的才能，相對而言，將略自不算諸葛亮的特長。此外，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所記，陳壽還編有《諸葛亮集》24卷，足證陳壽對諸葛亮是非常尊崇的。
事實上，陳壽在當時因“秉筆直書”而得罪了很多權貴。陳壽在晚年屢次被貶，在仕途中始終鬱郁而不得志。公元297年，65歲的陳壽沒能趕回老家南充便病死在都城洛陽。由此可見，作為“良史”的陳壽，因為對三國曆史客觀的記載，是飽受坎坷的。因此，我們對陳壽及其他所撰寫的《三國志》，確實應該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責。
歷史總是公正的。陳壽的《三國志》在1700年後不僅被中國人奉為經典，更進而影響著世界。《三國志》中所表現的智慧與謀略現今被世界各國的人們廣泛應用在政治、軍事、商業等各個領域。同時，《三國志》還被改編成小說、戲劇、電影甚至漫畫與電子遊戲，從而得以廣泛地傳播。人們說，《三國志》是展現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最壯美的篇章，這其中所包含著的便是對陳壽撰寫《三國志》時的匠心的充分肯定。
註釋：
[1] [8]唐·房玄齡等：《晉書·陳壽列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
[2]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紀第一至第四，中華書局，1999年版。
[3] [5]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
[4]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99年版。
[6]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
[7][9]晉·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