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治理失败之处亦有很多
祖制不可破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感几千年来国家兴亡、政权更迭。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了杜绝王朝更迭，打造一个铁桶江山，万世王朝。朱元璋令人编制《皇明祖训》、《太祖宝训》等，涵盖的内容很广，大凡从制度法令到机构设置、从守成皇帝的基本言行到百官的行为规范、从后宫的操守到皇室内部君、王之间的关系处理，从树立皇帝的威严到皇室成员所应受到的尊重等等，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维护百姓的利益，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以此为中心建构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祖训中，朱元璋常用“要”、“不可”等类词汇表达其具体要求，并屡屡强调，如有冒犯或意欲改变祖制的臣子，“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反映出其维护祖训的强烈欲望和严酷态度。不难发现，祖训严厉之处，多是朱元璋总结出来的前代之失和他感到不利于后世帝王统治之处。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精明而强干，十分善于吸取前代的历史教训，所以他一方面以自身的能力和观念要求朱家的后世皇帝，另一方面，惩历代王朝之失，最终通过祖制的形式，给后代编制了一张保护网。这张保护网不可谓不严密、不周全，大凡宫中各种身分都有限定，朝中各个重要衙门则使其“彼此颉颃”，互相牵制，“事皆朝廷总之”，以确保皇帝地位“稳当”。对于自己的子孙，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叨絮，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于“祖制”具有强烈的利益目标，缺乏开放的心态，客观上限制了皇帝、官员的随时变通、与时俱进。严守祖训的明代君臣们处处受到祖制的羁绊，用人委以老成，因循旧章，反对任何程度、任何形式的修改和调整，有明一代几乎没有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便是极好的例证。在一些重大问题的争执中，人们总是援引祖制，最终造成固守成例、不敢进取，或走向极端、偏执行事的局面。皇帝、百官皆不能审时度势、因时制宜，不能根据社会的变化进行适度的变通，朝廷上下缺乏生气，致使明朝成为一个进取不足的王朝。
明朝祖制直接导致了整个大明政权二百多年来一直因循守旧，毫无创新，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如一个垂垂老矣的巨人，被满清鲸吞蚕食，不仅国破家亡，更是没有在世界的舞台上为中国人争取到一席之地，满清也很好的继承了这个糟粕，让中国人在近现代上遭受了重大的苦难。
阶级固化
明朝自建立之时，朱元璋为了维护统治，留下军户、匠户、贱籍制度，完全固化了明朝阶层。由于军官和士兵的世袭关系，到后来士兵几乎沦为军官的奴隶。奴隶是麻木而怯懦的，所以中后期卫所士兵的战斗力之低下简直古今罕见。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朝后期家丁制度的诞生。西方传教士说还不如他们殖民地的土著士兵有勇气。匠户不能读书识字，手工艺就不能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所以火器发展到比较高水平时，哪怕仿制，明朝的匠户制度也生产不出来质量合格的武器。阶级的固化直接导致了人们没有进取之心，就算你精才绝艳，天赋异禀还是跳不出自由阶层。虽然短时间内维护了王朝统治，但是对整个大明的伤害是深远的。
当然普通人通过读书进学还是可以跳出自有阶级，但是所占比例实在太低太低，不足为论。
士大夫集团尾大不掉
明初之时士大夫集团势力小的可怜，皇帝朝堂之上说一不二，大权独揽。但自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军事勋贵势力被一扫而空，士大夫集团自次膨胀起来，从此尾大不掉。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但是权利是需要装进笼子里的，自士大夫势力膨胀起来，无人制衡，就开始了腐败和堕落，政治上士大夫把持朝政、宣传上把持舆论、经济上士大夫不论是经商还是地主是不用交税的，他们就像一只只蛀虫啃咬着大明的根基。
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于是，士大夫们在朝堂上互相拆台搞党争，嘴里喊着江山社稷，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更是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明朝官场的饭局：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明末士大夫的作为简直刷新下限。千古忠良钱谦益，头皮甚痒水太凉！（清朝入关后，钱谦益作为东林大佬，士大夫代表投降清廷，其爱妾柳如是因亡国与钱谦益相约跳水自杀，钱谦益称水太凉不跳了，后为高官厚禄称头皮甚痒，于是剃发成为千古汉奸）
党争
明朝的党争其激烈程度对国家的危害可谓前所未有的！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明史》卷 231《顾宪成传》）。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团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传》）。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
东林结党给明朝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深重的历史教训，不少人对东林结党的危害认识不足，而被东林党华丽的词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对其多有追捧和誉美之词。
明朝党争到了后期发展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凡是政敌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政敌反对的我们都支持！没有什么利国利民，没有什么为生民立命，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们背叛了他们的誓言，背叛了他们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朝中肆意争斗，将整个帝国推入深渊！作为帝国的统治阶级以及实际执政者，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应该为明亡担负重大的责任！同样，他们也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藩王制度
明帝国自组建以来，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重大军事威胁，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借鉴历代分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明代藩封制度，并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年(1378)、二十四年(1391)先后将其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于边疆及内地的主要城市。明太祖朱元璋在尊王攘夷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藩王扩土制如果实施成功，游牧民族就无法击破像秦、晋、赵、齐、燕这样的前线尊王攘夷诸侯来实现对中原的征服，岭北行省的游牧民族反而要时刻面对来自诸侯侵夺牧场领土的威胁。这一制度在最初是为了对抗元代残余势力、拱卫王室，所以各藩府类似一种军事组织，有极大的兵权，仅王府护卫就有三千至一万不等。特别是作为明代九边的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为了抵御外族的侵略和反击，更是定期操练，有提兵专制的权利。如庆王就有左、右、中三护卫，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事务，马步军士均让庆王训练，并随时受其调遣。同时，藩王作为宗室对属地的异姓功臣起到了监视、限制的作用。
但自永乐皇帝靖难之后，为防止藩王作乱将藩王圈养起来，藩王自此成为帝国的寄生虫，吸血鬼
朱棣在位期间篡夺藩王体系后，藩王在地方一级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朱元璋最初的目的已经不存在了。除了后期的朱高煦， 汉王之乱外，历代的明太祖和朝皇帝都从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对藩王越来越严格。在此之前，这些藩王人能够定期返回京“述职”。到弘治皇帝到达时，他还没有批准任何藩王人来京。从那以后，直到明朝朝灭亡之前，没有王子来过朝。它还规定，不允许藩王成为官员，不从事商业，不与当地官员交往，甚至不会见王子。
在高压政策下，藩王可以依靠的是朝丁给他们的工资、土地和房地产。他们完全成了统治者的寄生虫。
以上各项制度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其影响深远，给我们带的经验教训也是巨大的，权利必须有所限制，祖制的存在，阶级的固化，限制了人们的创新，使整个国家成为一潭死水，士大夫势力的膨胀，无人制衡，直接导致了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藩王制度更是帝国身躯上的吸血巨兽，在帝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挽救这个帝国的英雄。其兴也勃焉，亡也悲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望诸君共勉！
