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最為傳奇的開拓者，幹了三件神乎其神的大事，至今仍廣為流傳。
第一件事，90年代用罐頭換了5架俄羅斯飛機，賺了1.6億。第二件事，上世紀末花了一兩個億開發西伯利亞，建立滿洲里最大通商口岸。第三件事，提議炸喜馬拉雅山，想讓大西北變江南。
在當時市場經濟的規則、政策、法律都不健全的環境下，牟其中入了三次獄。2016年第三次出獄後，75歲的他又開始創業，表示要再幹20年。一代先鋒，風霜上鬢，滿身豪情，寶刀未老。
90年代換飛機，賺了1.6億
潘石屹：牟老，在這一代企業家裡面，我心目中最傳奇的人就是你了，最早聽到你的故事，就是用罐頭換飛機。當時是怎樣的想法和經歷？
牟其中：我要求四川航空委託我買飛機。90年代川航沒錢買飛機，它跟我一樣，只有一張營業執照，出差費都不付。
那個年代，飛機、發衛星都是俄羅斯干的。我們中國民營企業那麼小，怎麼幹得起來呢？
因為整個俄羅斯動盪，輕工業也不行。他老資本家全死完了，只知道產品不知道商品，從來不知道商品有價值。而1991年大積壓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什麼都賣不出去。
危機是一個非常好的事，物極必反。只要產生危機，就一定會產生機會。我們就和俄羅斯定合同，寫清楚我用多少東西換你多少飛機。
合同裡邊關鍵一條，我們倆同時發貨。他有四架飛機，還有一架飛機的零部件，從莫斯科發貨。他派個工程組在這監督我們，我們派個工程組在那看著發飛機。
搞飛機以前，我跟北京市工商銀行談好了，說有一架飛機要抵押給它。產權證一提下來，我拿去給北京工行，貸出來六千萬。
開往俄羅斯的第一趟專列，發的是熱水壺瓶膽。俄羅斯沒有瓶膽，他們從來沒見這個東西。
俄羅斯的飛機飛過來，落地只要八小時，我的貨發了五年。 因為那時候，全國每個月開往蘇聯的貨運專列只有40列。我無論怎麼走後門，請人吃飯，送錢、送禮，能夠給我們安排一個專列就不得了了。
我們就不停地發，按照合同來執行，竭盡全力，發完就是一架飛機。什麼東西都發，一般都是吃的穿的。罐頭也有。
我們在發貨換飛機的時候，王石剛開始在深圳做貿易公司，還不認識我們。可能公司有一人碰見王石了，找他買了罐頭。王石說發了20頭牛肉，說的就是這個東西。當時錢也是我付給王石的。後來他開玩笑說，老牟你啊，為什麼要延期三個月才付給我。
為了換飛機，我發貨發了五年。我這都延期五年了。評估報告上寫的，換飛機這事，賺了1.6個億，公安部搞的調查（評估）。
潘石屹：第一次把你抓起來的罪名是什麼？
牟其中：我第一次被關起來，是因為反革命罪。
當時我們寫了篇文章，叫
《中國向何處去》，得出了今天仍感到驕傲的結論：中國的出路在於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現在看真不得了。1975年發表完這篇文章，我被抓到監獄裡面去。總共七個人給判了死刑，上了佈告，準備槍斃了。
然後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央立刻派了一個工作組，直接從北京趕到關押我的地方，把我放了出來。我們感激三中全會。
放我的時候，工作組傳達了中央的話，希望我們這幾個年輕人，在新長征中再立新功。他們要求我建立中國第一個民營企業，私營企業。
1980年，萬縣市工商局規規矩矩地發給我一張營業執照，是法人執照，不是個體戶。
我立馬把家裡的縫紉機賣了，賣了300塊錢，開始實驗。
炸喜馬拉雅，我請來了聯合國副秘書長
潘石屹：您曾經說是要把喜馬拉雅山炸個口子，這個事情我估計就是個想法。可是通過電影，大家都知道了。
牟其中：這個事我不能夠貪天功為己有，不是我發明的。這是個猶太科學家發現的，說在喜馬拉雅山炸個洞，把印度洋暖流引進中國，整個大西北會變江南。
外邊把一個非常嚴肅的科學問題搞錯了。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還是一個非常缺水的國家，仍然如此，到處找水，很多問題。
當時我跑遍全國，看見很多土地逐漸沙化，翻到這個說法，覺得很有道理。那我真的就下了功夫，把中國所有的水利專家幾乎都請來了，包括胡德平。還有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朝鑄。
為什麼和他發生聯繫呢？因為研究過程當中，牽涉國際合作的問題。他是當時聯合國副秘書長，管水這一方面，也把他請來了。
那是工程技術問題，他們怎麼解決我不知道，請到幾十位專家就幹這個事。當時他們窮得不得了，工資幾十塊錢，一百塊錢。我給他們發紅包，開一次會三百塊錢。
最後我被抓起來了，又把我抓起來，就沒幹成。所以這樣一個稀奇古怪的想法，被扭曲成騙錢。
潘石屹：牟老，就是您做了這幾件大事之後，還要開發滿洲里，我記得這個事情，當時好像也是議論紛紛的。
牟其中：經過長期研究，我覺得我們國家的開放競爭還有缺陷，就沿海開放，沒有沿邊開放。我在1989年寫了一份報告，叫《歷史的機會和我們的選擇》，我選擇了滿洲里。
美國有錢，中國有需求和勞動力，俄羅斯西伯利亞，有全世界最豐富的資源。西伯利亞有27種自然資源是全世界第一位的。全世界第一位的不是非洲，是西伯利亞。
整個西伯利亞冰天雪地，1993年我南下在滿洲里開了個不凍港，總之
花了一兩個億，到今天為止還是那最大的工作口岸，十四條通道。我現在仍然堅持認為，滿洲里是中美俄三國曆史發展的焦點。開發西伯利亞，現在我還在幹這個事。
入獄時，我遺囑都寫好了
潘石屹：要炸喜馬拉雅的時候，又被抓起來了？第二次抓起來是什麼原因？
牟其中：一個民營企業要搞飛機，要搞衛星，搞這些東西，還得了？我只想著發展，就產生了衝突。工商局長、稅務局長、銀行行長、工作組輪流來調查，調查完了，找不到問題。
他們找不到我經濟問題，就派政治保衛科把我給抓了。把牟其中抓起來，一次不行，還得抓第二次。
審問我的那個人，武漢公安局經偵隊的，很同情我，說牟其中“做飛機給你帶來成就，也給你惹來了牢獄之災的大禍”。
他說我不該搞飛機，賣一點麵湯，賣點果汁，誰也不會惹我，就活下去了。
但是把我殺了又怎麼樣？第一次要殺我的時候，我遺囑都寫了。用一句詩來講，“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要說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是誰，只有一個人，鄧小平。因為鄧小平他完全可以不幹改革開放這個事。
他一個常委，可以像很多領導同志一樣頤養天年，但他要去幹這個事。
我在牢裡想好了母親的墓誌銘
潘石屹：那第三次被抓是什麼情況？
牟其中：信用證詐騙罪。這三次被關將近十九年，只差三個月就十九年。第三次像拼命一樣。
在監獄裡邊我只有一個事，天天向領導要求運動，天天跑樓梯，一天跑六七千米。
我在牢裡訂了二十多種報刊，在上海一本經濟雜誌上，見過劉鶴寫的文章，現在的副總理劉鶴。
因為他研究經濟學，那文章非常到位，非常準確。歷史上重大的經濟理論，都誕生於重大的經濟危機之後。中國要在短短的幾十年追趕上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史腳步，完全是來源於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文化革命把我們幾百年的那些陋習推向了極端，物極必反。事情到了終點，一定會向另外一個方向轉化，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我每天看200萬字，一天寫3萬字，還在監獄裡建了一個實驗室，買了十幾臺電腦，把湖北省服刑裡學過計算機的全調來了，搞32顆衛星，就是GPS。現在還在搞這個事。監獄也把警察裡學過計算機的，全調來管我們。
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想出來，一天到晚跑樓梯，在牢裡邊保命。
中華民族一定要強大起來，在世界民族中再次引領潮流，這是支撐我的精神支柱，我要幹這個事。因為歷史既然把這個機會交給我了，我就不能因為個人的利害得失，榮辱禍福，違背良心。
後來我從牢裡邊出來，第一個事情就是重新修我母親的墓碑，不要耽誤。她1991年去世，葬在萬縣。
我母親的墓誌銘是我寫的，在牢裡邊想好了的——“這裡通向世界。”這裡通向世界，從這裡我開始了。
我父親是商會會長，跟陳毅朱德熟
潘石屹：你的這種使命感，偉大的理想，有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吧？這一代人受這個影響出來的。還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事情？
牟其中：因為我喜歡讀書。讀書以後我老感覺中國受到壓迫。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是一個人，受壓迫我受得了嗎？
我家裡面也有影響。我父親叫牟品三，他是萬縣商會會長。
當時陳毅、朱德全在那，動員當地軍閥楊森到廣州去參加國民革命軍。陳毅四川人，朱德也四川人，我父親跟他們熟。
沒想到開進長江的英國軍艦，把楊森運軍餉的木船給搞翻了。楊森是軍閥，什麼都不怕，跟英國人打起來了，他敢打。後面英軍炮轟萬縣，就是歷史上的九五事件。
據說當時鬧啊吵啊談判，最後英國居然屈服了，賠了很多錢。萬縣現在標誌性建築，都是拿那錢修的。西山公園，全是那個錢修的。
我父親在家裡邊老跟我講這個故事，告訴我中國是怎麼把英國人打敗的。他說他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幹這個事。
所以我具有一種使命感。學了馬克思主義，我知道怎麼能把經濟搞起來。中國就缺市場經濟，什麼都好，就缺這個東西。
我說我來搞，我不要命，要槍斃我，我不怕，槍斃算了。
評價褚時健：
企業家應該警惕“59歲現象”
潘石屹：褚時健，這是我們特別尊敬的一個人，前一段時間去世了。你們都是中國第一代的企業家，開拓了這個局面，而且他也在監獄裡待過。你怎麼評價他呢？
牟其中：我認為都是一樣的。褚時健也坐過牢。這是那個時代，必然產生的現象，所以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對他很瞭解，因為我倆是同一個律師。當時我不請律師，沒必要。那個律師自己跑來給我辯護。所以我對褚時健這個事情很瞭解。
他是59現象。59歲出現那個事，100多萬美元，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對整個社會也是。法律絕對不能容忍的，沒誰錯。現在也是一樣，絕對不能容忍這個事，對他來講是必然的。
所以我就把它歸結為一種時代現象。只是他沒有想得開。他沒辦法只有認罪，認罪了就把他放了，安排得很好。馬律師告訴我很多事，整個稅收怎麼安排，怎麼把所有工人養活了，對他很好、很好、很好。
他才九十歲就去世了。其實他沒關多長時間，只關了三年時間，但是他可能不像我這樣注意保養。他不讓我跑步，跑樓梯，我就一層層爬。運動以後消耗很大，他就整天讓我吃好，有點病叫我去住院，一天到晚叫我去治療。我覺得我們任重而道遠，必須保養，必須解決問題。
這樣的時代有這樣一個人
有這樣一個人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潘石屹：感覺你是一個永遠放眼未來的人，都看得很大，回頭看你自己的話，你覺得最後悔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牟其中：我從不後悔，對自己的評價，我說一句話一首詩來形容。我這個人雖然不怎麼樣，但是郭沫若的詩可以準確地表達我這一生——這樣的時代有這樣一個人，有這樣一個人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這一切，哪有什麼好的、什麼壞的，都是用現在的評價去回首往事。很多成功，很多失敗，其實都在進程中。一切都像時代的反映。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需求，就是我們如何走完最後一公里，如何使中華民族站起來，就最後一公里。如果再搞個十年二十年，我認為就站起來了。可是因為這個十年、二十年要做出很多犧牲，還有很多委屈，可能還有很多事要我們做。
別人想這個事不能做，我還是會去做。
你說這個時代很難，的確很難。我現在回看過去，深刻領會到鄧小平講的，改革也是一次革命。
當時不能理解，比如說殺出一條血路也是一次革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在短短几十年之內，把我們祖先幾百年的遺憾彌補上來，
需要我們這代人超常規的付出。一切苦難也好、歡樂也好，都源於當時工業革命沒在中國發生。一場深刻的生產力變革，當時沒在中國發生。所以一個優秀的民族、一個古老的民族落後了。
但我們這個民族有自強不息的傳統，不甘落後。所以現在我們要在幾十年的時間內，追上這兩三百年，得累死。本來是馬拉松的事，要用百米的速度去跑馬拉松，得累死人。
而我們為活下來感到慶幸。
我還可以幹段時間，20年沒問題
潘石屹：經歷了這麼多事情，除了關心中國政治、改革這些事情，你現在有沒有一些別的想法？
牟其中：現在我還是天天關心宏觀的事情，非常關心政治。一個時代最應該有人關心這些事。我很愛我們的國家。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差距太大。以前土地是資本，現在貨幣是資本，未來智慧才是資本。人最寶貴的是智慧。什麼叫智慧呢？就是創造一種新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就像貨幣代替了土地一樣，人的智慧會帶來資本。新的資本市場正在形成，貧富差距自然就可以解決。我的餘生還要幹這個，我還可以幹段時間，20年沒問題。
我現在要告誡很多企業家，不要天天一門心思賺多少錢，一點意思沒有。所謂賺了多少錢，就是個數字。我真的認為錢對企業家來講沒意思。
“家有良田萬頃，日食不過一升。家有大廈千間，夜宿不過八尺。”就是一張床，一碗飯，其他都沒用。
我讀歷史經常扼腕嘆息。那麼好的一個國家，那麼源遠流長的文化，為什麼不到三四百年的時間就衰落了。比如宋代非常好，商業發展了挺多年。在宋代中國已經具有數字管理的歷史條件了，就是拐了個彎，被遼代、元代那些少數民族摧毀了。摧毀以後又來一個農民執政。朱元璋行海禁，不讓我們下海。所以這事下來，一個偉大的民族，在西方文明面前趴下來了。
我們知道這個事，不惜把這個事扭轉過來。這個時代好不容易碰見了機會，碰見了鄧小平。
我在達沃斯講話。有人問了我一個問題，問我如何評價這個時代。我說我非常高興非常欣慰，能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他自己追問我，為什麼這個時代這麼美好，好得不得了？他剛瞭解了我的經歷，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想想，第一次是馬上就要被槍斃，遺囑都寫好了，最後沒死。第二次，又把我抓起來了，抓起來是很難受的事，但是至少比槍斃了好。
為什麼中國能進步呢？因為我們身上有自豪感和使命感。一個殖民地國家，一個積貧的民族，突然要站起來，要強大起來。這在我們世界觀形成的時候，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看得清清楚楚，中國一定會重現歷史上的輝煌，肯定會的。
就像鐘擺一樣，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搖擺，但時間在前進。在左右搖擺中，時間在前進，中國還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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