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接觸到一個有趣的概念，叫
People from Somewhere 和 People from Anywhere。所謂 People from Somewhere （下文簡稱為 Somewhere People），即來自某個特定地方（Somewhere）的人。之所以強調這個「Somewhere」，是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Identity）主要是通過對這個地方的歸屬感以及與這個地方的人的牽絆所構建的。
Somewhere People 對他們所處的社群（Community）、對他們身邊的人有一種很深的依戀，因此對於自己來自哪裡、祖輩的根基在哪有一種很強的執念。
而與之相對，People from Anywhere （下稱 Anywhere People）直譯的話就是「來自任何地方的人」或「不來自哪裡的人」，他們自我定義的價值排序裡頭，「籍貫」「哪裡人」這種定義方式的位置很低。
原因是，Anywhere People 的身份認同和自我價值並不跟某個地方綁定，而是跟個人成就和社會地位相關聯。他們的價值觀更受自己的人生經歷，而非出身背景所影響。
Anywhere People 的身份認同是向內歸因（achieved identity），而 Somewhere People 則是向外歸因（ascribed identity）。因此相比較之下，Anywhere People 的價值觀體系裡頭，自由、開放、多元化等自由主義價值會排在更前面。
有位叫David Goodhart的英國前記者、作家專門寫了本書聊這個概念。
這本書叫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通往某處之路：民粹主義的叛亂和政治的未來——我瞎翻的），作者想用它來主要解釋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英國的脫歐問題。
David Goodhart 認為，由於 Somewhere People 的身份建立依靠的是外部歸因，他們會更注重歸屬感和安全感，因此他們會更關心軍事、安全以及集體利益等保守向的議題。
與此同時，大城市出身的人獲取機會更容易，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對外部環境依賴性較弱，對「群體歸屬感」常常抱有懷疑的態度，因此更容易成為 Anywhere People。
「內部歸因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發展（fit for anywhere），外部歸因的人往往只適合在特定的地方生存發展。（only fit somewhere in particular.）」David Goodhart認為，因此最終投票支持脫歐的，是人數佔多數的保守人群 —— Somewhere People。
很顯然，在David Goodhart的敘述中，Somewhere People 和 Anywhere People哪個群體更高級，結論呼之欲出。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Hardcover – 17 Mar. 2017
2.
這個話題好像離我們有點遠，但是不是呢？
不是的，我們也有一個名聲不那麼好的 Anywhere People 群體，我們把他們稱為「騎牆派」。
這裡說的「騎牆派」，不涉及任何政治範疇，主要指的是那些長居國外、又捨不得國內好處的華僑華人。（Anywhere People 不一定是騎牆派，騎牆派大概應該都是Anywhere People。）
這裡面有誰呢，比如說中國現在「這個時代很虛偽」身體卻很誠實地不回美國的高曉松，比如宣揚愛國自己卻跑去美國生子的董卿，比如前段時間健身習慣很好卻被罵慘了的「澳裔跑步女」，甚至還有被指「千里投毒」的留學生，其實都能算在所謂的「騎牆派」裡頭。
對於這些騎牆派，普遍的情緒是憤怒：
建設祖國你不在，享受福利你趕回來？你們這些騎牆派，好處全讓你們佔了？
很遺憾的是，雖然讓人火大，但大家確實答對了：兩邊吃兩頭好處都賺，只要有能力，還真就可以這樣。
為什麼？這合理麼？這公平麼？
撇開道德評判先不說，從「理性人/經濟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其實是合理的。
什麼是「理性人」？ 就是假定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通常是人）都是理性的，是精於判斷和計算，因此做出的行為和選擇都是理性的選擇，在經濟活動中所追求的惟一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優化。
當我們批評一件事時，考慮一個問題：如果是你，你會不會也這樣做？
騎牆派沒有違規沒有犯法（偷稅漏稅違法鑽空子另說），合理利用規則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你可以說他們是利己主義者，但誰又不是利己主義者呢？換了你，你也很可能會這樣做。
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做？
一般來說，首先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
3.
為什麼偏中性甚至褒義的「Anywhere People」在中國語境卻變成了貶義？一個原因是：以往在中國，擁有這種能力的人沒這麼多，構成不了一個現象。
在2020年這個時間點，拿國外身份、在國內做生意的太多了，數不勝數；國外留學工作多年，毅然回國發展，又過了幾年再次移居海外的人，我見得也不少，當然也有反過來移居海外生活之後又徹底回國的，各種情況都有。
年輪往前撥個十幾二十年，會有這樣的情形麼？八九十年代、本世紀初的移民就像拿了一張單程票，去了就很少人會走回頭路，很多人甚至寧願洗碗抹地做苦工，都要留下來。
新一代的中國移民，這樣的情況已經很少了，因為「移民」的投資回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不移民收益不見得低，移民收益不見得一定就好），人們更傾向於保持能動性。
總而言之，在加入全球化浪潮近20年後，中國的很多事情都在發生改變，以往只有發達國家國民才具備的一種能力，逐漸被年青一代的中國人所掌握。
這種能力，就叫做：跨國移動能力（mobility）。
David Goodhart 認為，移動能力弱的人，比如一位蘇格蘭的農民，自然會支持脫歐保障自己的權益；但移動能力強的人，比如一位大學生，國籍的歸屬對他來說並不重要，相反開放的環境對他更加有利，因此他會反對脫歐。
全球化進行到現在，人才的跨國流動性已經非常強（逆全球化效應還未顯現）。譬如，對於歐盟國家成員國國民而言，國籍並不礙事，歐盟內哪個國家工作機會好生活水平好，就去哪個國家；對於硅谷外籍碼農來說，如果公司倒閉或者沒拿到簽證，需要擔心麼？不需要，去加拿大或者澳洲找一份IT工作並留下來，是很容易的事情；對於新加坡的一位博士後而言，想前往英國或者美國的大學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只要花點心思總還是有不少選擇的。
英國脫歐
跨國移動能力，取決於教育程度、語言能力、專業技能、個人財力，當然還跟個人意願有關係。隨著中國年輕人能力提升，擁有更高移動能力的人越來越多，中國人在全球範圍內自由遷徙也成為了可能。
「移動能力」放在國內語境可能更好理解：能力越高，越容易在國內不同的城市之間遷徙，追尋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與此同時，你那些留在家鄉的同學朋友因為不移動，人際關係更穩定，個人利益更加與當地綁定，因此在言行、決策之中自然會更加強調個人的屬地屬性。
於是，他們就成為了強調「老鄉」身份的 Somewhere People，而你，則是不在乎出身的 Anywhere People。
4.
回到「騎牆派」話題上，矛盾的本質其實就是 Somewhere People 對 Anywhere People 的不爽。Somewhere People 覺得不公平。
Somewhere people 個人利益與本地綁定，因此言行一定會從更加維護本地利益的角度出發，同時更強調本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以保證權利與義務得相匹配。而 Anywhere People 作為平時不見人、關鍵時候來吃紅利的人，顯然不受歡迎。
應該說這也不是 Anywhere People 的錯，而是社會規則規範並沒有因應新形勢進行調整，導致不公平現象的出現。
但跟大眾的態度不一致的是，最歡迎 Anywhere People 的，或許是各地政府。因為人才具有流動性，才有機會對不同地區做出貢獻——當然這也是雙刃劍、本地人才也可能會被吸引走，但這不就是刺激政府創造良好就業環境、為吸引人才跟別的地區良性競爭的一個動力麼？
短期來說，Anywhere People 可能會有一些負面影響（比如增加防疫成本），但是長期來說不見得就是壞事。中國防疫能力強得到認可，社會經濟穩定的話，當然會吸引更多人迴歸。
「用腳投票」、「良禽擇木而棲」大概說的就是這件事，這也是中國許多地方政府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己、吸引海歸人才的原因。
5.
道理都懂，但為什麼還是會生氣？
大概是因為這種純功利的思維，跟我們儒家文化「仁義禮智信」的做人基本準則是相違背的。
之前都在探討經濟角度，現在來說說道德層面的觀點。
康德說，「自由不是讓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Freedom is not letting you do whatever you wanna but teaching you not to do the things you don't wanna do.）
道德也是一樣。你可以選擇為了自己的利益那樣子做，沒問題，甚至利己主義還可能利於經濟發展；但是如果你為了社會的福祉選擇不那樣子做，那或許就為你的「不作為」賦予了更高的道德價值。
關於道德價值（Moral Worth）的討論N本書都說不完，但是有一點或許大部分人都會接受，就是個人的道德價值常常體現在為維護社會福祉而作出的犧牲精神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疫情期間逆行支援的醫護人員，我們一定會同意：他們是道德最高尚的一群人。
這或許就是哪怕我們都是利己主義者，我們還要談論「愛國行動」，談論「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原因——這不是虛偽，正正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我們才要提倡它、獎勵它，否則它就更加難以被實踐。
所以，對於 Anywhere People 的情緒，是出於道德的，是邏輯自洽的。
Anywhere People 如高曉松，最大的問題不是佔了便宜，而是佔了便宜不止還要批評社會、大談理想主義、佔據道德高點，這就是真正的「虛偽」了。
6.
最後說說自己。
不謙虛地說，就目前而言我是屬於 Anywhere People 的，但是這種能力，會隨著年齡增長、生活狀態以及個人意願發生變化。在某個時刻Anywhere People 就會成為 Somewhere People。
也因此，對 Anywhere People 的不爽，其實不僅僅發生在國內同胞對海外華人身上，在海外華人之間也存在。
上一代老移民很多都成了 Somewhere People，只是這個「Somewhere」不再是中國，而是外國。某種程度上，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回不去（生活而非旅行），為了保持心理上的認知協調，強化自己行為決策的合理性，甚至會比本地人更加「Somewhere」，更加強調自己的地理屬性（經常轉發稱頌本地的文章），同時也更加敏感和防備、更加 Anti-China。
比如我前陣子發了一條朋友圈，吐槽西方輿論環境對華人不友好。有一位在澳洲住了近二十年、平素挺溫和的前輩就懟我：「國內輿論環境不錯，要不要考慮回國發展？」
其實我的意思並不是在抱怨澳洲哪哪不好，只是客觀描述西方輿論環境的一種狀態，畢竟作為華人，無論人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會希望外界對華人的輿論正面一些。
我回他：「哈哈有這種可能，過幾年看看。」
一方面是嗆他，另一方面我說的也是實話。雖然我對目前墨爾本的生活很滿意，但我也知道自己不會一直待在澳洲。如果未來國內有非常好的發展機會，比如讓我去清華北大做教職工作（哈哈哈讓我YY下），why not？我們來澳洲的初衷，不就是為了體驗生活而已。
他隨即酸我：「時不我待，何必委屈自己？」
我怎麼向他解釋我沒有委屈自己呢？歸根到底， Somewhere People 對 Anywhere People，一定會保持某種敏感的警惕。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所謂的「移動」，意味著一種不忠誠、不知足、不知恩圖報，甚至是白眼狼的品質，對「本地」屬性來說是一種「背叛」。
但是我自食其力、合法納稅，澳洲大火捐款，這段疫情也給澳洲醫護人員捐款，大概也算不上「忘恩負義」吧。
所以啊，還是要以矮大緊為戒，做人少說多做，低調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