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帖木耳墓之谜

编者按:此文发表于2012年11月,载体为新浪博客“心雨部落”。此番重新发表于:头条。


秋收后的农田里,依稀可以看到残缺的一块墓碑。一折两半,一半还竖立,一半已经倒向北。经过本人仔细辨认,内容如下:文物古迹、保护标志。

碑上文字为:帖木耳墓。帖木耳墓现存三塚,按照墓幢所地,建于元至正七年。墓前石兽雕刻精美,是稀有文物,应一律认真保护,严禁破坏,如有墓地范围内兴工动土时,须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忻定县人民委员会。公元一九五九年*月二十日。


山西忻州帖木耳墓之谜


山西忻州帖木耳墓之谜


这段残碑,我于1979年上高二时,由高中历史老师薛喜旺带着我们同学们徒步10华里前去看过。此次再看,一别已经30多年了。然,墓地不见了,两旁的陪葬石羊、石马不见了,雕刻精美的石兽已经不见了。那个石龟背负的巨碑特不见了。断碑附近有的是一大片开挖遗迹,被盗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情。此碑是经当年的地方政府批准保护的,可见重要程度。

而断碑告诉人们,在那个文革年代被毁。现存忻州忻府区温村乡田家窑村干渠东10米,在当年兴修水利之际,竟毫发未殇。而如今竟落到如此下场?

薛老师在现场曾经说过:老师手头资料不多,无法查证帖木耳是谁,你们长大以后,或许有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希望你们解开这个迷。我不才,没有学成。只是对老师当年这句话耿耿于怀,这或许就是老师影响学生一生成长之所在。这30年来,我回老家,不路经此地,需要绕行一公里。每次经过都会想起老师的教导。此次再回眸,也缘于这个因素。

而,此情此景。我不禁为忻州对重要文物的保护程度不及建国初期而汗颜。真的--不敢恭维。简直是可悲。忻州文物部门的领导,你们在吃干饭?

多少年来,没有多少人知道谁是帖木耳,也没有那个部门告诉人们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在网上查知:有的地方写的是帖木儿,还有的是扩廓贴木儿、阿喇帖木耳、帖睦尔、脱帖木耳。

此墓主帖木耳,去世于元至正七年,也就是1347年。但是,上述的帖木儿比本文提及的帖木耳至少迟了好多年。误处在哪里?

我还了解到。作为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一个帖木儿墓塔,位于阳曲县杨兴乡史家庄村。有石塔一,砖塔二11米。石塔为元大德九年武德将军云南腾冲路达鲁花赤也先帖木儿及兄弟为纪念其父所建,平面呈八角形。南向东西二角建砖塔二座,东塔建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为也先帖木儿墓塔,西塔建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为其弟拜延帖木儿墓塔。二塔形制相同,均为六角三层,二层南向镌墓主名及建塔题记,各层迭涩后砖磨斗拱成单翘或双翘出檐,有塔刹,保存较好。也有人说:碑为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所刻。碑通体青石,趺座至碑额,总高为3.87米,螭首雕刻颇具气势,座侧颇为写实,碑文由元中书省左右司西吏盂州吏目李韵所撰。有博友称:帝王帖木儿和史家庄三塔无关。帖木儿大概也许是蒙古话里的人名,叫帖木儿的一定不少,又搜索阳曲帖木儿三塔得知,原来,史家庄村在七八百年前元代的时候出过一个武德将军,在云南做官,叫什么也先帖木儿,汉名史彦昌,中间矮点的石塔是他给他父亲史仲显建的墓塔,东塔是他的墓塔,西塔是他的弟弟拜延帖木儿的墓塔。

我不知道两者之间有没有瓜葛。


山西忻州帖木耳墓之谜


帖木耳何许人也?14世纪中期,蒙古察合台汗国因内讧分为东西两部,出生于元朝末年的突厥巴鲁剌思部的驸马帖木儿被西部贵族拥立为古儿汗,不久,他起兵击败东部的亦里牙思火者,据有了广大地区,定都撒马儿罕,成为当时中亚的强国,史称帖木耳帝国。

起初,帖木儿向明朝纳贡。1387年9月,曾贡马15匹、骆驼2匹,1395年,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率1500余人出使撒马儿罕,谁知帖木儿突然翻脸,扣留使者,发兵击败东察合台汗国,占领阿力麻里。1402年,贴木耳转兵西进,1402年安卡拉一战,大败当时令欧洲闻风色变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生俘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威震欧亚。他的帝国包括整个中东和从印度河到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大约21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1404年,帖木耳率领中亚各部族的联军号称80万,大举东进,准备征服明朝,不料次年初,帖木耳在途中病死,帖木耳帝国就此瓦解。

帖木儿在病死葬在何处?历史上帖木儿(1336 ~1405.2)决定远征中国时,已经有了一张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按照他自己挑选的线路,他的骑兵从于阗到北京需要走161天。在突厥斯坦和甘肃、陕西行军,最大的挑战是水源匮乏。军用地图上面标有所有重要的水源,但它们依然难以供应他的大军。因此帖木儿决定:自己先率20万精兵东征,并留一部分士兵沿路屯田,此后从中亚逐年调援兵。兵力不是问题,他的印度之战动用了80万军队,俄罗斯之战30万,土耳其之战超过50万。何况“元时回回遍天下”,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四川等地的穆斯林和蒙古人也都是潜在的兵源。


为了防止远征计划的机密泄漏,1404年冬天,所有外国人都被勒令离开撒马尔罕,其中也包括克拉维约大使。虽然如此,但通过分析帖木儿此前的一些言行,我们还是可以猜测出他的大致进军计划:若初期的外交、间谍和军事行动都不顺利,就实行缓策,夺取蒙古斯坦,等待援军,再图攻明;中策,占领蒙古斯坦,直入河西走廊,夺取关中地区,先巩固陕甘宁,再等援军,徐图中原;急策,若北元和蒙古斯坦积极配合,明军又不堪一击,就沿黄河长驱东进,截断大运河,与北元围攻北京城。黄河流域已定,再图江淮,因为那里河流纵横,不适合他的重骑兵运动。要找个中国青年(最好是穆斯林),宣传他是出逃的朱允炆,立他为中国皇帝(当然是傀儡),以与朱棣对抗。此外,还要积极策反明军中的蒙古族、回族、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对朱棣不满)这三类人。


明帝国虽然努力学习唐朝制度,但依然继承了很多宋朝弊政,军队内重外轻就是一大问题。洪武二十六年,把全国划分为17个“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即军区):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云南、贵州、大宁、万全都司,以及后改设的北平行都司、陕西行都司、福建行都司、山西行都司、中都留守司等。如果帖木儿来犯,能够及时进行有效抵抗的,只有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两个军区。明边军实行卫所制,“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

综上所述,帖木儿要对付的明军一线兵力共计27卫5所,满额总兵力约15万5千人。二线兵力为山西、河南、四川都司,山西都司7卫5所,河南都司12卫6所,四川都司14卫3所,共计33卫14所,满额总兵力约20万人。其余部队距离太远,很难在半年内赶赴陕西、甘肃前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字均为理论最大值,而且我把所有的“所”都视为千户所,而没有考虑百户所的情况。明末兵力往往不及满额兵力的三分之一,“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明初的情况应当好很多,但问题依然存在,且一般性伤病、换防、屯田造成的减员势所难免。另一方面,帖木儿的20万军队数字可能也有夸大,但以其国力看,不会夸大太多,此后的援军估计也不会少于此数。估计双方的一线和二线战斗人员都应该略多于10万人,帖木儿可以在蒙古斯坦临时征兵,明朝也可以在陕甘宁当地临时征兵。论士兵数量,没有哪方占据绝对优势。明军占有防御地利,帖木儿也以擅长攻坚闻名。从纯军事角度看,双方的实力属于同一个档次。当然,帖木儿的部队都是跟他连打了8年仗的百战之余,战斗经验肯定强于明军,可能还是会占据上风。


据当时在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回忆,帖木儿自古出兵,后勤工作从未做得如此次这般扎实,真是粮积若山,马羊成海。公元1404年11月27日,他率军离开撒马尔罕,踏上了“中国圣战”之旅。在冬季翻越白雪茫茫的天水固然辛苦,,但总比忍受塔里木盆地的酷夏要舒服一些。


直到1405年初,帖木儿大军到达吐鲁番,明帝国才发觉可能要出事。没有人知道哈里•苏丹是打算就此止步,还是南攻嘉峪关,或东走居延海。总之“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宋晟是朱元璋开国时的老将,曾在江西、广西等地作战,后来“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朱棣对他极为信任和欣赏,“进后军左都督,拜平羌将军……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

都督,拜平羌将军……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

撇去缺乏良将劲卒不谈,明朝此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是信息不灵,对帖木儿来袭缺乏准备;二是内部潜在叛徒颇多。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即中亚人)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

众所周知,甘、凉军士中回族、蒙古族多,尤其是穆斯林多,此次事件显然与前一年帖木儿东征有关。他们既能私送回回行贾京师者出境,还敢“泄漏边务”,当然更会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由此看来,由这些人把守的嘉峪关想顶住帖木儿军的攻势,无异于天方夜谈。

话在返回来讲,如果帖木儿在进军过程中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非常有可能消灭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一举占领陕、甘、宁三省。这时明军主力,即朱棣率领的嫡系部队,应该还来得及赶到河南,与之展开决战。在中国腹地与帖木儿决战,胜败还不一定。帖木儿已经近70的人了,朱棣还年富力强,熬下去的话,帖木儿一死,他的儿孙都是成不了气候的,所以,一开始帖木儿军可能会取得一些胜利,战争持续下去,就有利于明军。连帖木儿也哀叹自己没有成吉思汗的福气,虽然百战百胜,但总得自己亲自出马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吞并了伊儿汗国、制服了钦察汗国的贴木儿,在战胜奥斯曼帝国之后,野心彭涨,竟准备要征服明朝。永乐二年,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来攻明,在中途病死,帝国大军返回。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在永乐五年恢复和明朝的朝贡关系。明成祖亦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他的棺材上刻着一段“生前,我要统治世界,现在我死了,我要让全世界颤抖!”

铁木耳,仅仅是字,如同我们只知道忽必烈一样,不知道孛尔只斤·忽必烈才是全名全姓。但是我们知道孛尔只斤·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汉名史彦昌。孛尔只斤氏·也先帖木儿的儿子孛尔只斤氏·和克齐在元朝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世袭父亲的封号,出任云南王,后来又改封为营王,其女儿奉旨嫁给了蒙古高丽国沈王。

有意思的是:在忻州这片苦地方,曾经真真实实上演了两个帖木儿拼火的故事。战功显赫镇守太原的察罕帖木儿,对年少气盛镇守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内心不服。朝廷为避免双方发生摩擦,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忻州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孛罗帖木儿遣兵自石岭关围攻察罕帖木儿兵所守之冀宁,旋又退屯交城。十月,朝廷又命孛罗帖木儿守冀宁,孛罗派其将保保、殷兴祖、高脱因欲进城,冀宁守将不纳。察罕帖木儿派其将白琐住、陈秉直以兵来争,被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打败。二十一年正月,顺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儿、参政七十前往劝谕,孛罗帖木儿遂罢兵回到原驻地。但双方结怨已经很深,和解是不可能的。

有史记载: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红巾军中路军在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下已经逾过太行山,攻入山西。连续攻克陵川、高平、潞州,但是在进攻冀宁路(今山西太原)时,为察罕帖木儿派来的兵马击败,不得不退出山西。

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红巾军中路军分两路再次攻入山西,连陷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冀宁路(今山西太原)、雁门(今山西代县东北)、代州(今山西代县)等地。元政府在山西的统治面临倾覆。

察罕帖木儿被刺后,朝野为之震动。命其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争夺山西和河北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孛罗贴木儿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攻入大都,太子流亡到王保保的属地太原。二十五年,皇太子领军进攻京师,孛罗贴木儿战败,被元顺帝密遣人刺杀。

察罕帖木儿在山西征战时,博主所叙的帖木儿已经去世10年了。有没有可能将元至正十七年写成了七年?碑文记载有误?

有史料记载:扩廊帖木儿于一三六八年冬出师太原,被明帝国大将徐达、常遇春击败于大同、忻州(今山西忻县)等地。最有可能的就是扩廊帖木儿。但是,此帖木儿比墓中的帖木儿至少迟到忻州20年。

上面这两个帖木儿是墓主人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


还有史料记载:冬十月甲辰朔,貊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漷州,遂攻真定。十一月壬午,大明兵取忻州。丙戌,以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知枢密院事完者帖木兒,平章政事伯颜帖木兒、帖林沙并知抚军院事。而忻州时称:秀容。秀容城就在奇村与辛庄之间,离帖木儿墓仅仅3公里。不知道此墓埋的究竟是上面的那个帖木儿。

千古之谜就在于:至正七年即1347年(洪武元年是1367年)。在墓主人被埋之际,称大帝的帖木儿才仅仅11岁。


或许我可以妄推:此墓主人帖木耳就是忽必烈的一个儿子,也就是上述其他所有帖木儿的祖先?或许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外族人的名字。如果是后者,墓地原来存在的规格又何其高等级呢?

帖木儿,另外两个墓地在那里?为什么墓地搞三处?如果战死在外的话,衣冠墓一般在故乡,那么远离帖木儿故乡的忻州必是身骨之墓。

卒于元至正7年,即1347年的墓主人究竟是谁?最近阅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查知: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被蔑儿乞部人伯颜,尤其是燕铁木儿所左右。作为争夺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帝国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赐予蒙古人的荣誉称号答剌罕和汉人的最高勋号太师。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并且在图帖睦尔在位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居独相地位,还兼任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调宫相府事、奎章阁大学士等职。这样,燕铁木儿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和文化事业的所有权力。在实际控制权力之后,图帖睦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即儒化氛围。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图帖睦尔可能是最博学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和艺术爱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怀王时,身边就有很多著名的汉人文学家和艺术家。图帖睦尔据说有极好的汉文和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皇帝,图帖睦尔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和倡导汉文化价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图帖睦尔派遣官员前往曲阜代祀孔子,第二年又加封儒学先贤封号。 1330年,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为发扬儒家道德,宫廷每年都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

为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1330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汉人和南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同时,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和色目官员在1329年准许按汉人习俗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对前一年也孙铁木儿颁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名的规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欢贴睦尔重申,并将汉人的行丧习俗推广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实行。

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其职能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和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孙和年轻怯薛成员,收集、校正和编辑书籍,对皇室所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定和分类。先后在学士院任职的113名官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汉族士人,包括学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许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欧阳玄(1283—1357年)、苏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此外,还有当时最杰出的汉化蒙古和色目学者: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汪古学者兼政治家赵世延,克烈部诗人阿荣(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书法家巙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年轻的伯牙乌部进士、才华横溢的蒙古士人泰不华(1304—1352年)。上列诸人无疑是各族学者和艺术精华的代表,在元代各个机构中各族学者任职可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我注意到,在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时期,人员交流频繁、官员交叉任职情况较多。其中的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卒年正好与忻州帖木儿墓志时间相符。铁木儿与帖木儿的区别仅仅在于同音不同字。可能与忻州当地方言发音有关。

据此可以认定:墓主人就是交流于中原山西忻州的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除他,还有谁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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